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藻《裔夷谋夏录》再探

汪藻于南宋初所著《裔夷谋夏录》是一部记载辽宋金易代史事的重要文献。本文探讨该书版本源流,厘清此书现存六个抄本之间的关系,指出上图、南图和静嘉堂藏本皆抄成于清初,后两者可能直接出自某一明末清初抄本,而此本又与上图本皆源出明中后期的一个祖本。此书虽以"杂糅抄撮"为主,但亦可见汪藻史笔,尤以卷一描述女真源流风俗的部分最为明显。该书保存了关于辽代女真和辽宋金易代时期的重要史料,为南宋官私文献广泛采择,对宋元史学史、辽宋金更替史和反思流行的女真民族史叙事都有重要价值。     

满—通古斯语各族“穆昆”研究

我们每读《金史》,研究辽代女真社会,就遇到许多问题搞不清楚。其中就有:(一)辽代女真社会到底有没有氏族组织,是何组织,在何时、何情况下取代了它?(二)辽代女真社会的大家族公社叫什么名称,它与宗族有什么关系,它与“邑落”、“村寨”有无联系?(三)辽代女真社会的大家族公社具有怎样的内容与形式,它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占有什     

辽代女真族的习俗及宗教艺术

辽代女真的习俗及宗教艺术,是研究辽代女真族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虽有论者,但都较简略,这与辽代女真文献资料较少有关。本文写作时同样遇到这困难,有些问题不得不利用辽末金初的一些资料加以逆推。当然,这和辽代女真的本来面目能有一定出入,只能等待将来考古方面提供更多辽代妇女真资料,再加补充。     

“定州绫锦院记”印考

通过对“安州绫锦院记”的印文及铸造时代的探讨,取得认识如下：“安州绫锦院记”当释为“定州绫锦院记”;印文中的“定州”指河北之定州;对该印时代探讨表明,该印印文带有典型的宋代篆刻风格;以宋制、宋尺计算的尺寸最接近该印的实测尺寸,应为依宋制铸造的铜印;该印与多个有明确纪年的北宋“记”或“朱记”铜印尺寸相当;该印为宋印,铸行时间不晚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     

金朝礼部官员民族构成初探

金朝礼部官员之民族成分涵盖金朝境内女真、契丹、奚、汉等族,而各族在金朝礼部官员之比例不尽相同,礼部长贰官整体上是以汉族为主体,但从时间上来看,金朝前期礼部长贰官以辽、宋降臣为主,中后期则以金朝自身培养的人才为主,尤其是后期礼部长贰官中女真族人数逐渐增多,这是金朝礼部长贰官民族构成的最大特点。此种现象与金朝的用人政策、各族文化发展水平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金朝初年实行"借才异代"政策,使得大量辽、宋降臣进入金朝官僚体系。中后期,由于科举、教育制度逐步完善,金朝本朝培养的人才大量涌现,尤其是女真官学、科举的建立,使得金朝女真族文化素质得到大幅提高。     

辽“本班郎君”非本部族之郎君考辨

正不同于中原王朝传统选官方式,契丹宗戚子弟通过候补郎君在宫中担任侍从侍卫,换取入仕资格。辽代具有起家资格之郎君除牌印、御盏、祗候郎君外,《辽史·百官志》"北面著帐官"条下同牌印、御盏等局并列,有"本班局",下设"本班郎君"(1)。贵族子弟萧阳阿、耶律仆里笃、耶律适禄、耶律斡特剌、耶律棠古皆补本班郎君入仕(2)。学者推测本班郎君很可能是隶属于诸部落、族帐和院本部的郎君(3),实际并非如此。统和七年(989年)三月"乙     

