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考古的新思路——罗泰先生专访

在公共考古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先生认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中国的考古学事业也得到飞速提升,特别是国际化的趋势越发显著。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公共考古可以从加强中小学师生的考古与遗产保护意识、充分展现考古学术问题论争等方面入手,在坚持学术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情况并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发展道路。     

笔谈：公共考古/公众考古概念下的考古学教育思辨

考古学和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越来越多,种种联系组成了公众考古/公众考古学要关注的诸多领域。脱胎于英文“Public Archaeology”的“公共考古”或者“公众考古”概念,在中国的实践和讨论均体现为考古学面向公众的沟通和共享姿态。公共性是公共考古最核心的特征,公共性体现得越充分,越能促进政府、机构、专家和民众之间的共赢;公共考古的教育性体现在能够架起专业考古与普通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民众理解考古学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什么,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公共考古的开放性则要解决“谁的公共考古”这样的问题,通过改变考古学/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单向关系,变考古学家的“他们的公共考古学”为公众的“我们的公共考古学”。今天公众考古已从最初“什么是”和“要不要做”的认识论阶段,发展到如何做好和怎样推进的实践论阶段,因此需要专业化、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应该从人才现存问题的导向出发,依托有条件的高校,推动公众考古课程建设并逐步发展到课程体系建设。公众考古需要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对“公众”本身也需要研究和分类加以引导。从考古现场到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展厅,都是考古学家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交流”和“...     

贵州基本建设考古初探

基本建设考古是当前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在国家经济建设大背景下,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本文对贵州基本建设考古历程、成果、状况进行梳理,提出问题与对策,力促此项工作顺利开展。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公众对文化遗产传播文本的感知与建构——基于三星堆考古报道读者评论的研究

借助新闻媒体进行文化遗产传播是推进公众考古的重要方式,但公众接收和理解传播信息的机制尚不清晰。以三星堆考古报道读者评论为案例,通过语用、语义和编码分析发现：受众对考古报道的回应受报道本身的影响,同时表现出很强的自主选择性和思维发散性;受众积极投入到对三星堆文化的阐释之中,通过追问谜团、消解权威、自主求证、寻找关联和娱乐解构等方式,在三星堆的文化表征、文明起源、遗产保护利用以及其他关联主题上进行新的意义再生产。基于受众的能动性,研究构建网络型文化遗产传播模型,提出传播活动的根本矛盾在于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张力关系。研究有望提升学界对文化遗产传播的理论认识,并为传播实践提供启示。     

考古遗址的公众参与:一项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沟通、信任、专业性的公共事务参与机制,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的运转。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因其牵涉各方利益,应成为政府、专业人士、普通公众建立信任,形成有机意见表达和协调的平台。墨西哥阿尔班山考古遗址的保护工作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诉求,建立起政府、学者、民众互相信任、沟通的机制,解决了曾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西安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在公众参与上做了一定探索,但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大遗址类文化遗产因牵涉的社会利益相关者众多,可成为我国建立良性社会沟通机制一个重要切入点。     

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公共考古学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对于解决民族文化在全球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定位与认知的问题大有裨益。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公共考古学承担了考古学、文化遗产领域内文化自觉的责任,是文化自觉在这些领域内有效的实践行为,旨在解决中国文化的社会化与现代化的问题。考古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公共化和社会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自觉的内在需求。因此,公共考古学不仅要求国家、科研主体、公众等多方的广泛参与,做好文保顶层设计,而且对文化遗产的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应用好国内外多种考古文化资源,将不同的文化进行类比,清晰地勾勒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才能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     

中国考古纪录片的发展过程

中国考古纪录片自20世纪50年代起,先以电影纪录片形式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又进入电视纪录片时期,至今方兴未艾。在此过程中,经历了新闻片、科教片和人文片三个阶段。考古人员也由最初的自发到后来自觉地参与进这一领域,促进了考古纪录片发展。目前,中国考古纪录片已进入了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数量递增、技术前沿、传播及时的全新发展时期。     

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大遗址考古(考古发现篇)——以江西樟树筑卫城为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文明古国,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基因。中国素有保护古代遗物的悠久传统,而文物准确概念     

试论原件、复制品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的作用

考古遗址博物馆依托考古原址而建,考古原址及其出土的文物原件构成了遗址博物馆的主体,是博物馆生命力的源泉.考古遗址的“原址原状”保护和出土文物的“原址原件”展示,体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脱离了遗址氛围的原件,就偏离了它的时空坐标,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已被大大削弱.复制品和仿制品替代原件作为展品、教具、道具或纪念品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被广泛使用的现象,令人喜忧参半.如何恰当地利用复制品,值得进一步分析讨论.     

