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位危机与外国干预

光绪与慈禧帝后矛盾的演化对晚清政局影响殊大,二者政争在1898年9月21日的戊戌政变时达到高潮。此间,慈禧以凌厉手段一举粉碎帝党集团,使皇帝成为囚徒,帝位虚设,徒有其名。其后,慈禧仍未甘心,试图稳底废黜光绪。为此,历戊戌、己亥、庚子三年,清朝出现了严     

京师大学堂并非变法失败后的唯一幸存者

最近钱耕森先生在《京师大学堂何以幸存》一文中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①。但是,贯穿该文的一个重要说法,即慈禧太后与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一举镇压了维新变法之后,很快“进行了全面复辟,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的幸...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是聚讼百年仍未能定谳的疑案。是案历经政治、道德和学术的评判阶段,具体而微地映证出近代学界在重大“问题人物”的研究中所走过的颇具共相的曲折历程。关于是案,笔者既不同意八月初五日（９．２０）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并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笔者以为：袁世凯是告密了,但不是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初四日（９．１９）,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     

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影响和地位究竟如何,多年以来颇有争议。邝兆江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发表《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一文,质疑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作者则认为,康之变法思想水平,远迈时人;康氏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得到光绪帝重视和信任,得以通过上书言事,影响光绪帝和新政的推行;康党曾经预谋“杀禄围园”、伺机擒杀慈禧太后,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及政变,关系重大,应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略论甲午战争中的主战与主和

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中,和战之争的问题近年来颇为史学界所注目,特别是战争期间主战与主和的对立往往和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斗争相关联,因而对争论的性质也产生不同看法：或认为其实质是要不要反对日本侵略,要不要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的斗争,说是底是一场爱国与卖国之争;或认为帝后党之争虽属爱国与卖国之争的性质,但也包含着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因素。还有论者认为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并非贯穿于甲午战争始终,前者并非始终主战．后者亦非始终主和,考察和战问题应该划分阶段。也有人提出帝党主战不一定绝对正确,后党主和也不一定绝对错误…     

翁同龢和帝党

翁同龢和帝党汤志钧翁同是帝党的领袖,帝党是拥戴光绪改革的政治集团。甲午、戊戌间,翁同“憾于割台,有变法之心”,帝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合作,推动了光绪“沼定国是”。晚近对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活动颇多论列,而对翁同的和帝党的作用却很少涉及。本文即拟就此提出自己...     

明代权宦沦为皇权牺牲品的历史原因探究——以冯保为例

明代宦官之祸最烈,无论权宦如何揽权干政、欺君蠹国,最终还是在皇帝的一纸诏令中败亡,权宦之荣辱皆出自皇帝之意,即"爱憎惟帝意"。明代权宦始终撼不动至高无上的皇权,反而却成为皇权的牺牲品。何以出现此种情况呢?笔者以权宦冯保为个案进行剖析后,认为权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明代权宦不能颠覆皇权反成为皇权牺牲品的真实原因。     

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

1898年光绪帝诏定国是、宣布维新变法后的第四天,即6月15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再遭严谴,革职交地方编管。翁同龢为同、光两朝帝傅,担任军机大臣、总理衙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发生孰先孰后

戊戌政变的发生,直接的导火线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皇帝和维新派,慈禧太后遂发动政变,重开训政,这已经成为教本的同载和国人的共识。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历史教科书的传统说法有着太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戊戌政变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袁世凯是否告密了?他在何时告的密?他与维新派有何瓜葛?     

清代皇后册立与八旗大姓氏族

皇后是皇帝的配偶,但皇后的内涵却不仅仅限于“帝妻”一层,因此,册立皇后之礼一向都被列入历朝典章,成为朝廷大典。清代也不例外,“册后之礼”赫然列在《大清会典》第11项嘉礼。清朝自太祖努尔哈赤至德宗载湉11帝,共有28位帝妻得到过皇后的称号。不过,同为皇后,差别却很大,有的是经大婚册立的嫡皇后,有的是死后才追谥的皇后;有的4后同属1位皇帝,有的却仅1后属1帝,有的皇后属同宗同族,有的与其他任何1位皇后都无家族联系。本文拟通过考察她们册立的途径、礼仪、原因以及她们与皇帝个人、朝中政治集团的关系等等,探明皇后内涵中超出“帝妻”的内容以及清代立后与八旗大姓氏族之间的关系。     

《翼教丛编》版本考略

“戊戌政变”后迅速问世的《翼教丛编》,曾经风行一时,影响极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文献。学界一直将《翼教丛编》视作研究戊戌维新运动和晚清思想文化等重大问题的基本史料加以援引,却对该书版本、编者等基本问题不太措意。本文就《翼教丛编》的初刻本、重刻本和翻刻本及其源流作一探讨,并藉以略窥“戊戌政变”后康学遭受广泛而持续批驳的情况。     

