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毛主席

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工作,在中南海上班。解放初,社会上游泳池不多,我们党委机关的干部也不去那里。中南海有一个游泳池,在中南海上班的人很多,不可能都去,记得那时发游泳证,凭证轮流去。我们宣传处有一张也可能是两张游泳证。我游得不好,却很想去。当时我初到北京,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听说毛主席常去游泳,很可能会见到毛主席,因此,更想去。夏日炎炎,谁不想去?处里同志照顾我,有一天把游泳证给了我,我很高兴。     

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

(一)1961年初的北京,在中央直属机关涌动着一股"万名干部下放"的热潮。此时,我在国家统计局财贸司综合处工作。经我三次主动申请才获准参与下放。过了星期天,司里党总支曹书记通知我:明早,跟韩复光同志去参加动员大会。次日,我们到了中南海紫光阁。进入大礼堂,     

“两案”审判技术工作纪实

接受特殊任务大约在1981年5月,公安部十三局(预审局)办公室李声华主任(后来知道他当时兼任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两案”办公室副主任)来到我所在的研究所,说第二天去秦城接受任务。那时候,我们已经习惯随时被抽调外出工作的事。次日,我与贾荣炽、史景智跟随李主任赶到秦城监狱时,已临近中午。在大食堂吃中饭时,遇见早先借调到部里工作的我们研究所搞闭路电视的张瑞华同志。他没问我来干什么,我也不能问他,只知道他已住在秦城。午饭后,我们进入监区,在一栋已无犯人的楼里,每人分一单人牢房睡午觉。监舍里没有床和马桶,只有便坑和铺好…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     

我参加了审查胡风案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17日清晨．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当时,我担任中宣部文教干部处副处长,具体分工协助部领导管理文化艺术系统的干部。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捕李嘉陵的工作。拘捕绿原则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胡伟德两同志负责进行。     

我参与讨论胡乔木论异化的文章

1984年1月,胡乔木同志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文章发表前,曾在当时中宣部在中南海内的会议室,召开了一个有二三十人参加的讨论会,参加者有胡绳、龚育之、邢贲思、卢志超、韩树英等著名学者、专家。我有幸也应邀参加。会上大家发表了不少意见,我也     

珍贵文物为中南海增辉

正1949年中南海第一次规划修缮后,中央警卫局遵照上级指示,通过中央办公厅先后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借调了不少珍贵古董,分别布置在勤政殿、怀仁堂两个重要场所,1963年6月复查登记,共有141件。"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由中央警卫局服务科行政组长武宗让具体负责,全部安全退回故宫。我当时在服务科工作,但那时年轻,不懂文物,初见时,感觉一般,只是多看几眼而已。后来由于工作关系,耳闻目睹的得多了,才渐渐明白,原来这些珍贵古董被"请进"中南海,是国家一项很重要的时政举措。毛主席为文物"定调"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国家机关事务工作——人民政协筹备会庶务处处长周子健的回忆

一 1994年11月3日,我（时任国管局综合司司长）和刘广振副局长、张国威（国管局人事司干部）三人到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老前辈周子健同志。我与周老结识于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那时周老任新政协筹备会庶务处处长,我在筹备会秘书长办公室工作。周老在病房里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时我具体负责《国管局大事记（1950—1995）》第一卷编写组的工作,探望之余,我们向周老征求对稿件的看法和意见。听说我们想谈稿件的事,被很多同志称为“中南海大总管”的周老马上取出稿件,和我们聊了起来。     

我参加审查胡凤案的经历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并于17日清晨由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     

在父亲袁世凯“称帝”的日子里

住进中南海当我父亲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后,又过了一个时期,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我们就从当时所住的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父亲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     

我与彭老总的一段交往

正1951年1月,我参加工作进了中南海,开始几年在警卫处(后改为警卫局),后因机构改革,工作调整,又到了机要室(后改为秘书局),1971年调出,在中南海工作整整20年。在中南海期间,我常常见到毛主席,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那是我进中南海的当年夏天,一天晚饭后,我们几个小青年在勤政殿前的广场上乘凉。突然,毛主席出现在我们面前,叽叽喳喳的热闹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只见毛主     