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

1972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西在《公共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公共考古学"的术语和理念。西方学界认识到,为了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和考古研究的可持续性,依靠专家的力量已经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必须依赖全社会的介入,包括政府和公众。因此,公共考古学不单是面对公众的普及,还要求政府的职能的全面介入。目前,"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由一个形形色色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来阐释过去。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英国考古博物馆改变功能定位,从考古专家的仆人,转向以公众为中心,以吸引和沟通各社会阶层的大众为己任,并对传统的博物馆展示方式进行改革。本文介绍了英国博物馆在这方面的一系列有益实践与成功经验,包括服务对象的重新定位、传统功能向外延伸,从静态展示向为观众提供动态的展览服务如走进社区的"移动博物馆"和出借文物盒、鼓励受众的参与和互动、网上连接、开放库房和研究部门、为残障儿童开发考古游戏、吸引少数族群参与、举行陶艺与玻璃艺术研讨会和文物欣赏写作班等等。这些举措反映了当代博物馆和考古学思维方式的新趋势,这就是:不是强调公众能为考古学做些什么,而是强调考古学可以为公众做些什么。公共考古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结果是在这些国家造就了对考古资源具有较高觉悟、鉴赏力和保护意识很强的公众,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能力。虽然我国博物馆采取免费措施来吸引观众,但是这似乎还远远不够。如果真的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和认识的提高,博物馆可能更需要在展示形式、营销策略、服务内容和主动性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试谈

作为一种考古发现与考古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已经进行了14年,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和积极作用。由于评选活动涉及考古学界、媒体、政府、公众等不同方面,对评选活动的定位与程序等有着不同理解和认识,评选活动也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从考古学自身的发展需求,考古学与社会及公众的关系,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保护、传承和创新中的考古伦理学等角度,提出一些意见,希望对评选活动的继续开展、对考古学的进步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等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试论公众考古与博物馆的联动机制

博物馆以自身专业性为人们熟知,大众对博物馆的认知不清晰.近几年,随着《鉴宝》等节目视热播,社会上掀起考古热.水下考古实况转播等起到推动作用,大众对考古的热情,反映当代人们的精神需求更加丰富.要考古事业发展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广泛让观众参与.博物馆展示方式较为单一,为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博物馆需要以公共视角设...     

贵州考古发现与文化遗存探析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地区,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过去很多专家认为贵州地区考古价值不高。近年来,贵州不断出土一些旧石器时期文物,以及商周、汉代、宋明和清代等不同阶段的文物,让考古界对其有了一个新认识,本文就此作初步探讨。     

全景视线：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意味着“十大考古”总数迄今已达180项。这些重大发现的背后,是一线考古工作的辛勤和汗水,它们见证了发掘者耐得住寂寞、对事业负责的精神;也体现了专家层面不断更新的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认识：除了继续侧重学术价值,更加鼓励发掘者用宏观的、综合性的、大时代的眼光去面对考古事业。     

从文化圣殿到民众乐园--汉阳陵公众考古活动的思考

公众考古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考古,而不是少数专家才有解释权的考古。记录和保护考古遗迹和遗物需要公众的参与和保护。汉阳陵博物馆作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普及考古知识,建立民众考古乐园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汉阳陵推出的针对不同民众的公众模拟考古活动,在建立学生考古乐园,搭建社区和博物馆之间桥梁,促进文博事业发展方面意义重大,是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主要途径之一。     

土司,考古与公众——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与思考

人人共享文明成果,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追求。如何达到这一目的,是公众考古学(publicarchaeology)讨论的范畴。这是国内目前方兴未艾的一个考古学分支,各方都在积极讨论与尝试。2012年度,依托土司城堡海龙囤的发掘,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本文即以之为例,对公众考古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公众考古学初探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愈显突出,而目前中国公众对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还有待提高,在此背景下,如何建构中国的公众考古学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西方公众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为他山之石,文章追溯了西方公众考古学源起、形成、发展的脉络,简要介绍了其基本的理论、理念和方法,最后,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关于建构中国的公众考古学的思考。     

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公共"(Public)一词的含义一直都是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共"蕴含着国家和公众两个不同的维度,根据"公共"一词包含的不同价值取向,国外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对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定位于"面向公众的考古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纺织品科技考古和保护修复的现状与将来

中国纺织品科技考古和保护修复的真正起步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慕的发掘开始.从此之后,对于纺织品的科学测试方法基本没变,但在微量和精度上则有很大的进步,染料和纤维的测试将成为将来的重点,纺织科技史研究也将以纤维加工、染色以及织造技术作为重点展开;而在纺织品保护修复方面,难以重复的现场保护要以经验性总结为主,较易重复的加固修复应以标准化为主.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由科研院校与文博机构合作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的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