“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照金苏区”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20世纪30年代初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区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长征落脚点。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里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     

扭转中国革命危局的中央与陕北“互救”

历经艰险、减员九成的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哈达铺,意外得知陕北红军消息,中共中央果断做出"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决策,为万里长征定下落脚点。毛泽东称此"陕北救了中央"。在吴起镇,惊悉陕北苏区搞极"左""肃反",中共中央火速拨乱反正。被解救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同声称此"中央救了陕北"。这一戏剧性"互救",隐含怎样的历史机缘?如何孕育了革命事业重大拐点?读罢当有感悟。     

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

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中做出了落脚陕北、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地理环境是中共中央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西北地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长征落脚点的抉择及陕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论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与陕北落脚点的选择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从而拯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因此,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与选择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推向一个新阶段,有着极其深远的重大历史意义。然而在一些历史论著中,却给人们一个印象,仿佛红军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或者是遵义会议以后这样决定的;也有另一种论调,认为红军长征开始,“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那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军事计划。”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究竟会师何处

1934年至1935年冬,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由瑞金出发,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战略转移,到达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胜利地与陕北红军会师。两军的会合,标志着长征这一伟大历程的胜利和敌     

红军二、六军团长征纪略

长征是若干个战略转移的组合。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一样，转移目标并非一开始就选定在陕北。肖克同志说，二、六军团“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户因此，红二、六军团长征五后到达陕北，与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不是先有明确的转移目标，而是依据当时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和整个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断放弃原有打算，一步一步地转移，最后胜利到达陕北的。一、撤离苏区，转移石、镇、黄由于王明“左”…     

第一次见到红军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根据地,与陕北红军和红军十五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对敌人震动很大。蒋介石重新调集军队,对陕甘苏区进行围剿,实行经济封锁、政治破坏,妄图一举消灭红军。     

红军东征到娄烦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严重形势,以及陕北地瘠民穷、交通闭塞的客观实际,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红军应当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通过“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1936年“应准备对日作战”,“猛力扩大红军”,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的发展方向放在山西和绥远。会后党中央即筹划东渡黄河,拟在山西：开辟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在一起,成犄角之势。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七次演变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途经11个省区,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然而,到达陕北落脚却并非中共中央和红军最初的打算。那么,在极端险恶的转移过程中,中共中央是怎样根据敌情不断调整原定路线的呢?《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七次演变》一文,为人们讲述中国革命史上那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

红军长征为什么在那样艰苦,那样险恶的条件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最后胜利到达陕北,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红军的指挥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善于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规定红军的行动方向,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为了寻求红军正确的战略行动方向,克服党内的错误意见,统一思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长征路上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这些会议     

“陕北才子”贾拓夫说真话遭厄运引发的思考

贾拓夫同志,陕北苏区创始人之一。他帮助长征中的中央下了到陕北苏区站住脚,领导全国革命的决心。长征中,他功劳卓著,受到中央赏识。建国后,他在国家高层经济工作领导群中,比较注重调查研究,比较实事求是,所以能在1959年,大跃进的疯狂时期,提出与当时风行的相左的不同意见,为此受到错误批判与处分。这么一位优秀的高级干部,“文革”中被康生唆使所谓“造反派”的“小将”迫害死了。这是贾拓夫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时,一位在他领导下的老干部,带着沉重的心情,写来的一篇纪念文章,文字写得很朴素,但有些道理深,值得大家思考。     

陕甘革命历史上六次重要会议

正2015年10月19日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8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值得我们驻足思考的历史节点。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一年中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无数先烈牺牲,经过锲而不舍的奋斗,终于找到了落脚点——陕北。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唯一仅存的一块完整的根据地。本文中讲述的六次会议见证了它的发展历程。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不断加强自身的廉政建设,其目的是努力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早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就先后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知》和《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之后,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终于在陕北有了一个“落脚点”,又经过西征,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7年9月,随着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延安时期的电影活动

斯诺:陕北拍片第一人 1936年6月3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携带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以及照相机、摄影机、胶片等器材,从北平踏上西去的列车。他此行的目的是以英国《每日先驱论坛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陕北苏区采访。在西安,通过中共中央保卫局邓发和红军驻西安联     

长征期间的毛泽东与瞿秋白

瞿秋白在中共历史上曾犯过“左”倾错误,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为自己奋斗的事业始终是恪尽职守,竞竞业业地工作。在长征期间,他被留在了江西苏区,后被敌人逮捕牺牲。毛泽东同志对此十分痛惜。《长征期间的毛泽东与瞿秋白》讲述了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     

中译本《毛泽东自传》的版本

一九三六年六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共北平地下党介绍下来到西安,在邓发的安排下到达陕北,见到了毛泽东,并在陕北苏区采访三个月.<毛泽东自传>、<红星照耀中国>就是斯诺根据与毛泽东谈话和在苏区采访编写的.     

忆三年游击战争

(一) 从1934年9、10月间红军主力长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为时约有三年的期间,留在南方各苏区的红军部队和苏区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斗争。这段斗争,通常叫做三年游击战争。     

初到陕北的胡耀邦

1935年10月,还差一个月年满20岁的胡耀邦作为中央红军的一员,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11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织共青团中央局,根据刘英的回忆,来到陕北以后,“少共”的名称渐渐用得少了,“共青团”或“青年团”的名称逐渐为人们接受。新成立的共青团中央局分工,刘英任组织部长,胡耀邦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由此可以认为,经历了长征后,胡耀邦的职务提升了,和自己的老上级刘英成为同级干部。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一、斯诺来陕北,周恩来替斯诺拟列了一个92天的采访旅程 1936年7月初,著名的美国作家、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在白家坪红军前方司令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当时对外称＂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公正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我们也相信你能如实报道。     

毛泽东论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高度对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评价。陕甘宁边区既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它的作用是给全国树立一个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