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乘全国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之风,中共党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9年5月,我被所在单位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派遣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同志主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编写工作。12卷本的长编史著是一项浩大的学术科研系统工程,政治性、学术性与资料性的要求都非常高。为此,近代史研究所新建了现代史研究室,并从北京和外地高等院校以及军队院校中借调一些研究工作者参加第一卷《伟大的开端》编著工作。工作地点暂借中共中央党校主楼的六层。我和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大学)姜华宣教授等被分在“中共三”组,主要任     

张春桥开座谈会

今年春节,看望我在解放军报社工作期间理论宣传处的一位老领导,谈到当年一起参加张春桥召开的一个座谈会的情况.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但是,张春桥那种盛气凌人、粗暴蛮横的面目,仍然历历在目.我查阅当时的工作笔记,对座谈会有较详细的记录.     

读者来信摘登

编辑部同志： 转来汪大波同志的信,我仔细看过了。内容与我所说的几乎全同,但有两点小异：一是我听来的是潘梓年与这位投稿者谈的,潘当时是新华日报的头号人物,也是著名的社会名流。二是大漠同志不是去参加新四军,而是在参加新四军的筹组工作。因当时新四军尚未成立。     

忆胡耀邦的一次讲话

建国初期,我在共青团湖南省委机关报-- 湖南青年报社工作。1955年冬的一天,团省委副书记仲沂同志通知我,经团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派我去北京参加团中央举办的省(市)级团报、团刊总编辑讲习班学习。这个讲习班设在北京市炒豆胡同当时的团中央招待所,为期一个月,由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金湘同志主持,仅有学员二十来人。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先听报告,然后集体讨论领会和消化。期间,我们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国际国     

忆45年前的北京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一 1949年11月初,那是广州解放约半个月之后,我正在广州市妇女工作委员会参加接受国民党妇女会的工作。一天,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的负责人粟稔同志来通知我说,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雷经天同志要找我谈话,叫我到办事处去。 我依预约时间到办事处。我同雷经天同志是初次见面,他很热情。当时在座的有中共广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陈枫,我们也是初次见面。粟稔当时也在座。雷经天同志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学历、经历,以及入党以后各方面的情况,我一一汇报以后,他对我说:     

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意志 ——邓小平会见华莱士目击记

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82岁高龄时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的采访,与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当时正担任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局局长,负责这次重要外事活动的具体准备工作。 当听到定于9月2日10时,邓小平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消息时,我们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决心     

别致的午餐

1991年,芳草杯全国老干部围棋赛在合肥举行。组委会总负责人是时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魏心一。经其他同志推荐,他通过组织临时借调我去负责赛期的接待和宣传工作。     

开国大典瞬间的历史真迹——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开国大典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华年似水,岁月如烟,水的冲刷,烟的飘散,把记忆中的悠悠往事弄得模糊而淡远,惟有留下那瞬间的开国大典的工作照(见封2),还常常引起我的思绪对那流逝时光的回顾。〔一〕1949年,在那如火如荼的年月,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两种命运的决战,胜负已见分晓,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年的9月,我刚刚20岁,一天新闻处的领导找我谈话,分配我给徐肖冰同志当摄影助理,要于9月21日去参加拍摄在中南海举行的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闻纪录工作,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当时我参加革命才只有一年,对革命道理懂得不…     

从事科技情报工作的片断回忆

初入科技情报队伍 我是1978年7月调入武汉市科技情报处调研室的.在此之前,曾长期在电子工业系统机关和工厂工作,1976年年初借调到武汉市革新改造挖潜指挥部搞微波能、太阳能等能源新技术推广.在那里,我同情报处的卓香枨、廖翠兰、孙维元等同志有接触,所以,当时任市科委副主任的吴官正安排我到科技情报处工作时,我是非常高兴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