论戊戌百日维新忽起忽落的原因及教训

戊戌百日维新之所以会“忽起忽落”,是因为康有为不恰当地介入了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康有为的扶光绪抑慈禧之策,迎合了光绪的某种需要,故戊戌百日维新“忽起”;而所谓的“尊帝讨逆”、救光绪,康有为、谭嗣同谋诛荣禄、兵围颐和园,直接威胁了慈禧的地位,致使戊戌百日维新“忽落”。     

几个中国皇帝遗闻

中国皇帝之最“皇”和“帝”两个字,都是古代君主的称号,“三皇”(天皇、地皇、人皇)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是传说中的华夏民族领袖人物。秦赢政用武力统一六国后,丞相李斯奉承赢政,仿照“三皇”的名称上尊号曰“秦皇”,谁知赢政仍认为不相称,因为他自认为“德比三皇,功过五帝”。“帝”或“皇”都不足以显出他的功绩,只有称作“皇帝”才行。于是,在中国便出现了皇帝的称号,这种称号一直沿用了二千多年,直到1911年清朝末代皇帝被推翻。     

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

戊戌政变后,虽有统治者严酷的言禁,但社会各界仍对相继发生的事件相当关注,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当时参与较多的报纸,如《中外日报》、《国闻报》、《申报》、《知新报》和《清议报》等都刊登了相关报道和文章,从不同立场对政变作出各种反应和思考。与此同时,包括各级官员、各类知识分子和各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或公开或私下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这些出自各方面的舆论,说明政变后的社会舆论比较复杂,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时局的不同主张以及先进与落后势力的复杂斗争。     

关于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义的几个问题

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为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事件之一。对于这一事件究应如何评价,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相当分歧的看法。多数同志认为这次起义的性质是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范围,提出“它实际上是戊戌政变后改良主义运动的继续,演奏着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尾声”;或者这样论断:“自立军的起义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使用革命手段来实现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运动,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继续和尾声”。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这次起义和戊戌改良主义运动是有区别的,它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級革命的范围。这两种看法,我认为以后者为较可取。但这些同志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对于     

政治联姻的背后:载沣娶妻与荣禄嫁女

庚子事变打破清王朝既有的权力结构,也使未来的皇嗣人选重新洗牌。醇亲王载沣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的联姻,是其中关键的环节。不过载沣原聘之妻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对于两家的联姻,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的态度。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结果。荣禄嫁女时,适逢其人生权力的顶峰。他之赞成或曰有意识地促成此桩联姻,既是为了减轻参与戊戌政变的历史责任,也有固宠保位、转移中外舆论视线的政治考量。而作为当事人的载沣,虽然表面上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但这桩联姻,对于他的仕途发展乃至最终成为执掌国柄的监国摄政王,仍有着直接的关系。     

陈济棠治粤时期的广东商会运动和抗税风潮

广东商运,自清末已有所发展,各商业行会、跨行业的商会联合会如广州总商会、七十二行商会等均已建立。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得到了广东商民的支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政权几经更迭,人民与当权者矛盾不断激化。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东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矛盾斗争更加尖锐,而广东民族资产阶级也卷入了斗争漩涡之中。     

清末帝、后党争之起因、措施与结局新论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清廷形成了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后党和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帝党。帝党是对外敌入侵和清廷内忧外患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政治势力;他们极力支持光绪帝掌握政权,但实际上权力掌握是不平衡的,帝党势力是与后党无法对决的。为了摆脱后党控制而进行的变法活动,就成为了帝党和后党的新一轮的争斗。而帝党与改良派的结合,也让其在与后党的争斗中一度出现了转机。但后党的阻挠措施让光绪帝在清统治集团中陷入孤立地位。新旧势力的斗争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清末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始终把持朝政,掌握着清王朝的大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他们甘心逢迎外国侵略者,不惜卖国求荣。这在戊戌变法中体现的也极为强烈。帝党的变法措施,势必触犯后党的利益;而变法失败也就成为了必然结局。而后党的强势及至发动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禁帝党领袖于瀛台;最后,党争结局也以两党领袖先后死去结束;这也体现了清廷争斗的残酷性。     

严复手札三通考释

(一)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此为严几道《戊戌八月感事》五言律诗。戊戌维新时,严复曾受光绪帝载脂召对,有“上皇帝万言书”,可见其有参预新政的意思。但政变时,他已回天津水师学堂,闻六君子谭嗣同等惨遭杀害,故以孔子的“临河鸣犊叹”典故自比。字里行间处处站在维新派和光绪帝立场为六君子鸣不平。将政变后的北京比为“天如晦”和“雨又来’,可见严复对当时顽固派的僧恶和对六君子殉难的悲痛。从而乃知严氏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