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报道新四军东进苏南敌后抗战

<正>1937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获得很大的成功,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包括将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国统区筹办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联合相关单位隆重举行诗歌朗诵会

本刊讯10月12日,在举国上下喜迎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和南京市鼓楼区委区政府、南京诗词学会等单位在南京隆重集会,以诗歌朗诵、书画展览等形式纪念新四军成立80周年,喜迎党的十九大。新四军老战士、新四军二代代表、部分中学生及各界人士100多人参加了纪念大会,共同回顾新四军的战斗历程和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朱文泉出席会议并致辞,     

新四军与景德镇

皖赣边重镇江西景德镇,在新四军发展史中承担着重要使命,为新四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陈毅两度亲临指导瑶里改编1937年10月底,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以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代表、驻瑶里别动大队大队长张甫成在祁门舍会山初次会面,列出谈判议项,而后在瑶里举行正式谈判。     

“桐工作”辨析

日军攻占武汉、广州之后,急于向中国方面“诱和”,展开所谓“桐工作”。双方曾在港澳多次秘密会谈。就中方说来,这不过是军统特务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其派出代表的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许多中方意见都是假的。而日方香港机关负责人为了诱惑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实现“巨头会谈”,也曾谦词卑态,巧言相,哄骗中方。蒋介石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逐渐认识到日方的“欺诱”和“儿戏滑稽”,主张“严拒”,同时下令审查参与谈判的军统人员张治平,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并没有立即关闭和日方的秘密谈判之门。     

巨奸陈公博伏法记

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投降后,南京汪伪政权立即解体。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在仓惶之中,于１９４５年秘密逃往日本。９月９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以后,中方代表何应钦即向日方代表提出引渡陈公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交出了陈公博等一伙汉奸。随即,陈公博等被押解...     

搁置:鸠山内阁对“北方领土”问题的抉择——1955—1956年日苏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

"北方领土"系日方所言,即日本北部领土,其归属之争就是北方领土问题。50年代中期,日苏两国复交谈判时,日方先暗示返还两岛为最低条件,当苏方接受返还两岛要求后,日方又改口要求返还四岛,即遭到苏方坚决拒绝,此后日方虽采用各种对策力图实现返还四岛,但结果都失败。日方最终被迫选择搁置"北方领土",即在两岛缔结和约后返还、其余两岛保留继续谈判余地下,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巨奸陈公博伏法记

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投降后,南京汪伪政权立即解体。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在仓皇之中,于1945年秘密逃往日本。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以后,中方代表何应钦即向日方代表提出引渡陈公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交出了陈公博等一伙汉奸。随即,陈公博等被押解回国,落入法网。     

妥协与抗争: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决策

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相关日文档案,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书中所收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前后对日决策中的表现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蒋的对日妥协、退让既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谈判桌,还是在战场上,他也都不乏强硬的一面。面对日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过高的谈判要价,他虽有不少退让,但从未完全屈服。尤其当认清日方的侵略本质后,他便开始想尽办法,改换策略,与其对抗。为了逼迫日方在谈判条件上让步,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一再拒斥日方军事交涉的要求,并试图利用日本军、政界内部的矛盾、分歧,力争实现事件的外交解决。这些看似消极的抵抗,却收到不错的效果——日方被迫在谈判条件上让步。此后,蒋愈发强硬,最终致使日方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得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叶剑英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特殊贡献

叶剑英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特殊贡献陈广相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中共驻南京、武汉的代表,为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和新四军的组建作出广特殊贡献。１９３７年８月９日,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指示,与周恩来、朱德由西安飞抵南京参加国民党召开...     

