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在黑白之间冲撞

我从事新闻工作数10年,天性使然,在我内心深处,一直对书法和绘画等艺术作品怀有难以言传的好感。后来我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好感是源于对艺术家们的敬佩和欣赏,因为他们能够创造出许许多多看似平凡的方法,用来描述纷杂绚烂的世界。     

谭震林在《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重要文章的经过

正一1981年6月10日上午,我刚走进红旗杂志社办公大楼,在楼梯口遇到了总编辑熊复。这是他近期出国访问归来后第一次和我见面。他叫住我,和我热情握手,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在电话中和谭震林同志说好,明天上午,我去他家看望,向他约稿,你和我一同前往,为他代笔写一篇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文章,准备在《红旗》7月纪念专刊上刊用。"     

福建“红旗不倒”的由来及其历史内涵

"红旗不倒"是中共福建地方史研究宣传中的一个高频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福建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一个经典评价语。它是一个特指的具有丰富革命历史内涵的名词:一是福建全省各级党组织建立后,尽管遭受破坏和损失,但组织架构较好地保全到解放;二是始终保持相当规模的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三是始终保持诸多较为巩固而又成块的革命活动区域,并与人民群众在长期奋斗中建立了生死与共的革命斗争关系等。"红旗不倒"也是福建红色文化的核心主题。     

关于一处史实错误的更正和说明

正《百年潮》编辑部:非常感谢贵刊发表拙作《从接触"红档"到研究红旗史》!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有一处史实错误,即《百年潮》今年第8期第16页右栏第15行"毛泽东给哈工大的题名和题词"是错的,正确的表述应为"毛泽东给哈工大的约稿信"。之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因为我在撰写本文时,查阅了我保存的《红旗》文书档案目录,看到     

政治史再思考:以公众史学为视角

<正>一是宋史还是十至十三世纪的历史?我的研究兴趣一直偏向"人",无论是讨论北宋前期的皇权发展,还是宋人为什么杀婴、如何书写墓志,所关心的都是"人"如何面对、解决生活的问题。而在此背后的根本课题,则是人如何借助"过去"以面对"现在",也就是承载过去的"历史",对人而言,到底有什么用?总而言之,身为历史研究者,已经过去的人与事转化成历史知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些年来最大的关心。既然我的研究兴趣在"人"以及人所处遇的生活,也就不能不关注人所经历的时空,更何况开设的课程既以"宋"为断代,当然不能不正视"宋"这个朝代作为一个时代的意义。因此,"宋"这个朝代是怎     

与书有缘

读书对于我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四五岁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声律启蒙》起,到大学毕业后从教、从文、从政,至今已近四十年,此间虽然工作几经变换,但我一直与书为伴,以书为友,常常忘情地畅游在书籍的海洋里,这既是惯性使然,也是一种缘分。     

“求实存真”的一面旗帜

《炎黄春秋》不是一个专门的史学刊物,但又是一个具有鲜明史学特色的刊物。它能成为当今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家刊物,离不开历史。《炎黄春秋》创刊20年来,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历史的文章,对推进和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我认为,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炎黄春秋》秉承了"求实存真"的史学传统,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     

送错一封信，江青送我进监狱

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社,师从《红旗》杂志编委、中国哲学史专家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     

应重视“失败者历史”的研究

<正>2013年,在与同事的一次交流中,我谈到要重视世界历史上"失败者"研究的问题。同事很赞同这一想法。随之,我们举办了两次小规模的座谈会,主题就是"失败者历史"。这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但讨论时与会者大多认为的确要重视"失败者历史"的研究。我自己关于写"失败者历史"的闪念,起初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正在开展英帝国瓦解过程的研究工作。当我查     

