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续)

四、“民史”思想发展的历史和新高潮关于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史学思想,中国在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因为维新变法的需要,已经从西方和日本那里学来一点,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封建旧史学提出了极其初步的批判。当时这种认识和批判,还是比较零星片断而缺乏系统。到二十世纪初,情况有所不同。随着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的大量输入,以及中国民族民     

《东南文化》编辑凡例

一、本刊是以登载中国东南地区古代和近现代文化史学研究成果为主的学术刊物。 二、本刊为双月刊。由南京博物院主办,《东南文化》编辑部编辑,国内外公开发行。 三、本刊刊载内容包括: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博物馆学、博物馆藏品介绍或研究、文物与文化、文物保护新技术、民族学、民俗调查资料与研究、风俗史、东南地区语言史、文化史学理论问题探讨、物质文化史、艺术史、宗教史、戏曲史、教育史、华侨史、历史上文化名人及学派的评介、东南地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建设关系的研究、中国东南地区历史文化和日本、东南亚等地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文化史学研究方法论、文化史论著评介以及有关学术动态报导等。 四、本刊原则上不发表译作,但对介绍国外与本刊登载内容密切有关的新方法、新理论、新观点以及属中国东南地区历史文化新资料的文章亦表欢迎。     

山川焕彩：再议王原祁的应制山水与清宫院画北大核心CSSCI

“四王”画风与清宫院画之关联,在21世纪再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这一研究的活络气象与清宫画史研究视野的拓展有关,特别是近年来以帝王为主导角色的思考,乃至对宫廷制造之功能意义的探索等。是以,原被贬抑为宫廷画家应制之作的清宫院画,于今日学界不断获得新的关注。本文延续此思考方向,希望重新思索与评价“四王”风格于清宫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将集中探讨王原祁与清宫的互动成果,检视王原祁的宫廷经历如何影响其绘画创作,并说明这样的调整与变化于清宫艺术中的关键意义。本文研究的王原祁臣字款作品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为主,共计十八组件。文中梳理了此批作品的形制与尺幅,并指出其中超过150厘米以上的大幅作品之独特构图设计。整体而言,王原祁此类应制山水,一有传达山水中的现世感的特色,二有构造画面的推远效果,三则透过设色强化山水中的块体结构感和光线效果。可见,王原祁的应制山水有其独特的价值。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中国史学史的新探索——读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

1927年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以后,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尹达等对史学史的编纂方法作了新探索。史学史述或循梁启超“做法”,或依社会形态则限,或按古、近代分段,各有优劣。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对史学作会通考察,适当处理史学史与通史之关系,分史学为传统与新史学两时期,注重史学理论的阐述,甚具特点,实践了白寿彝的史学史编纂思想,为史学史研究昭示了一条新的道路。     

清代宫廷画家唐岱和张雨森

本文以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为主,结合画史中的有关记载,叙述宫廷画家唐岱和张雨森的关系,并由此探讨“四王”绘画风格对于宫廷山水画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四王”绘画及其画派成为清代画坛“正统派”的缘由。     

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白寿彝先生长期以来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中国史学研究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史的力作。全书共七册,计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前期、近代后期,论述了上迄传说时代,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十余年的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新出版的第一册,共包含两部分。第一部份,叙篇。第二部分,先秦时期的史学。     

吴聿明新著《娄东画派研究》出版

娄东画派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研究和整理娄东画派的史料及其代表作家的艺术思想、创作道路,是画史、画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娄东画派的四位代表作家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均出生在江苏太仓,王翚出生于常熟,史称“四王”.由太仓县博物馆馆长吴聿明先生编著的《娄东画派研究》即是这一课题研究的新成果.该书主要内容有“四王年谱简编”清晖堂尺牍选辑”、“娄东画人录”、“四王     

近三十年来国内中国佛教史学与道教史学研究概述

1978年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国学术研究的禁区逐渐被打破,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就史学而言,史学界对史学与宗教间进行的“跨学科”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对中国佛教史学和道教史学的研究也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而拓展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内容,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三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良好发展态势。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出版10周年

