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金融的困境与应对:1942年“四行专业化”述论

1942年前后,国统区金融面临着新困境。英美封存资金带来的金融变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带来的军事转机和美国5亿美元贷款带来的信心,交织催生了应对金融困境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国民政府出台了四行专业化决策,以统一发钞权为关键举措,明确各国有银行的专业范围,提升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权,意图应对金融困境。四行专业化在金融制度建设层面上的调整是成功的,然而囿于战局发展、金融领域的人事沟通不畅、监督制度不足和5亿美援错失良机等,解决困境的实际成效不如预期。掌握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借助四行专业化掌控四行,实现统制金融与军事、政治的紧密结合,透视出近代金融与政治、军事力量在实际利益层面的复杂关联。     

部分统制还是全面统制：1940年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

1940年,战时粮食危机爆发并愈演愈烈,对粮食进行统制成为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人的共识。行政院、侍从室等机构的官员围绕部分统制和全面统制两条路径持续展开讨论,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采用行政手段、实施强力管控、变更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统制方案出现较早,但全面统制的思想传播更为迅速并渐成主流话语。卢作孚提出调剂供需进行部分统制,唐纵试图在此基础上增加六项加强管理办法,将其升级为全面统制,遭到卢作孚的逐条批驳。在粮食危机刺激下,全面统制的呼声日高,陈方呈交强制分期平抑米价的全面统制方案,遭到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此方案在蒋介石的主导下仍得到通过。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反映出不同人群对于国家治理逻辑、治理模式、政府行为、动员机制的不同理解。     

伪满洲国中期金融统制的强化（1937—1941）

伪满洲国统制金融是伪满洲国史、伪满洲国统制经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着重考察1937年至1941年,即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执行期间的金融统制问题。具体从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与资金需求、强化金融机构统制、加强对一般企业资金统制以及强迫资金供给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盐务变革经历了盐统制、盐专卖与恢复征税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盐税政策的价值取向不同,效果也有明显区别。抗战期间的盐税政策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对此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1941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还是比较注重民食的,实行的盐税税率有升有降,但起伏幅度不大;而在1942年以后,其盐税政策的财政功能越来越强化,由于意外损失准备金、专卖管理费、战时食盐附税、国军副食费的陆续开征,盐项税率有大幅度抬升的趋势,国统区通货膨胀更加强了这一趋势。国民政府对抗战准备的缺失以及其内部的腐败影响了战时盐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由“和”而“合”：文旅融合的发展阶段、路径与趋势

近10年来,文旅融合的探索实践日益深入,也出现了一些困境,有必要通过系统梳理总结,把握文旅融合发展趋势,推动文旅走向深度融合。文旅融合大体经过了整合互动、初步融合与深度融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路径为整合旅游地的文化资源,第二阶段集中于区域资源利用、文化遗产保护、文旅产品开发,第三阶段更关注全域旅游、乡村旅游、主题旅游及智慧旅游等新业态。各阶段路径既相互承接,又有不同主导方向,从而呈现出由“和”而“合”的清晰脉络,并为未来的数字化、复合化、场景化趋势提供了指引。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其措施主要是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的金融统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战争经济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的供给基地。为满足日本的战争需要,伪满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使得日伪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较此前更加严酷。本文从统一汇兑巩固“元元等价”、统制资金促进战争产业发展、强制储蓄直接剥夺劳动收入、管制利率强迫共同融资削弱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改革《满洲中央银行法》消除央行独立性等角度全面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如何强化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逐步对出口大宗商品实施统制,但面对重重阻力,政策执行成效并不理想。淞沪抗战爆发后,长江下游航运阻滞丛生,商人不得不在诸多方面主动向国民政府寻求援助。国民政府适时通过中央信托局推出兵险,为商品运输提供保障,使商人对之产生依赖,并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整"贸易的同时进行权力渗透。江阴、南京沦陷后,积压在汉口的出口商品只得通过政府控制的粤汉铁路运出,国民政府在初步完成权力渗透后整合中央与地方贸易机构,撕掉"调整"的面纱,将贸易调整委员会更名为贸易委员会,正式建立起对出口贸易的统制。     

“宁案”与中法外交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期间爆发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祸及外侨生命和财产,史称"宁案"。事后国民政府与列强展开谈判。法国要求国民政府惩凶、道歉和赔偿,而国民政府则借机提出修订中法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修约议题遂成双方争论的焦点。1927年4月至1928年10月,随着国民政府推翻北洋政府逐渐统一全国,法方的态度经历了拒绝修约、有条件修约和无条件修约三个阶段。中法宁案协议的起草和历次修改,反映了法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从北伐之初的中立观望到逐步承认国民政府合法性的过程。国民党派系斗争、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北伐军事成功、中美中英宁案谈判都直接影响了中法协议的内容和谈判进程,展现了北伐期间中外关系的复杂面向。     

陶德曼调停新论

陶德曼调停一波三折 ,第一阶段 ,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 ,拒绝调停 ;第二阶段 ,对国联失望后的国民政府被迫接受调停 ,但采取拖延战术 ;第三阶段 ,日本两度提高议和价码 ,旨在灭亡中国 ,国民政府坚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两条底线 ,调停失败。调停期间 ,德国一直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阻止中苏联合 ,对中国抗战毫无信心 ,认为中国若不接受调停则必败无疑。调停失败后 ,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 ,德国最终倒向日本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Alternative Spaces of the "Argentinazo"

The ongoing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that emerged from the December 2001 uprising in Buenos Aires (the "Argentinazo")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est profil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of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isciplining" of a country. For enthusiasts, this reaction has been resistance, an upsurge against neoliberalisation by people consciou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 Aufheben 2003 ; Carrera and Cotarelo 2003 ; Dinerstein 2002 ; Galeano 2002 ; Harman 2002 ; "IM" 2002 ; Klein 2003a , 2003b ; MAS 2002 ; Ollier 2003 ). Subaltern resistances such as those developed by Argentin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geographical writing on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 Castells 1997 ;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 Pile and Keith 1997 ; Sharp et al 2000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ange of actions, or "action repertoire"( Tarrow 1998 :20–21), of the Argentinazo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lternativ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vergence spaces"( Routledge 2003 )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emerged both as resistance to, and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