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北汉简看两汉河西边郡地区物价

本文主要参考西北地区所出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等资料,对两汉时期河西边郡地区的土地、粮食、肉食、马牛、布帛、衣物等多种物品的价格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初步理清了这一时期物价波动的大致情况,以期对研究两汉经济史具有一些参考价值。     

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

借助编绳犹存的简册,本文指出无论是基于定期簿书还是不定期簿书形成的定期文书或不定期文书,具体内容的排列上,均是细目在前,呈文在最后。进而通过归纳呈文的书写特点,推断一般簿籍类册书的排列均是如此。学界对一些册书的复原存在问题。这种排列结构并非西汉首创,而是承袭自秦代。里耶秦简中就已出现如此排列的木牍簿籍。这种文书书写的结构安排,甚至唐代的文书中还保留,并东传影响到日本。同时,不只是行用于世间的官府,从西汉到唐代,针对地下世界的很多"衣物疏"也仿自此种簿籍的书写格式。     

从虎溪山汉简《计簿》看汉初县属啬夫的分化

虎溪山汉简《计簿》记载了汉文帝后元年之前某年沅陵侯国的总体情况,其中记载有六个乡和少内、库及唯等县属机构的吏员配备。张家山汉简《秩律》规定县属诸官为“有秩”的等级,而沅陵侯国下属诸官啬夫则全部为“斗食啬夫”,松柏汉简中也出现了标明级别的“西乡有秩啬夫”,说明汉文帝之时,县属啬夫分化成了“有秩啬夫”和“斗食啬夫”。这是汉代官秩体系的重大变化。此前的研究揭示了汉文帝对高级官吏的秩级作过调整,沅陵侯国《计簿》则显示低秩官吏同样也被改革了官秩,时间可以限定在汉文帝六年至后元年之间。汉文帝时期在保留有秩啬夫的同时,将小县诸官和小乡的啬夫降为斗食,符合从汉初开始县级秩等向下延伸的趋势,也使得县廷确立了对廷外诸官的政治强势。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当代农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构与超越——从《西北农村道德观察书》说起

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大转型时期,道德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继承传统道德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弥补传统道德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的裂痕,重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道德秩序,是目前摆在学界的一道难题。《西北农村道德观察书》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深入关注。该著着眼于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问题,设定一些考量的指标,在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自然而然地导入当下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的道德秩序怎样重构与超越。     

反传统与被传统:从两份《女子世界》看近代女子世界的艰难建构北大核心CSSCI

清末民初在上海先后出现了两份《女子世界》。1904年创刊的《女子世界》(丁初我主编)以"振兴女学,提倡女权"为宗旨,积极构建女国民之革命世界,传达出坚决而明朗的反传统指向;1914年创刊的同名刊物《女子世界》(陈蝶仙主编)在选择对时代潮流疏离的同时,专刊闺秀著作及关于女子启蒙的文字,意在传统文化与新文明之间打造优美高尚之才女世界。两份刊物以其各自独特的形式和话语记录下了建构女子世界的轨迹,其反传统与被传统的迥异面目既体现出编者主体的价值期许和文化取向,也传达出历史结构调试的客观诉求,反映了近代女子世界建构的艰难历程。     

从两汉军政机构和驻军看汉族和新疆其他民族的关系——读《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

西汉时期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及天山各地,聚落着“西域三十六国”,后来分为五十余国,居住着羌人、塞、月氏(肉支)、乌孙、匈奴、姑师和汉人(汉族人是公元前199年同匈奴人和亲的随从人员留在西域后算起的)。     

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

《二年律令》中许多律条是惠、吕时期以诏书令形式颁布的,它们在《二年律令》中呈现出来的正式的成文法形态,表明它们经历了将诏书令加工为律条、然后归属在相关律篇下的编辑加工程序。这不仅证明《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修订的当代行用法典,而且揭示了汉代追加、修订律与令一样,均来源于皇帝的诏书令。以往对杜周、文颖说存在误读。杜周、文颖说从法典编纂修订的不同角度诠释了汉代律令的区别与联系。至少从吕后时期起汉王朝在法典的编纂修订上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皇帝即位后通常要将前主颁布的令进行编辑,将其中属于九章律范畴的、具有长期法律效力和普遍意义的令编辑进律典,而将那些虽然仍然适用于当代但无法归入九章律的有关制度方面的令按内容、官署、州郡、干支进行分类编辑,形成令典。汉武帝以前是汉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时期,形成正律(九章律)、旁章(傍章十八篇、《越宫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及令甲以下三百余篇。汉武帝以后,汉代律令的篇目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法律的修改主要表现在具体条文的增删、修订上。     