辽代官吏赃罪考

辽代重视用法律的手段惩治贪赃受贿的官吏,对官吏赃罪的规定和以赃罪治罪处罚的案例散见于传世文献中。辽代官吏赃罪可以归纳为以受贿罪论之"枉法受赇"、以盗窃罪论之"私取官物"和以索贿论之"利人误入、因之取材"三种类型,定罪也从贬官、免官到杖刑、黥刑、流刑、死刑不等,处刑严苛,廉察体系具有监、刑合一的特色,体现了北方民族的习惯法与中原唐律的逐渐融合。     

固安王龙村经幢不是金代文物

固安王龙村经幢一直以来被误定为金代文物,本文认为,金代没有将年号与"皇帝"组合称呼的,而辽代皇帝、皇后多加尊号,"神赞天辅皇帝"为辽圣宗尊号,"齐天彰德皇后"为圣宗皇后萧氏尊号,因此此经幢应修造于辽圣宗后期。     

辽代荫补制度考

辽代荫补主要分"常荫"与"难荫"两种,荫补对象涉及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辽代九品官员即具有荫补资格,荫补范围比宋初、金代广泛。辽代官员荫补子弟有员额限制,九品官可荫子四人,官品越高,荫补子弟的名额也越多。总体看,其荫补员额比南宋、金代皆多。辽代承荫者多因为自身能力出众而进入政坛中、高层,政治前途比宋、金荫补者更为光明。尽管辽代荫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北方文化的滞后,但它促成了辽代汉族世家大族与契丹贵族的联合,对巩固辽朝统治具有积极意义。     

辽代女真官制考略

辽代女真,处于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演变时期,也是向文明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女真社会各级组织相继出现了自己的官属。《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其官名:则以九曜二十八宿为号,曰谙版孛极烈,大官人;孛极烈,官人。其职:曰忒母,万户;萌眼,千户;毛可,百人长;蒲里偃,牌子头。孛极烈者统官也,犹中国言总管云。自五十户孛极烈推而上之,至万户孛极烈,皆自统兵。缓则射猎,急则出战”。这一概括,记录较早也较为全面,唯甚简     

辽代女真完颜部的氏族生活

女真族,是我国东北古老民族之一,继称肃慎、挹娄,勿吉之后,至隋唐称为靺褐,辽代方为女真,原属黑水靺鞨一支。女真族臣服于契丹后,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改称“女直”。勤劳勇敢的女真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劳动繁衍于长白山、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据《金史·世纪》载,“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在女真族建国约一百余年前,其完颜部逐渐强大,以后又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本文仅就九世纪中叶以后,世居按出虎水的女真完颜部的氏族生活,作一初步探讨,求教于史学界。     

黑龙江冰雪丝绸之路(连载四)

<正>4.辽代的冰雪丝绸之路4.1五国鹰路——海东路距今1000多年前的辽王朝初期,在唐黑水路和辽契丹道的基础上,黑龙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条海东路,史称"鹰道——五国鹰路"。辽代的这条"鹰路"指的是上京临潢府——黄龙府——五国部交通路线。辽时称生女真部以东地区,渤海国黑水靺鞨后裔,即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以北以东,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散居的土著部落为"五国部"。辽属国、属     

辽代记注官初探

辽代因修起居注而设记注官,但《辽史·百官志》南面朝官所列起居舍人、起居郎并不是记注官,所谓的“起居舍人院”也并不存在。辽代的记注官为使职化差遣之职,由牌印郎君、翰林都林牙等兼任。牌印郎君属于皇帝身边近侍,隶属于牌印局,翰林都林牙(总知翰林院事)属于朝官中的文官,可能隶属于大林牙院。辽代记注官皆以契丹文化人充任,这与辽代皇帝为中心的政务运作系统普遍使用契丹语有关。辽代记注官所编《起居注》失之于略,根源在于诸司供报送录制度不健全,以及记注官听闻议政的权力有限。辽代记注官之设,既弘扬相延数代的编修《起居注》传统,也具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     

