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花树(德昂族)

一从前有个叫婻依的姑娘,和妈妈、孃孃、表妹在一起生活。有一天,妈妈和孃孃提着竹篮上山去采野果野菜,妈妈的头皮痒了,叫孃孃帮她捉虱子。她们站在一条大江边,孃孃想独占家产,起了坏心,一巴掌就把妈妈推下江去。妈妈变成一条大鱼,冲到下游去了。 孃孃回来了,妈妈没有回来。婻依等了一天,太想念自己的妈妈啦,就问孃孃:“孃孃,为哪样我妈还不回家来呀?” 孃孃冷冷地说:“哪个认得!你妈妈说     

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访谈记

裴宜理教授1948年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氏父母携家离开上海。隔年即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裴氏父母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归国。     

她

<正>“囡囡,还是老样子？”“对的,孃孃！今天,不加里脊！”她是一位卖煎饼的孃孃,她总是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围裙,微胖的身体中藏着一颗炽热的心,因为戴着口罩,我从未见过她的真容,但她那双清澈的因常常微笑而眯起的月牙般的眼睛,令我记忆深刻。只见她挖一勺面糊,摊在锅上,用勺子麻利地抹匀,加上她秘制的酱料、葱花……最后再加上脆饼裹起来,不到两分钟,一个香喷喷的煎饼就出炉了。     

金沙江姑娘的出世

传说,金沙江姑娘的母亲是马头山姆,父亲是红胡子天神雷公。这个天神雷公,来无影,去无踪,谁也搞不清他的住处。马头山姆怀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年的孕。到要分娩的那天晚上,月亮孃孃弯着身子笑着,默默地等候在山姆身旁。当天上的吉星刚刚冒出时,在山胯间,发出了“哇”的一     

风雨人生路

1933年9月1日,我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市艋老桦圩一个从事小手工业的家庭.“七七”事变后,台北等地出现了逃亡热潮,我父亲决定变卖家当离开台湾.1937年秋,我随父母离开台北,途经高雄转乘“十三港”巨轮到厦门.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厦门,直到二战结束.1949年秋厦门解放.在厦门,我亲眼目睹了日本占领、国民党统治和共产党领导的时代变迁,深切地体验到了黑暗与光明、苦难与幸福.     

绝处逢生

我于1970年出生在福井县福井市，是宇坪家的第一个孩子，现年42岁。我的父母曾经营过福井室内的一家小花店，主要从事鲜花和园艺的零售。此外，我的叔父母经营了一家小型商务酒店，我父亲也兼任这家酒店的名义法人。作为家中独子，我的童年大多是在父母经营的花店中度过的。学校一放假，我就被父母带到花店做帮工。     

在日本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

<正>我是1981年至1983年在日本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和日本导师“先怀疑,后喜欢”我当时在上海师范学院化学系任讲师。那时刚改革开放不久,出国只有公派。公派就涉及到名额分配及国家统一考试。上师大有一个去日本的名额,可候选人沒考上。是放弃,还是换人？我就不得而知了。在此关节点上,我的恩师吴迪胜极力为我争取,学校最后同意让我去试试。那时名额虽少,可有准备的竞争者也少。居然让我考上了。     

百名二战被掳中国劳工口述实录（续）

来自郑州劳工的回忆 郭忠义的回忆 我叫郭忠义,密县（今新密市）袁庄乡柳前寺村人,今年77岁。民国31年（1942年）,我同父母和妹妹一起逃荒到山西省平陆县。当时我17岁,妹妹也只有15岁。在那里刚刚待了两三个月,日本兵就把我抓走了,当时父母都非常地伤心。日军先把我抓到蒲州城。在蒲州住了几天,又将我送到运城。     

热爱马背上的亚洲——专访瑞士国际航空公司亚太区销售总监Markus

见到Markus，是在上海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他一脸和气，非常健谈，尤其是谈及他服务于瑞航33年中所见证到的点点滴滴，这使初次见面的我们一点没有了拘谨。也许也正是他的温暖笑容，向我传递了一个瑞航人的精神气度，也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瑞士航空所提供的温馨服务。     

感受农人

若不是国庆后面的几天帮父母收田,我早已忘了自己曾经也是农人。 当硬邦邦疲惫的身体一接触到粪草煨热的土炕,我便呼呼欲睡。这一夜,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服,不害怕失眠,也没有任何梦,更没有半夜莫名其妙地醒来,一觉睡到天亮。     

