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帝的陵墓去哪了

据载,成吉思汗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秘葬。其遗体存放在一个将大树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棺里。独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曾经功土的痕迹,还要用帐篷将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了。     

肖像画与相术

本文探讨中国肖像画在造型技术上从易到难,有一个由侧面到斜侧面最后才到正面的发展过程。在解决正面肖像的描绘难题时,曾经借助过相术,即以汉字造型特点对人物面部形象的归类方法和观察方法,从而促进了肖像画的进一步发展。     

不给皇帝台阶下

耶律楚才是元朝的开国功臣,此人才华横溢、博古通今,尽心尽力辅佐成吉思汗父子,为元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吉思汗特别器重他,曾经对儿子窝阔台说：＂耶律楚才这样的人才,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现在为我们所用,实在是上天所赐,我们要好好待他,今后凡军国大事,都要向他请教!＂成吉思汗过世后,窝阔台继承了汗位,继续重用耶律楚才,耶律楚才也继续尽职尽责。     

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考察

本文认为 ,蒙古汗国是在兼并草原诸部的基础上 ,按游牧民族传统建立起来的 ,具有浓厚的家产制政治特点。这体现在国家分封制结构和汗位继承方式上。忽必烈虽然打败了阿里不哥 ,但作为全蒙古大汗 ,他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全体宗亲的承认 ,拖雷系与窝阔台系以及拖雷系内部的阿里不哥裔、蒙哥裔、忽必烈裔之间此伏彼起的斗争 ,也说明蒙古汗国分裂的事实。进而认为 ,元朝是从蒙古汗国分裂出来并经过扩张后建立的国家 ,与西方蒙古四大汗国建构历程相似。四大汗国与元朝并无宗藩从属关系。     

试论元朝宗教状况与道释画之嬗变

在元代短短几十年中,道教经历了一个大盛大衰的过程,中土本有的佛教也为藏传佛教所压制,中国画在这一时期则体现出比以往更多的文人气质。本文叙述了元代的宗教状况与宗教政策的关系,以及道释画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     

皇帝与方士

战国时期,燕国东边和齐国北边是渤海,烟涛微茫,变化莫测。大家以为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动物都是白色的,用黄金白银建造宫殿,中有逍遥长生的仙人,炼制不死之药。此时,神仙有宋毋忌、正伯乔、充尚、羡门高4位,修仙者只追求个人解脱,并不济世救人。     

泰山古建筑与宗教、民俗关系研究

从远古时期开始,泰山一带就已经是人类频繁活动的重要区域。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信仰。文章结合泰山古建筑,对泰山古建筑与宗教、民俗关系进行了分析。     

高丽文献中的蒙、丽"兄弟之盟"——事实、认同与话语

在蒙古将征服高丽正式作为目标前,高丽人出于对"夷狄"的不认同,不承认"兄弟之盟"事实的存在,代之以"约和""和亲"的话语.在将征服高丽正式作为目标后,蒙古人亦不承认"兄弟之盟"的存在,而以"投拜"话语置换.正式臣服蒙古后,同盟史与高丽人在认同背景下建构的臣服史之间存在张力,他们又试图对之进行重构或覆盖.但在某些关键时刻,高丽人又会将同盟史的记忆唤起,发挥其特殊功用.     

丧葬仪式、信仰与村落关系构建

围绕着丧葬信仰与仪式展开的人际互助关系,搭建了孝子孝女、围观者与当事人以及生者与亡人之间的隐秘关联,并调整、重塑和涵化着相互之间的关系。丧葬仪式在沟通家庭、宗族、村落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一种本质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核心联结起来,并借力邻里互助习俗进一步整合地缘联系的互馈机制。通过人情交流,丧葬仪式及其有关信仰有助于抚慰死者亲属,并使其在集体活动中获得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     

万历皇帝与他的文官集团

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官集团,总数约为2万人,京官约占十分之一。文官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经过层层会试殿试,突出者可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因文渊阁为皇帝的直属机构,在不设丞相（明太祖洪武皇帝杀过三位丞相后,下令不再设丞相一职）的情况下,文渊阁事实上承担着政府内阁的职责,首席大学士也就几近总理的角色。     