辽金之际女真唐括部驻地再考

唐括氏是辽金时期重要的女真部族之一,最初以上京帅水为居住中心。帅水及唐括部驻地可确定在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境内的双阳河一带。早期唐括部尚处于较为原始的氏族部落阶段,多以村寨形式聚集,而未建有城郭。同时,辽代尚有以党项降户所置的北唐古部,戍守于辽黄龙府南今吉林长春附近,与唐括部不仅驻地不同,且族源非一。     

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

辽代契丹统治者在女真、五国部地区依据各部落集团和各部族社会发展的水平 ,设置了具有一定羁縻统辖性质的不同层次的属国、属部。从辽朝对女真各属国、属部的统辖关系特点看 ,大致可分为三个地区、四种统辖制度 ,即系辽籍女真地区属国、属部的两种统辖制度、生女真地区属部的统辖制度、五国部地区属部的统辖制度。充分体现了辽朝“因俗而治”的治国方针 ,从而实现了辽朝对整个女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有效统治     

辽代移民辽西及其影响探析

辽代向辽西地区移民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辽朝建国前后的50年(901—951年)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统治的时期(982—1031年)。辽朝统治者移民至辽西其目的前后有别。辽太祖、太宗时期的移民辽西主要目的在于开发契丹腹心地区,辽世宗统治时期的移民活动旨在充实耶律倍家族的领地——医巫闾地区。辽圣宗统治时期的移民既着眼于辽上京、中京地区的经济建设,也有稳定和协调各方面力量的政治考虑。到辽代后期,辽西地区呈现"城郭相望"的局面,交通环境明显改善,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也对辽朝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辽西地区的民族杂居局面也有利于辽代社会的稳定。     

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

建国以来,在辽宁、河北、湖南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五代、北宋和辽代墓葬或塔内出土的文物中,陶瓷器占有一定比例,其中包括若干带"官"、"新官"铭文的白釉瓷器。河北曲阳定窑窑址也发现过"官"款白瓷一片。综观各地出土带"官"、"新官"铭文的瓷器,联系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同类器物,可以看到,它们绝大多数都是白瓷,以碗最多,此外有洗、盘、瓶、罐等器;铭文都刻在器物的底部,全部是阴文,字体大体雷同,多数比较秀丽,少数显得草率;制作工艺多数比较成熟,胎釉细洁,浮雕和划花纹饰都具有一定水平。青瓷带"官"字者只出土过一件瓷瓶,铭文不刻在器底而刻在瓶的肩部,属五代越窑产品。 1956年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四件带"官"     

辽代契丹人与金代女真人汉化过程的对比研究——以陵墓材料为线索的考古学观察

辽代和金代分别是由契丹贵族和女真贵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从公元十世纪初至十三世纪前期,辽与五代十国和北宋、金与南宋先后对峙长达300年之久,继南北朝之后在我国历史上形成了又一个南北分治的局面.辽金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契丹和女真的上层贵族,但是在其统治下有大量的汉人以及汉化程度较高的其他民族,辽金两代的300多年,契丹人和女真人虽为统治阶级,但是仍然无法阻挡本民族融人中华民族的历史潮流.     

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羽厥里部

奥科拉德尼克夫等在前贝加尔湖地区勒拿河上源的一个叫"舍石金"的地方曾经发现了大量的岩画,其中有一部分岩画带有明显的辽代契丹文化的特征.如马的前额上带有低垂的小辫、出行队伍所表现的始发情节和队伍结构布局都与辽代契丹墓葬同类壁画相同,所以至少属于受辽文化影响留下的作品.根据相关的文献和出土墓志文进行推测,这些岩画可能是辽代羽厥里部之遗作.     

辽末后妃参政述略

辽代是一个融合开放的时代,约束少而又有才干的辽代后妃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从而形成了辽代后妃频频参政这一独特历史现象。其中不乏直接临朝执政者,但更多的是以妻妾之便参与人主谋划,站在权力舞台后面,参与政事者。本文论述了辽末参政的三位后妃即:道宗宣懿皇后,道宗惠妃及天祚文妃的参政概况,揭示了辽末后妃参政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