新四军在南陵

新四军先遣支队东进过南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上海、南京及江南大片国土沦陷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命令新成立的新四军部队开赴南京、芜湖、镇江、丹阳之间狭窄地区,一方面用新四军牵制日军西进,减轻自身压力;一方面想借日军之手,消灭他们多次"围剿"而未能剿灭的红军游击队伍。     

七·七事变前后 的国共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方面意识到中国人民抗日浪潮之势不可挡,被迫放弃了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企图,而坐到谈判桌前,与中共磋商合作抗日问题。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1937年2月8日至9月下旬期间,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中共方面的代表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和朱德;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有顾祝同、贺     

“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上)

1932年“一·二八刀淞沪战役后召开了由中日双方军事代表及中立国英、美、法、意驻华武官参加的军事停战谈判会议,就停战区域,中日双方驻兵区域及毗连地区之划分等问题进行了紧张激烈的谈判。虽然谈判结果是以中国方面的妥协退让而告结束,但中方谈判代表依然在交涉中对日方所提的许多无理要求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关于这次停战谈判的纪录对研究“一二八”之役及当时中日关系与各“中立国”对事变的态度均具价值,特自本馆所藏“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档案全宗中选编此组史料刊布,以飨读者。文中所有英文注释均为钱金保所译,各件标题亦为原件所有,特此说明。     

1942年新四军在南京附近地区抗日活动史料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组建。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新四军第二师,南京周围地区系该师主要活动区域之一。本组史料选自馆藏汪伪内政部南京区治安督察专员处情报,真实地反映了1942年5月新四军第二师在该地区的抗日活动情况,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原件无标点,标点为编者所加。为保存档案原貌,原文中对新四军的诬蔑之词未予删改,请研究者参考时注意。     

毛泽东与新四军发展华中战略

<正>毛泽东是新四军的主要缔造者、新四军发展华中的战略设计师。新四军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部署及实现,为新四军选准了战略基点,使新四军发展为“华中人民的长城”、更好地发挥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毛泽东是新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开始表现出较多团结合作的愿望。8月22日,     

永远的王若飞

<正>1946年4月8日,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同机的     

周恩来、顾祝同的西安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两党就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开始派代表进行正式谈判。经过历时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国共两党最终捐弃前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与合作。此文介绍顾祝同与周恩来的西安谈判。１９３７年１月初,国民党多次电邀周恩来去南京谈判。由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毛泽东等担心周恩来去南京后会成为张学良第二,因此在１月初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随后,蒋介石指派于２月９日进驻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     

1952年台北和议中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逃脱战争赔偿

从根本上说,二次大战结束后盟国放弃对日索赔．是出于美国的决策．而于1951年9月由旧金山和会乒式决定的。1952年日本在与国民党政府举行的台北和议中,则进一步利用中国不统一的状况逃脱战争赔偿。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约,一个因素就是盘算到国民党政府“无权请求赔偿”,故而可以逃脱战争赔偿责任。和议开始,日方规避和平条约的实质．也是为逃脱赔偿。谈判中日方拒绝条约中写进中国享受旧金山和约最惠国待遇和服务赔偿两项条款。国民党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谈判双方接近达成协议后,日方又变卦,推翻已表示接受的条款。日本利用国民党政府急于要抢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签约的心理,拖延时间,逼迫对手接受自己的方案．终于得逞。和约本文“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     

八路军诞生记——国共谈判实录

正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部队,八路军由此诞生,并投入全国统一的抗日战争行列。期间,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与蒋介石政府进行了艰难、曲折、复杂的谈判。一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在离开西安时曾答应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希望能在南京与周恩来直接会商两党合作事宜。可是在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形势逐渐恶化:张学良不听劝阻,执意送蒋返     

全局战略下的局部进退：1944—1945年新四军发展江南研究

194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新四军向江南发展是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新四军南进的目的是抓住美军即将在东南沿海登陆这一战略契机,首先配合美军登陆,进而在战略反攻阶段进占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1945年上半年,粟裕、叶飞先后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南进,在浙西取得了对国民党军三次反击战役的胜利。但在江南地区新四军、国民党军、日伪军三方的军事斗争中,新四军兵力处于劣势,又不能获得江北新四军的大力增援,只能调整策略,等待形势变化。抗战胜利后,江南新四军未能进占大城市。随着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江南新四军最终全部撤往江北。中共中央的全局战略与江南新四军的局部进退之间形成联动与互动的关系。     

1938年国共合作在武汉

上海、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共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展对国民党和其他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继续与国民党商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组织形式以及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并向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军委会提出抗日战争的方略建议．支持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保卫武汉,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Et民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