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双重标准——《中国疆域沿革史》读后感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都有"夷夏之辩"的问题,而这种争论伴随着诸多因素不断发生变化.其中由于中国历史上版图的变化,国人"夷夏观"的内涵和外延也在随之变化.特别是到了清代,伴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国人形成了一种近乎自相矛盾的"夷夏观"双重标准.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

本文主要从不同时期的疆域分布状况和观念变化等方面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一词并非单纯的地域或文化观念,也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其中围绕"中国"形成的"中国"为"天下"中心且据之可以成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众多民族尤其是汉和北疆民族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不断争夺"中国",在导致现实中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反复交替的同时,直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终于实现了重合,古代中国的疆域也由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     

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

作为国家理念的体现,疆域概念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由于古今中国国家性质不同,王朝中国的疆域概念与现代中国主权、领土不能用简单的继承或对接来解释。在王权泛化或王权至上观念的影响下,王朝中国的疆域话语尽管受到地理知识限制,但仍坚持认为在可知范围内,王朝中国天子有权实行统治。这种深受王朝国家理念影响的疆域话语对古代疆域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常见的5个古代中国疆域概念为例,“天下”有广狭二义,一是普天之下,一是华夏诸国;“四海”即四方,有时包括四夷,有时不包括;“中国”概念迭加变化整合,各朝“中国”范围不尽相同;“疆域”是一国统治范围的宣示;“版图”则是王朝国家行政地区。本文通过追溯原本词义,认为上述概念原意与后世借用,因语境变化,语义发生差异;进而提出,学术用语与习惯说法应有区别,这不仅是运用概念准确与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研究价值的取向。     

"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

本文对“中国”一词含义的发展、变化及中国疆域形成的途径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对“中国”一词的含义,历史上有过5次大的变动,即周以前、西周至战国、秦汉至唐、宋元明时期、清代到民国。到第五个阶段,“中国”一词始具有了现代中国的含义。中国疆域是历史上形成的,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复杂内容,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     

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如何形成和确定,在史学界争论较大。中国疆域形成的背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形成疆域的因素也比较复杂,归纳起来有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延续二千多年的基础。第二,历史上活跃在中原王朝四周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第三,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     

从两汉西南夷经略看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

两汉王朝经略西南夷的曲折历程,在中国古代边疆经略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反映出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历程,是各族人民不断战胜边疆艰苦的自然环境、边疆与内地融为一体的过程,也是在"大一统"思想引导下不断与边疆无用论的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非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是历史上各族人民历经艰难曲折、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

本文以西汉王朝为例,对古代中国王朝的疆域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藩属体系的碰撞和重组是王朝疆域形成的主要途径。在西汉初期,中华大地上存在以西汉王朝和匈奴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以及众多的亚藩属体系和弱藩属体系。自武帝时期开始,随着西汉王朝国力的增强,两大藩属体系进入碰撞、重组阶段,其结果是不仅以匈奴为核心的藩属体系被纳入西汉王朝的藩属体系中,其他弱藩属体系也进入其中,属于西汉王朝藩属体系的亚藩属体系则成为了郡县,由此最终形成了郡县、特设机构、藩属国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的西汉王朝疆域。     

北宋与辽并立时期的疆域格局

本文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述北宋与辽并立时期的中国疆域格局。文中着重阐述这一时期北宋、辽、西夏以及大理、吐蕃、西州回鹘、黑汗等王朝或政权的形成、发展及其盛时的辖区范围，揭示了各王朝或政权辖区的形成过程及彼此问的关系。北宋与辽并立时期的中国疆域桔局，是在唐朝版囹范围内，历经五代十国之后，随着局部统一局面形成但又不能实现更大统一的重新组合。从总体上看，北宋与辽并立时期的疆域范围，东、南、北三面大体同于唐朝，而西域则逊之，反映了历史上中国版图的一个沿革过程。     

浅议中俄两国疆域形成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

浅议中俄两国疆域形成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郦永庆中俄两国是近邻,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边界线。两国分别是以汉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两国疆域的形成都是在原来各自历史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本文所说的中国疆域,是指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中国边界以...     