明代庆藩史和宁夏史研究之佳作——读白述礼教授《大明庆靖王朱栴》

红旗迎风舞,万里山河笑。在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宁夏大学白述礼教授继《大唐灵州镇将》后所著《大明庆靖王朱栴》一书（以下简称《朱栴》）,于2008年8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研读后倍感兴奋。《朱栴》一书的出版,不但梳理了明朝庆藩王府的历史,而且对研究整个明代宁夏历史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谭震林攻克"两个凡是"的堡垒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5周年。早在这一年的七、八月,《红旗》杂志就开始策划发表纪念毛泽东的文章。由于当时"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处于热潮之中,要找个能为持"两个凡是"立场的《红旗》杂志写稿子的人,还真不好找。经过挑选,《红旗》杂志编辑部选中了谭震林。谭震林能"中选"的缘由,除了当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真理标准"的文章外,还有他的"老资格"和"与毛泽东的交情够深"的前提。接到约稿电话,谭震林一口就答应了。按《红旗》杂志的计划,谭震林     

《内部未定稿》漫忆

我196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报考本校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被录取。后来没有读成研究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持证报到后才知道,是到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内部未定稿》工作,行政编制在红旗杂志社。对内对外都称《红旗》八组,因为先前《红旗》杂志编辑部已经设有哲学、政治、     

缘起阿富汗考古 我与马苏迪馆长的相识相知

<正>由于我一直对阿富汗抱有研究兴趣,并一直努力践行着去阿富汗考察、举办关于阿富汗历史文化的展览和研讨会的想法,于是逐渐与马苏迪有了一些交集。2015年,在日本东京开幕的阿富汗珍宝展览上我第一次见到马苏迪。当时马苏迪率领阿富汗代表团前来参加开幕式,我向前与他简短打了招呼,递上我的名片,由于当时人太多没有多聊,但他鼓励我要坚持研究阿富汗考古美术和文化历史,传播给更多感兴趣的人。2017年4月我去喀布尔开会,跟随联合国考察人员考察了一些阿富汗古代遗址。令我意外的是,再次见到马苏迪馆长。在联合国营地,我们在相     

发展考古学 服务新时代

正作为一名从业40年的中国考古人,作为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学习的历史学科研究人员,能够参加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大会,见证这一在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心情十分激动。一、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意义重大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决策,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视与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历史研究,他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研     

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曾看到过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现就我所掌握的资料,谈谈此事.     

带香港青年到武汉感受中国近代史

<正>武汉,这么近,那么远!我于1963年出生,籍贯广东中山,现任职一家互联网公司主席及一所推动内地走向"智慧制造"为本的公司顾问,曾获英国De Montfort大学公共行政学学士学位,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对香港人来说,武汉——武昌、汉阳、汉口,应该说是无人不识的一座历史名城。每名香港人如有读历史的,都应该知道武汉的重要性。武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在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以前,我对于武汉的印象也多停留于     

老秃山上的胜利红旗

这面红旗是我志愿军的胜利红旗,同时也证明美国侵略军的可耻失败。1953年3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次反击老秃山高地时,×部师首长将这面红旗送到担任突击任务的某团一营。营里又决定将这面红旗交给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三连,全连指战员们立即沸腾起来,     

我为在五七干校打人深感愧疚

1969年冬,我才上初中一年级,随父母去了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那里的子弟斗殴之风正盛。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秩序混乱,暴力成为时尚,小流氓也成了明星,好勇斗狠也成"战斗精神"的标志。斗殴成为那个时代的时髦。     

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1982年五月十九日在北京市史学会上的讲话

北京市史学会从前年重建到现在已经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来,历史学界有相当大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加强历史教育的问题。这是赵紫阳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的。后来王震同志又发表谈话登在1982年第2期《红旗》上,题目是:《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个人呢,在这个问题上,近两年也有些感受,趁这个机会,同志们在一起,想谈谈这个问题。     

延边地区的历史变迁及其主权归属

延边地区是我国朝鲜族同胞的聚居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朝鲜族进入该地区只有约100年的历史,而且一直处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韩国某些势力宣称的"间岛"是韩国的领土或"间岛"是韩国人首先发现的不仅缺乏法律依据而且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中国应该未雨绸缪,加强对延边主权问题的研究,争取在学术争议范围内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