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昭觉石刻的译名探讨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解放沟区的弯长(历史地名又称碗厂),发现了一处大型石刻。无论从石刻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雕刻之精美,还是保存之完好,以及分布地点之奇特,都不愧为我国古代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块光辉夺目的瑰宝。因此,自1981年以来,国内外报刊相继报道;有关专家就石刻的年代,族属、宗教性质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却无人对其译名的错误进行校正,致使国内外刊物将错就错,以讹传讹。笔者身为彝族,出生凉山,想从彝语翻译的角度,谈点初浅的看法,以供文物、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研究时参考。目前我所见到的国内报刊上对昭觉石刻的译音,统统译成“博什瓦黑”。彝语“博     

平凉出土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探析

平凉地处陇东地区,为古丝绸之路重镇。北魏时期佛教文化发达,佛教石窟和石刻造像丰富。尤其是孝文帝迁都以前的佛教石刻造像,为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和了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

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张同标本文旨在把淮安东魏石造像放在南北朝佛教大盛、佛教艺术繁荣的背景中,考查菟罗佛教造像系统南传北上、南北朝文化交流和造像的独特风格、艺术成就及其演化渊源等。一、造像称谓之辩析《淮安发现东魏石刻铭文造像碑》（简称《发现报告》）称这件...     

河南新乡石刻综述

本文综述并考证了自20世纪50年代初平原省时期辖区内发现并保存下来的一批石刻文物.其来源地包括了现在的冀南、鲁西、晋东南和整个豫北地区;时代上迄魏晋,下至明清;品种包含有石刻造像、造像碑、墓志、石棺铭和碑帖等部分.通过对上述文物的综述考证,初步揭示了新乡所藏石刻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等价值,为研究豫北一带地方历史提供了必备的材料.     

南涅水石刻之建筑形制

南涅水石刻馆位于山西省沁县县城西南的二郎山之巅,是一所以佛教石刻造像为主的专题性陈列馆。南涅水石刻是古代中原北方地区佛教造像雕刻的一个支脉,不仅雕刻技术精湛,内容丰富,历史跨度大（经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宋七个朝代）,而且造像形制独特,造像风格写实、逼真,生活气息浓郁,为我们今天研究佛教文化、雕塑、建筑、音乐、书法等艺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龙兴寺佛造像及青州北朝石刻艺术探析

<正>说起青州的北朝石刻艺术,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龙兴寺佛教造像。这批1996年面世的石雕作品以其精湛的石雕工艺,集珍贵的佛教、艺术、历史价值成为轰动学术界的重大发现。实际上,除了龙兴寺佛教造像,青州出土的北朝石刻作品仍有其他许多值得研究的方面。除此之外,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龙兴寺造像石刻工艺本身的研究还流于表面。本文拟结合几件典型的龙兴寺造像及其他出土材料,对石刻本身所采取的加工工艺进行初步概括,提出自己的问题,希望抛砖引玉,得专家指正。     

对大足石刻宋代观音造像艺术特征的探讨分析

大足石刻是与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以及敦煌石窟齐名的佛教石窟,始建于初唐,兴于两宋,明清仍有余绪。造像以佛教为主,兼有儒、道题材,其工程量之庞大浩荡,所有石刻造像共计五万余尊、铭文十余万言。在这些石刻造像当中,以观音造像的数量、题材最为丰富。她们多出自于宋代,雕刻精美、姿态各异、体态娴雅、眉目慈善,璎珞、衣饰、佛冠等各不一致,宗教性和艺术性兼备,给人留下非常深刻印象,是不可多得的佛教文化艺术瑰宝。本文基于作者自身的实际工作经验以及对大足石刻的认识研究,首先简单分析了大足石刻宋代观音造像的建成条件,然后主要对大足石刻宋代观音造像的艺术特征进行了探讨。     

西藏芒康县查果西沟B点、崩隆达、纳日贡吐蕃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在2021年开展的全国石窟寺（石刻）专项调查工作中,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芒康县文化局以及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地处西藏东部的芒康县境内的3处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与记录。3处摩崖造像分别位于芒康县纳西乡觉龙村、帮达乡然堆村境内,共发现11尊造像,通过比较造像特征,确认其中10尊佛教造像具有显著的吐蕃佛教造像风格。这些造像既有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有罕见的内容题材,它们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吐蕃佛教造像的空间分布、艺术传承及思想传播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又推动了唐代汉藏文化交流和唐蕃古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石刻造像的保护路径与数字化应用研究

石刻造像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门类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文化史上的重要成果。我国石刻造像艺术博大精深,从旧石器时代开始,我国历代都有不同时代特色的石刻造像文物,造型丰富,材质多样,工艺精湛,是古代劳动人民留下的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当前条件下,做好石刻造像类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采取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加强对民间流散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数字化手段,提升石刻造像文物的数字化应用水平,拓展石刻造像的知识传播和普及,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     

