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放“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

<正>1970年初,我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的一名干部,同近万名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一起,带着行李和户口迁移证,下放到远在鄂南山区的武汉市"五七"干校,整整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回忆记     

我向中央告省委

<正>我是江西南昌县人,1951年7月在南昌市劳动局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入党。1953年中央决定把优秀的干部转移到工业战线,1954年2月我被调到武汉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任职。同年大区撤销,10月我被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负责来信来访的工作。1957年冬,中央决定"万名干部下乡劳动锻炼",组织部长安子文开动员大会,号召干部上山下乡,接受劳动锻炼。还说下去以后要体察民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下面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写信向中央反映,但要署真名,不要搞匿名,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我写吴天祥

我是1991年从部队转业到武昌区委宣传部,分管新闻宣传工作。和区信访办同在一个大院上班,不久我就认识了信访办副主任吴天祥,而且知道他是一个“活雷锋”。1992年初,湖北省委宣传部表彰学雷锋积极分子,武昌区推荐了吴天祥。为整理上报材料,我和吴天祥接触了几次,交谈虽很简单,但他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产生了采写吴天祥的想法。     

我在东北的秘书生涯

给高岗当秘书在延安时,我同高岗没有直接接触过。1940年至1941年上半年,我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工作,主管中央青委的是陈云。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学习小组,每周一次,学习唯物史观,教员是艾思奇,我们中央青委几个人(我、冯文彬、李昌、胡乔木,后来有蒋南翔、黄华等)都去听讲。高岗当时是边区党委书记,也参加学习,总是坐在边角上,从不作声。那时,     

我在牺盟总部政治交通局

牺牲救国同盟会是1936年抗日战争初期党在山西创立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革命组织。1937年初秋，我在家乡原汾城县阜平庄参加了牺盟会，接着到牺盟汾(城)乡(宁)边委会干校学习，后在汾、乡边委会担任宣传员。1938年秋经边委会介绍，考入牺盟会总部政治交通干部学校。那时干部学校和政治     

我所知道的郑三发子一家

蒋介石的籍贯是哪里呢？按官方称都说他是浙江奉化县的。但是，我在20世纪50年代任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时，在许昌县河街村考察时的所见所闻，则与此说大相径庭。     

追忆我的伯父陈立夫

<正>我祖籍浙江湖州,太祖父陈容生和陈立夫先生的祖父陈延佑是亲兄弟。我的祖父陈其文、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和沪军都督陈其美都是其字辈,从辈分来说,陈立夫算是我的伯父。说来也巧,我与伯父陈立夫的生日时隔49年,在阳历年与农历中国年竟然都是同一天,阳历的1949年8月21日,农历的七月二十七。伯父于2001年2月8日在台湾逝世,已经有二十多年。他的音容笑貌依然让我印象深刻,我想说一说我眼中和心里伯父是怎样的一个人,以此缅怀与追思。     

我的地盘我做主

宛坚是我们的掌上明珠,之所以取这个男孩般的名字,是因为家人希望她如好男儿一般,坚定、坚持、坚强,志在四方。她也不负众望,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是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每次到学校,家长的羡慕、老师的赞扬让我心里充满自豪,特别是去年,我被湖北省教育厅授予“优秀家长”的荣誉称号后,我甚至有些飘飘然了：有个听话的女儿真好!     

我与施复亮父子的交往

一我从小就知道施复亮 ,但没有见过面。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１日 ,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那次会议 ,中央出版总署通知各省（市）的出版行政机构和各大书局派１至２名代表参加。当时我是贵州省出版行政机构的代表 ,华问渠是贵州最大的书局———文通书局的代表。上海中华书局的代表是舒新城和金兆梓。舒新城是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 ,是全国有名的学者 ;金兆梓是中华书局编译所副所长 ,是全国有名的历史学家 ,浙江金华人 ,是我的前辈 ,他的儿子金永祚是我在浙江第七中学（即现金华一中的前身）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所以我与金老熟悉。这…     

我下乡当农民

1957年的秋天,机关"反右"初步告一段落,开始考虑下放一部分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和工厂当农民、工人,取得了身份后,再陆续调回或另作他用。据说,这是刘少奇同志提出来的。在和平年代,知识分子没有经过锻炼,只能算作"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起初,我不认为这件事会轮到我的头上。我是团省委机关报——《贵     