女性民俗：性别的民俗文化透视——与邱国珍、李文、吴翔之等讨论

文章针对2008年《民俗研究》第一期中《女性民俗与社会和谐》一文中作者提出并初步研究的女性民俗、女性民俗文化概念和问题,讨论提出女性民俗在性别民俗中独立存在可能性问题,以及女性在性别民俗中的内涵发现与理解,并由此分析女性民俗概念表述乏力的原因。     

祭祀圈、信仰圈、文化圈之刍议

祭祀圈、信仰圈和文化圈是人类学界不同时期内的三个影响颇大,研究颇深的概念。三者同是着眼于对文化事项的研究,但它们之间的异同点与本质联系在人类学界还未曾被全面细致的阐述过。本文重在从此方面来阐释祭祀圈、信仰圈和文化圈这三个概念,试图找出其内在本质中的一脉相承性。     

信仰民俗的历史传承与乡村社会秩序探析——以河北省高碑店市大义店村冰雹会为中心的考察

华北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民间信仰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义店村的冰雹会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经过清初改制及数次历史变迁延续至今,其中所承载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已经充分体现在村民的信仰民俗里,植根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张天师亲自传授这一传说对冰雹会正统性和权威性的确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传统祭祀仪式亦成为该村村民的一种集体记忆。通过田野调查,结合口述资料和其他文本,对于梳理乡村社会信仰民俗的历史脉络,探析信仰民俗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关系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古史新证》、《古文新证》辨析与近代史学

本文主要通过对民初史学界语境的考察,论证“古文新证”为王国维1925年清华国学院讲义的标题及其本意。并由《古文新证》分析王国维与民初史学界的关系,进而理出民初学者治学方法和态度的差异及其隐含的共有的价值取向。     

建构、维系与重构——评刘道超《筑梦民生：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

无论是在宗教学领域还是在民俗学领域,民间信仰研究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民俗事象往往有民间信仰的成分,各种神灵鬼怪信仰广泛流布于民间,且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复合性。民俗学对民间信仰的研究视角有别于宗教学。在民俗学领域,学者们习惯于将民间信仰置于活生生的民俗生活中进行动态把握,注重民间信仰产生、发展的生活语境。     

禹、启都阳城阳翟新证

依据《左传》《山海经》《竹书纪年》《归藏》《连山》等古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掘所见城邑遗址及相关资料,对先夏、夏初都邑阳城、阳翟进行了考证,认为在先夏时,鲧、禹都阳城,阳城系鲧所建,禹时另建大城;启都阳翟,其地为古代天文意义上的"天下之中",亦即周武王打算"宅兹中国"的"有夏之居"。从而证明,今河南境内黄河以南,伊、洧之间,汝水、颍水流域以北的嵩山一带,既是先夏、夏初时夏人活动的主要地理空间和夏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早期国家政治组织形态形成并发展的源地。     

疏勒、佉沙地名新证

“疏勒”、“佉沙”地名分别源于突厥语的和(口厌)哒语的。前者为最古老的地名,地望在今疏附县西北被称为“苏尔拉厄”( )的村庄;后者始于北魏,城筑于611年,地望在今喀什市区。二者都曾被用作地域性名称,均是由王都所在地的具体地名扩展为地域性名称的。两地名的更迭,是操两大语系语言的族群入居该地的直接反映。自汉代开始,两地便已成为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以及汉藏语系居民的交汇之地。     

冀南醮仪中“功”的逻辑与实践——兼论民俗语汇作为民俗学研究的一种可能路径

中国民众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向来是自成体系的,历经长期生活实践形成一套本土概念体系即民俗语汇来表述自己的意义世界。民俗语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体系和地方性知识,能够直接传达民众对自身行为的解释,暗含着民众对民俗活动意义的理解,成为进入民众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冀南"打醮"活动是理解民俗语汇极好的田野案例,在当地人话语体系中"功"是具有普适性意义且使用频率极高的民俗语汇,以"功"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传统与当下实践两个维度解读其语义体系和应用逻辑,进而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探讨中国社会礼俗互动的运作机制,并以此验证民俗语汇作为一种分析路径的可行性。     

耳目一新的戏俗研究——读《演剧、仪式与信仰—民俗学视野下的例戏研究》

例戏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仅仅只是有一些单篇论文对其中的某个剧目或某个剧种的某些剧目作了一些研究,而李跃忠博士的著作《演剧、仪式与信仰—民俗学视野下的例戏研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民俗学角度而对其进行整体的、宏观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