佛教汉文文献所见唐朝疆域变迁

文章将唐代佛教汉文文献中所见唐北部、西部疆域变化的有限资料,结合正史记载进行了诠释。认为唐前期北部、西部疆域大幅伸张与收缩,各方政治、军事力量的消长贯穿始终。唐朝是以政治归属来判定版图所至,即以政治控制为依据,政治势力所及地区即为唐版图。今天考察中国古代王朝疆域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应该遵循古代疆域观念予以判定,唯有如此才能对唐朝疆域的形成与变化给出合理的解释。     

刘渊政权的出现与北疆民族主动认同"中国"的开始--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二

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是北疆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本文认为汉政权的出现既是匈奴人长期和汉族保持密切关系的结果,同时也是匈奴人认同“中国”,并进而主动进入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标志。汉政权的出现对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促进亍北疆民族之间的融合,推动了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和方式的发展,而且也是边疆民族主动进入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开始,由此也奠定了北疆和中原地区融为一体的牢固基础。     

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

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各个时期的治边思想又有其特色。古代治达思想总体上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统治对开疆拓土多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认为理想的边疆治理是“守在四夷”;从“华夷有别”的治边观出发,在边疆地区施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统治,同时重视在边疆传播封建化的教化作用。章还以封建统治对边疆民族的治策和对边疆的经济开发为例,阐述了古代治达思想对边疆治策的广泛影响。     

新疆与历代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计量分析

自西汉在新疆设官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新疆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四类政治关系。本文首先简述了中原王朝在新疆设置政权的沿革,然后以计量史学的方法对四类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段分别予以统计,以关系的数量程度说明关系的性质。统计结果显示,新疆地区全部或部分在两千多年的大部分时段中处于中原王朝辖治之下,从而表明新疆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

文章认为 ,凡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今天疆域内而今天已经消失了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他们的历史 (外来民族迁入之前的历史另作别论 )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地区及其建立政权的疆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组成部分。按照这一原则 ,结合历史上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及其政权的隶属关系 ,以及边疆民族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心理认同等条件综合考查 ,不难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乌氏考

乌氏县作为今陇东地区最早设立的县之一,在河陇交通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考据与乌氏相关史料,对汉唐间乌氏县之沿革、迁置、地望等进行了仔细考证,认为乌氏县为秦县,其地望在汉唐间曾发生数度迁置,唐人已经在其地望问题上产生了误解。     

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

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下的具有“中国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学术认知。     

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

本文支持唐代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唐代农牧业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北线北移,复种指数提高,产出的多样性更明显;农作物单产量提高,粮食总产量也提高;水利建设成效显著。由于国力强盛,使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本文赞同８世纪中叶气候有一个由暖转冷过程的观点,认为８世纪中叶的气候转寒造成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压力增大,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国北方建立区域性王朝,安史之乱是这个南下进程开始的标志性事件。经过南宋１２世纪的再一次寒冷突变后,北方游牧民族则开始了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历史。     

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

公元前 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时 ,高句丽人已经在西汉郡县制的管辖之下生活了 70多年。高句丽王被王莽政权贬为侯 ,说明其在西汉末为王国 ,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 ,也证实了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封国地位。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东汉时期高句丽曾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地 ,但这都属于边郡地方的冲突 ,高句丽作为边郡封国的地位没有改变。     

有关安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

安南都护府为唐朝六个都护府之一,是唐朝管理南部边疆地区的主要机构,对于维护唐朝南部边疆的稳定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安南都护府的兴衰、历任安南都护的考述、安南都护的选任制度、安南都护府的职责等方面,在前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安南都护府进行了相对系统地探讨。认为安南都护府的统治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的地方。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统治相对比较稳定、持续,一直到唐末唐王朝仍然在安南地区维持着统治。失败之处在于时有反叛,其根源则在于唐朝安南都护的选任制度和管理制度不规范,都护更替频繁,施政缺乏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