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滕代远在苏联的日子

正最近,我们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获得一份珍贵资料。那是一张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会客记录单,上面详细记录着当年苏共领袖斯大林等人接见中国同志的情况,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滕代远。奉命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滕代远(1904—1974),湖南省麻阳县人,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任中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由分歧到屈从

陈独秀在一生64个春秋中仅仅去过两个国家：日本和苏联。青年时代他五次前往日本,主要为了进行政治避难并寻求真理。按照中央决定,1922年11月至1923年1月,陈独秀曾经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陈独秀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苏联。他为什么要去苏联?在苏联期间做了些什么?苏联之行对他到底有哪些影响?这些问题的确值得去深入细致地探究,但是,直至今日尚未发现国内有专门研究陈独秀此行的文章。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     

20年代胡汉民的莫斯科之行

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３日,与“廖案”有牵连的胡汉民,带着一封由汪精卫签署的给俄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信,肩负同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商榷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及在国民革命时期应取之策略等重要问题的使命,并作为国民党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代表,离开广州前往莫斯科。１０月４日,当胡汉民抵达海参崴时,受到了热情欢迎。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苏联人接待他的感情之热烈、礼仪之隆重、肴食之丰美,是平生所未遇见过的。在中国南方被“礼貌地”驱逐出来的胡汉民,竟在苏联受到如此欢迎,他的惊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西安事变前夕的潘汉年

1998年是“西安事变”52周年,在纪念这举世震惊、完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事件时,我们不能不怀念那些为促成国共合作而作出贡献的英雄们。潘汉年——这位我党在秘密工作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就是其中之一。莫斯科王明点将1936年1月初,正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潘汉年被团长王明叫去谈话。王明要潘汉年代表自己去同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进行谈判。1935年,长期以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也有所变化。最初,他很想通过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使中共能够服从他的统率。基于这个想法,他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     

试谈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观

托洛茨基曾经在俄共(布)和联共(布)党内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要职,也是早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是《共产国际宣言》的起草者和报告人。后来,由于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共产国际里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无论在被开除出共产国际以前或以后,他总是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自居,就欧洲各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言论。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满洲里接待的中共领导人

<正>1922年冬,党的创始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通过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1923年6月12日,循着陈独秀的足迹,李大钊通过满洲里坐马车进入苏联境内,前往莫     

李德在中国的两次婚姻

李德,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早年曾参加德国东部的工人起义。1928年前往苏联,1932年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共产国际派谴,1933年春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任红军军事顾问,中央军事“三人团”的主要成员。第五次反“围剿”时,他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等错误的军事路线,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长征。     

走近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苏联有关方面对六大给予了哪些帮助和指导?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     

蔡畅与儿童保育事业

正蔡畅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活动家,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儿童保育事业的开拓者。1919年,蔡畅与母亲葛健豪、兄长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蔡畅加入共产党。1925年初,蔡畅和李富春等人由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安排经苏联回国。短暂逗留苏联期间,蔡畅不仅在莫斯科东     

“职务标志”与“军衔”的区别

正20世纪20年代,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中国有许多革命者到苏联学习和工作。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常出现对自己或苏联教官、其他领导的职务标志误以为军衔的现象。一位老同志回忆1925年到莫斯科后:"苏联一位少校"来接他们并送他们到基辅,在基辅军校"我的军衔是少尉","工程兵科的总顾问西蒙诺夫上将……工程兵科的主任教官加耶夫斯基中将",他们的教官德国人施拉木"已是苏联上校军官","1928年春,苏联红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

很长时期内,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是,它们之间却没有直接电讯联系,诸多不便。直到1931年,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直接电讯联系的建立据黄平回忆,他从莫斯科回国,共产国际交通处主任阿伯拉莫夫告诉他说,他们想建立一个上海和莫斯科之间的地下电台,报务员已经训练好了。他问黄平是否可以把密码带回去?只是这种密码不能交给任何人,如果别人接替他的工作,他必须重新编个密码。在黄平同意带回这个密码之后,阿波拉莫夫就叫人教给他编密码、用相机拍文件等的方法及写文件的秘密方法。最后还告诉     

一九三0年张国焘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内情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后,张国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提议,决定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会后留苏联工作.共产国际认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共产国际不满,义不肯公开承认错误,一直不让他回国.1930年11月,共产国际突然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回国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陈独秀的认识和处理

党史界对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研究成果颇多 ,但是 ,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怎样 ,一直未见披露和研究。本文根据新的档案资料 ,对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 (布 )对陈独秀及中国托派的认识和处理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以摆脱第三党的纠缠192 6年秋 ,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并短期呼吸一下莫斯科的空气和调整一下情绪的请求。 192 7年 3月2 1日 ,维经斯基又一次提出让陈独秀尽快去…     

变抑不变: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之考察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面对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方法灌输,孙中山为争取苏联援助,虽然有选择地"师法"其革命方法和政党组织、训练方法,但他并不准备,最终也基本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主义政策。孙中山所恪守的仍然是其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发展的"积极底民族主义"政策,其通过"修约"反帝的策略也与苏联、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模式大相径庭。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始末

长期以来,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关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一事存疑较多,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是共产国际对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态度.由于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身上,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共产国际已经抛弃了陈独秀,开除他出党是情理之中的事.     

列车迷魂阵保护毛泽东访苏

<正>1949年8月,毛泽东给时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的汪东兴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毛泽东对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转变

虽然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但在北伐问题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经历了反对、摇摆、支持的转变,这种态度的转变更多的基于对苏联国家利益的维护,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形势的判断。苏联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们基于自身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在不同的时期对待北伐的态度也有不同,并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推动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政策,支持北伐。     

回忆我和钱学森的交往

马作新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选拔到苏联留学的留学生。他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火箭发动机专业,1958年2月回国后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后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所长。本文中他回忆了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第一次见到钱学森,以及回国后多次与钱学森交流科研工作,并在钱学森指导下从事火箭发动机研究等交往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