“八百壮士”幸存者的血泪历程

我叫田际钿,1917年腊月二十日出生在湖北赤壁市(原蒲圻县)中伙镇烟墩村,家境贫寒,幼年失学,最为不幸的是10岁左右父母双双病故,甩下我这么一个儿子撒手而去。于是,13岁起便给人家放过牛,帮客栈当杂役,在勤坊铺当过学徒,在酒馆、茶社跑过堂,也帮人家烧过火,给富户人家做长工,小小年纪便品味到了生活的艰辛及世间的冷暖。     

我爱我的美术教育工作

1953年秋,当时我7岁,随父母从日本回到祖国.父母带着满腔热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被分配到武汉工作,我就读于武汉市实验小学.我初中毕业后经市侨办介绍进入父母单位工作,当时父母单位非常关心培养我,由组织出学费送我上了业校(市二业中学).     

“地下新闻”的前辈们

这里记述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到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这段时间内，我在地下党领导下的上海参加新闻战线斗争的一段真实的史实。     

能慎独者器自重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无论祖上还是亲友，祖祖辈辈连村民组长那样大的官都没出过。１９７０年我１４岁，因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就回家帮大人干活了。乡亲们看我年纪小让我当生产队的记工员，一年后又选我当民兵排长，后来当到民兵营副营长。到１９７４年，村里人都...     

我的汉剧生涯

我原名刘小松，小名松伢。后因名丑李天中收为关门弟子，传其衣钵，故改名刘小中。我1922年生于湖北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一贫苦家庭。姐弟五人，三个姐姐做了童养媳，我和弟弟在家，靠父母帮人挑担洗衣度日。1931年，武汉遭到百年未遇的大洪水，家中被冲洗一空。这年我刚9岁，为了生存，我学着卖糖卖花生。谁知生意难做，只有流落街头靠乞讨糊口。到了年关，很想回家，但又不愿空手而归，只好在汉口民众乐园接两张善人发的米票回家，免遭父亲打骂。但守到半夜，寒风刺骨，我的破袄单裤烂鞋子难挡风寒，只有挤在人群中缩成一团，结果睡…     

中国·陕西西安 砖窑厂里的彝族少年

在陕西西安的砖窑厂,有一群来自四川大凉山彝族布拖县的孩子。布拖生活贫困,外出打工是大人们理想的选择。而这群少年,也跟随着父母从大凉山飘泊到西北。年纪大点的孩子会帮父母搬砖运砖,稍小点的就帮忙带更小的弟弟妹妹。他们都不上学,整天跟着父母在砖窑厂里转悠。他们的童年跟这里的尘土砖块密不可分……     

日本投降后的东京之行

混入日本,东京审判有黑幕 1947年夏天在上海,最后一批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我当时是《改造日报》的记者,随同几个日共地下党员混杂在人群中,搭乘邮轮到达了日本港口佐世保。上岸后,海关检疫站误认我也是＂归来者＂,经过喷射消毒粉剂后,也发给我一件《欢迎归来,您辛苦了!》证件——凭此证件可免费乘火车到东京,膳食均免费。     

日本长崎孔子庙

长崎是日本华侨的发祥地。长崎华侨不仅在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华侨史上充当了主角，而且在与异文化的接触并摩擦中，为弘扬祖国文化也谱写了壮丽的篇章。日本华侨的历史始于长崎。长崎华侨建造的著名的四大唐寺（又称四福寺），即兴福寺（1620年创建、三江帮所属）、福济寺（1628年创建，福建泉州、漳州帮所属）、崇福寺（162年创建，福州帮所属）、圣福寺（1677年创建，广东帮所属）和长崎孔子庙中国历代博物馆（189年创建），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岁月。每个寺院都是华侨史的一部分，不仅反映了华侨的文化意识和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也是…     

我这一代香港人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说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追忆五十年前东京采访

1947年夏,有一批日本侨民和战俘从上海遣返日本。当时,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的管理日侨俘处长邹任之同意,由《改造日报》社派随访记者同船去东京;我就以记者身份搭乘美军运输舰,由上海直航日本横须贺港,再转乘火车到东京。目的是想设法采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