癸未岁末,北京史学界开会纪念《东方历史学术库》出版10周年。10年来,“库”共出版史学专60部,涵盖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外关系史和世界史诸领域,其中有关中国近代史以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作有朱德新《二十世纪三     

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戴名世兼古与历史二家于一身,本对其史的一面进行了探讨。章介绍了戴氏的史学理论,突出了其甄别资料的“论世”之说及其对良史产生与“上之所重”的关系的见解;概述了他的史学作的基本内容、艺术成就和史学贡献;分析了他对于“义”,对于“势”,对于明末农民军,对于明朝灭亡的原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以及他的民族思想,揭示了戴氏的历史观。章还将其古特色与其史学思想沟通起来,认为形成戴氏古愤世疾俗的风格的深层次原因是其民族思想。     

读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

王学典、陈锋所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以轮回视角来看待中国百年史学的变迁,全书以"新汉学"与"新史学"百年轮回为线索来分析中国二十世纪史学史的演变。为中国百年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它的诸多特点更是使得本书超越其他著作为学界所称道。     

论傅斯年

论傅斯年王戎笙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     

开展日本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

我国的日本史学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解放前仅有一两篇论述个别史书的文章①。解放后翻译出版了日本的历史学研究会和日本史研究会编的《日本历史讲座》第八卷史学史卷②,但是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粉碎四人帮以后,北大的几位同志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补缺的工作,主要是介绍了日本近现代和当代的史学流派及其史     

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述评

2008年7月22—24日,由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社会—生态史研究圆桌会议”在天津召开。会议旨在研讨中国环境史研究发展中的问题,分析海外环境史学的最新动向,探讨环境史学科建设大计,推动环境史与其他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联结和贯通。来自全国21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除历史学者之外,还有来自地球科学、人类学和中医学等领域的多位知名学者。会议分“生态人类学、环境考古学与环境史研究”、“东西方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动向”、“疾病、灾害与医疗卫生史”、“农业、食物与环境历史”等四个专场,与会学者就环境史学科建设、理论方法和研究路径等重要论题展开对话,介绍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了让更多同道师友分享会议成果,现就主要问题和观点进行简要评述。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前景和意义环境史作为一种新史学,首先兴起于美国。一般认为,纳什(Rodrick Nash)1972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发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首先提出“环境史”一词。环境史兴起的直接导因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但其学术渊源相当复杂,可以上溯至大航海时代之...     

温故知新与继承发展——写在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三十周年之际

1986年,白寿彝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重温此书《叙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任务、历史分期及其时代特点的论述,思考作者关于中国史学史发展前景的观点,理解作者关于先秦时期史学面貌的叙述,有助于体会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规划。在此基础上,观照这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路径,无论对未来的学科建设,还是对学者个人的发展,都会有所启发、有所助益。     

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     

论清初理学的政治影响

(五),拓展域外史地学。洋务派发挥史学经世思想,为挽救民族危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的史地之学。由域内史地的研究拓展到域外(主要是西方与日本)史地学的研究。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郭嵩焘深受湖湘学派和王夫之的思想影响,极为推崇“经世之学”。他在英国、法国任职期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所以强大“其本在朝廷其末在商贾、造船、选器,相辅以益其强”,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不应着眼于“造     

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续）

无论是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还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的爆发,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李泽厚等人在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史学史的演变的论着中,提出了颇为着名的“启蒙舆救亡”双重变奏的论点,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国富强的过程中,不断在“启蒙”或是“救亡”这两极中摇摆。     

回归本然:朱绍侯先生对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以《中国古代史教程》为中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朱绍侯先生始终如一地致力于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致力于把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和新方法融汇于中国古代史教材的编纂之中,在成功主编了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之后,以耄耋之年又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实现了史学思想向本然的回归。以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宏观视野、从学术史的层面总结朱绍侯先生在教材建设方面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是把握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