人脉与资金的聚合——从汪康年、黄遵宪合作看《时务报》的创立

从晚清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和身份看,在某种意义上,《时务报》的创办可以视作正途与异途士人的一次成功合作。清末非正途出身的士人往往富于资财而声名不彰,正途士人则人脉深厚却时时短于资金,双方的代表黄遵宪与汪康年合作办报,各自利用自己的人际资源筹措资金、铺建发行网络,《时务报》乃顺利诞生,并且一开始即拥有相对于当时其他报刊极高的发行量。一段时间后,发行渠道通畅、印数很大的《时务报》不再为资金犯愁,保障报馆不被政治风波倾覆,以及继续扩大发行量成为首要任务。由此汪康年等的人脉关系便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而单纯在资金上出力的黄遵宪对报馆事务的发言权也就日趋消减。     

和着战争的节拍 ——从商业广告看日本的战争体制与战争狂热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并向美英等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绪战"的胜利,促成其国内新一轮战争狂热。广告作为商品营销的重要手段,也和着战争的节拍,把与民众生活相关的东西和"大东亚共存共荣圈"生拉硬扯地联在一起,形成"战争广告"。报纸是刊登商业广告的重要载体,日本主要报刊的"战争广告"从1941年12月上旬到1942年1月底形成高潮,与战争狂热相始终。本文以号称"不偏不倚"的《朝日新闻》所刊登的"战争广告"为对象,分析这些商业广告的内容、形式、特征等,探究商业广告在鼓动战争情绪、煽动后方支援中的作用,研究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社会实态,进而探讨"举国一致"战争体制的危害。     

人脉与资金的聚合——从汪康年、黄遵宪合作看《时务报》的创立北大核心CSSCI

从晚清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和身份看,在某种意义上,《时务报》的创办可以视作正途与异途士人的一次成功合作。清末非正途出身的士人往往富于资财而声名不彰,正途士人则人脉深厚却时时短于资金,双方的代表黄遵宪与汪康年合作办报,各自利用自己的人际资源筹措资金、铺建发行网络,《时务报》乃顺利诞生,并且一开始即拥有相对于当时其他报刊极高的发行量。一段时间后,发行渠道通畅、印数很大的《时务报》不再为资金犯愁,保障报馆不被政治风波倾覆,以及继续扩大发行量成为首要任务。由此汪康年等的人脉关系便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而单纯在资金上出力的黄遵宪对报馆事务的发言权也就日趋消减。     

以志研史——从《北京志·期刊志》看北京地区期刊的发展状况及与国史的关系

期刊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工具,其兴衰起伏反映了所处时代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发展及变革的情况。北京地区的期刊向以数量大、质量高、影响广泛而著称,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北京期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研究北京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期刊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轨迹,不仅可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与期刊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全国期刊事业的总体情况。1949年后北京地区的期刊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1949～1965年,期刊事业的初步繁荣时期;1967-1976年,期刊事业的萎缩时期;1977-1993年,期刊事业的激增时期。北京期刊事业的发展脉络不但记录相关年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和发展状况,而且在社会动荡和变革时期,党和政府通过期刊宣传各项政策措施、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讲各种科学知识,对社会改革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期刊的功能和重要地位也由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从美英报刊视角看中国抗战——以《时与潮》时论译文为中心的考察(1937-1939)

全面抗战初期,美英媒体及其观察人士对中国将取得抗战胜利的前途做出强烈的预判.其时,正值中国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考察这一与其时中日战况相反的舆情及其深层原因,不仅有助于客观地了解抗战中国自身的重大变化,亦可通过第三方视角深入认识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内在关联.     

滕阁一序多疑云 王勃“作年”讼至今——试从“童子”、“终童”与“三尺”等看王勃作《滕王阁序》的确切年龄

唐才子王勃所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精美绝伦,文采辉耀古今。然千百年以来,对于王勃作序的年龄却争讼不休。序文中所提及的“童子”“、三尺”等概念极易使人误解王勃当时尚未成年,也就是“十三、四岁”。笔者试图从“童子与终童”、“三尺与职官”“、《滕王阁序》与《上百里昌言疏》等文章的前后相继性”三个角度来考证此序文作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王勃时年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