重庆涞滩二佛寺禅宗石刻艺术

本文介绍了重庆合川市涞滩二佛寺的石刻造像艺术。二佛寺建于唐朝,到了宋代,该寺香火鼎盛,现存石刻造像1700余尊,大多出自宋人之手。它展示了古代雕塑大师们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也为历史、民俗、宗教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例证。     

四川摩崖石刻佛教造像题材内容初探

四川摩崖石刻造像数量多,内容丰富,既有单纯的释教造像,又有释道合龛造像,还有佛、释、道三教合一的造像。本文拟就四川摩崖石刻佛教造像的主要题材内容,按时代顺序作初步探索,纰漏之处,祈望方家赐教。 佛教石窟寺艺术的题材内容大都来自佛     

四川叙永县龙龟山寺遗址出土明清石刻造像

1999年,四川叙永县龙龟山寺遗址出土200多件明清石刻造像,大部分为阎王、城隍等地府石刻。石刻数量众多,造型独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两尊南朝石刻造像

四川大学博物馆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其前身为华西大学博物馆,创建于1914年。馆内现收藏有各类文物4万余件,其中包括成都地区发现的一批石刻造像。在这批石刻造像中,有两尊造像为具有明确纪年的南朝时期佛教石刻造像。由于过去对这两尊石像均未加以刊布,为便于学术界对我国南朝造像作深入的研究探讨,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一 1.梁中大通四年(532年)释迦像红砂岩质背屏式造像。上部已残,残高     

成都万佛寺石划佛教造像的源流

成帮万佛寺石刻造像是税图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往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干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简述安岳石窑艺术造像风格

安岳石刻,内容丰富,雕刻精湛。世界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女士称赞其“紫竹观音”为“东方的维纳斯”。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将安岳石刻归纳为“古、多、精、美”,不愧为我国又一个古代石刻宝库。 安岳石刻,年代久远,延续不断,造像古朴,自成体系,安岳石刻史,可溯源于东汉崖墓中的石刻图像。据安岳县乾隆志载,佛、道造像始刻于“南北朝普通二年（５２１年）”。以现存卧佛院、千佛寨的造像风格判断,安岳石刻艺术的开创年代为初唐。在宋代全国石刻艺术走向衰弱时,安岳石刻艺术异军突起达到了鼎盛时期。八庙卧佛全长２３米,为唐代左侧卧佛…     

蒲江摩崖石刻造像的初步调查

蒲江县位于成都市西南方,是成都市境内唐代佛教摩崖石刻造像最丰富的县,其境内沿长秋山分布着数十处古代摩崖造像,成都市物考古研究所准备与北京大学博学院、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单位合作对该县境内的佛教摩崖石刻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以利于当地物部门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促进我省乃至全国佛教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研究,促进中外化交流。因此,2002年1月,成都市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蒲江县管所联合先期对该县境内的摩崖石刻造像进行了初步调查。     

巩县石窟寺新发现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在维修巩县石窟寺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石刻造像及其他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未见诸于文献记载。此次新发现为我们研究巩县石窟寺的历史、石窟艺术及文物保护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川成都福感寺遗址佛教造像埋藏坑清理简报

2016年4月至2017年10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实业街30号地块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揭露面积约1.2万平方米,其中两个灰坑(编号H19、H68)出土了一批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石刻造像,数量较多且堆放相对集中。这些造像以红砂石质为主,包括佛像、菩萨像、天王像、背屏式组合造像、造像碑、盘龙碑首等,雕刻技法有圆雕、浮雕及线刻。根据发掘位置及出土文字信息等可知,本次发掘地点为隋唐时期益州城西著名的佛教寺院福感寺,出土的造像延续时代较长、艺术元素丰富,对于研究成都地区历史及佛教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甘肃佛教石刻造像》评介

张宝玺先生编著的《甘肃佛教石刻造像》是—部研究甘肃佛教艺术的著作。该书不但是一本图录,更是一本研究论著,其中精选甘肃各地从北凉至明代各时代有代表性的石刻造像、铭记图片290余幅,共涉及石刻造像160余件,较为系统地描述了甘肃佛教石刻的分布、时代特点及艺术风格。     

河北出土北朝隋唐石刻造像的佛衣类型

<正>一河北出土的北朝隋唐石刻造像河北省历年出土的北朝隋唐时期石刻造像集中在河北中南部,以保定曲阳修德寺遗址、邢台南宫后底阁遗址、邯郸临漳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三处最为著称,此外石家庄灵寿幽居寺塔内北齐皇族赵郡王高睿造像亦是极为珍贵的图像资料(图一)。这四处出土石刻造像,纪年明确、时代连续、工艺精湛、数量众多,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佛教及其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艺术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