饥荒年月黄酒救了我的命

<正>1959年2月,我被下放到川西北一家农场,名义是行政25级办事员,实际上并不让我参加农场干部的任何会议,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内控人员"。"文革"期间,一位外调人员不满意我的交代材料,大发雷霆之后忽然泄露     

我与书法大家武中奇的忘年交

<正>武中老跟我是忘年交。20世纪60年代，我与他就结下善缘，历久弥新。落实政策恢复待遇“文革”之后，落实政策，武老恢复了干部待遇。其后一段时期，武老常回山东。他曾战斗和生活过的各地都热烈欢迎他回去看看，有一次潍坊地委邀请他去参加成立风筝协会，推他当会长。武老乐得像小孩，自后届届出席参加。那一次成立会后，在宴席上当地领导笑着说：“武老您来我们这里，却把我们这里一个人吓跑了。”     

我亲历的1960年代“中心干部”的那些事

提起“中心干部”这个词,只有年老的一些同志还有记忆。到底什么是“中心干部”？“中心干部”是做什么工作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中心干部”的工作、生活和心理怎样？下面以我的亲身经历作一个回忆。     

我所认识的姚文元

<正>姚文元,1948年加入共产党。1950年代初期在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工作。他家藏书甚多,有条件博览群书。因给报刊写评论性文字,主要是杂文和文艺评论而逐渐崭露头角。     

我在解释战俘代表团

1953年夏天,我志愿军总政治部决定从前线各兵团抽调一批干部到开城,待停战协定签订、朝鲜战争结束后,迅速释放并遣返双方战俘。我志愿军三十一师抽调了3名干部,炮兵团副政委荆乐天,九十二团三营教导员田宗琴和我(我当时在九十二团任政治处干事,五次战役中调卫生队任指导员),志愿军共调去100余名干部组成解释战俘代表团,同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记者代表团合并组成一支工作队,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担任队长,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乔冠华担任指导员。我被分配到解释战俘代表团,担任志愿军解释战俘代表。 我志愿军被俘情况是:在二次战役前后,     

怀念我的父亲许杰先生

一百年以前的1901年9月16日，我的父亲许杰先生诞生于浙江山区天台清溪镇上一户贫寒人家。困苦的童年生活和艰辛的求学生涯锤炼出他坚韧达观、勇往直前的人生态度。     

我“读”胡耀邦

<正>1977年12月15日,是中央组织部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胡耀邦出席新部长见面会。他说:"党中央派我来中央组织部工作,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就我个人能力来说,是胜任不了的。""中央组织部干部绝大部分同志我不认识",但是,"我们大家都按党中央团结战斗的方针去工作,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能够像其他部一样推向前进的"。人们很快想到了我这个"绝大部分"之外的人。的确,我不是胡耀邦"不认识"的人,     

“三湖连江”与我的城市梦想

<正>2011年9月底,位于武昌的东湖和沙湖将通过人工运河连接起来,楚河、汉街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市民面前。不久的将来,东湖、沙湖、南湖还要与长江连通,大东湖生态水网正在编织,"梦里水乡"的梦想已一步一步变为现实。我对"三湖连江"有着特别的情愫。不满足于听听而已2000年9月26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王生铁在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专题讨论怎样弘扬荆楚文化的问题。我时任省委办公厅综合     

我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年采访

1945年10月中,我随延安干部团经过20多天日夜兼程行军,从延安经张家口到热河省的承德市,热河省委从干部团中扣下一批干部,把他们留在热河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俄文学校的干部大约留下了五六个人。我记得有何方、苏丹、杨信恭等。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特地接见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顿饭,这是我们抗战八年以来最丰盛、最美味的一餐。     

冯雪峰与我同台讲用

冯雪峰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他在冷落与冤屈中溢然长逝后，我不断地读到怀念并描述他的文章，从而使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位德高望重的首任社长更加深了理解和尊敬。50年代我在他手下工作过，“文革”期间又在“牛棚”中共过三年患难。那以后还在咸宁干校一道劳动了两年。其间，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在向阳湖我还同这位半生坎坷、备受折磨的老人同台讲用过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是1951年3月成立的。由三联书店抽掉一批干部，在文化部旧楼借几间屋子办公。冯雪峰只身从上海来京，住在该楼的一间小屋里，筹划创社事宜，入秋后，简陋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