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历史

德国汉学的重要奠基者福兰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坚决反对中国"无历史"和"永恒静止"等观点,深入探讨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思想、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命运和未来走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他对中国国家思想的普世主义性质的分析、对中国人类思想的自然性、简单性和合乎逻辑性的论述等,虽然具有浓重的西方理论色彩和较大的片面性,但也能启发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作出深入的思考。     

有个人独立才有大国崛起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半个月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去世,中国媒体刊发了大量的报道和纪念文章,高度评价这位自由主义学者,称他为"划时代的思想家"、"最后一位大师",并感激他三访中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     

梁启超的公私观

对于公私问题的思考和论述是梁启超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启超对公私观的理论重构,是承袭传统与汲取西方文化的成果。他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对"公"、"私"的内涵进行了转化,从"朝廷为公"向"国家为公"转化,从"群体之私"向"个体之私"转化。由此,把公私的主体转化为"国家"与"国民"。在此框架下,从道德、政治、经济、法律等不同视域,对公私规范进行了重构与解释。他把中国传统的"公私对立"观念转化为公私相互依存;他区分了政治法则与伦理道德,使传统的"公"、"私"观念在政治学说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形态;他还强调国民的权利及其对国家的责任。梁启超的公私观对中国当时及其后的公私秩序的讨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苏秉琦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四

<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一书书稿的完成,为苏秉琦正式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创造了条件.他将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作为研究史前史的一把"金钥匙",以实现他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目的,着重解决中国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等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同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一重要的学术观点.他还针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高涨而史前史研究低落的现状,解释"文明起源"的确切含义,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两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龙舞之王

"中国龙王"别从天上找,别从神话传说中找。可以从传奇中找。他的"中国龙王"的名号是中央电视台和各大新闻媒体叫响的,也就是说,他是民间之人,而且生活在现今这个时代,是咱身边的人。是凡人也是龙舞界名人。他的名字叫王玉玺。"中国龙王"是中国龙舞艺术之王中国,有中国龙王称号的有两位,一位在考古界,是恐龙研究的权威学者,老专家,另一位就是他——王玉玺。他是中国民间龙舞艺术的大鳄。中国龙舞艺术,大家都熟悉,逢年过节、重大庆典、体育赛事、旅游节一般都会亮相。龙舞艺术的形式各地区、各民族是不一样的,种类繁多、绚丽多彩。中国是多民族国家,领土辽阔,以龙为图腾,在龙的造型和舞蹈形式上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澳新总理要让“亚洲优先”

阿博特在竞选中提出"亚洲优先"的政策,他曾表示自己将会是一个"亚洲优先"的总理。他说过,一旦当选,优先访问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只有先和本地区的贸易伙伴继续保持稳定关系,我才会按传统访问美国和英国。"     

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与民族认同的社会轨迹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领导了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使中国在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困境中,迈进了现代国家的门槛,走上国家民族的整合之路。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孙中山的民族观经历了从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国家的转变,这个过程曲折而艰辛。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者如何从"驱除鞑虏"和"仇满"的狭隘的种族主义逐渐演变成为倡导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的民族主义思想,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阐述其思想变化的历史渊源。     

钱学森的文艺情怀

正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和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2009年钱学森去世时,外媒评价"钱学森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礼物"。对于钱学森在20世纪50年代冲破美国的种种阻挠辗转回国报效国家的爱国壮举以及他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的卓越贡献,人们耳熟能详。而他在科学技术以外的造诣,譬如他的文艺情怀和在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通过建交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与印度和缅甸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席亚非会议、参与维护世界和平等活动,以及邀请外国政要、民间团体、新闻工作者来华访问参观等官方和民间外交活动,将和平共处外交政策付诸实践,成功地"自塑"了新中国与各国和平共处的国家形象.同时,中国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政要交往、国际新闻及个人叙述中"他塑"了"中国是真心诚意希望和平共处的""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中国已被普遍承认是一支国际力量"及"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很可能在中国"等国家形象.     

李先念 亚洲四国话家常

1984年3月5日,李先念乘专机离京,沿着"丝绸之路"上空西行,开始了他自1983年6月担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陪同出访。行前,李先念指出,之所以选择巴基斯坦、约旦、土耳其和尼泊尔这4个第三世界国家作为首访目的地,是因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着相似的遭遇,当前又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中国政府将"大力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合     

刘光启:神眼刘半尺

正"书画鉴定是一辈子的事业",知名书画鉴定家刘光启已经执著地坚守了7 0年。他的眼力一直为业界所称道,被誉为"神眼"、"刘半尺"的他为国家鉴定、找回的文物不胜枚举,荣获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称号,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富有的,但他又是清贫的,因为他几乎从不收藏,粗茶淡饭,生活朴素,心态平和。在刘光启看来,书画鉴定就是他最大的精神财富。     

从清代满蒙文档案看“非汉”群体的中国观

本文主要利用清代遗留下来的满蒙文档案文献中的有关汉(尼堪)、中国(清朝)、皇帝(汗)等概念的记载、表述,考察包括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和蒙、藏以及中亚、俄国等地区和国家等"非汉"群体,在清朝初年对于新生的清朝政权的认识,进而探讨此类"表述"背后所体现出的满蒙藏各族以及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对清朝国家属性的认知。本文的"非汉"文献的解读结果表明,"他者"的视角和观点,与学者们根据汉文官方文献所得出的中国观并无二致。     

惠特曼,活着的传奇

为追缉国家宝藏,经常卧底,满世界跑,和危险的罪犯打交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打击艺术品犯罪分队前首席探员罗伯特·惠特曼,曾是世界最神秘的"艺术神探"。20年间,他追回了价值超过2.25亿美元的艺术品。尽管他的故事多次登上报纸头版,被改编成各种类型的影片,但却看不到他的真容,他只"在赛珍珠手稿寻回的新闻发布会上露过一只手"。最近,惠特曼的著作《追缉国家宝藏》中文版面市,中国读者终于可以从他的     

和平崛起的中国

2004年4月24日,博鳌(海南)亚洲论坛开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阐述了中国的发展战略。他强调:"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加快发展的关键。"     

樊庆笙和第一座战时血库

父亲樊庆笙曾被誉为"中国的青霉素之父",他在抗日烽火中,利用从美国带回的盘尼西林菌种,试制成功中国第一批盘尼西林试剂,并定中国学名为"青霉素",作为自然科学家,能为国家作出这样的奉献,他感到非常光荣.     

从民国邮票看孙中山的“国父”形象

孙中山是著名的革命家,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他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被全球中国人尊为"国父",是唯一在海峡两岸都受到尊重的革命家。他的形象多次出现在我国邮票上。民国初年,他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光复纪念邮票上。但随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方不承认他的贡献和地位,他的形象一直没有出现在邮票上。但是孙中山的继续奋斗和探索,对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成为人民心中的领袖。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被民众自发地尊为"国父"。随着国民党政权统一全国,孙中山的地位得到了官方承认,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发行了相关的邮票。孙中山的"国父"地位随之得到更普遍的认可。抗战期间,他又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象征,并在1940年被正式尊为"国父"。此后,"国父"形象多次出现在各种邮票上。抗战胜利后,孙中山和中山陵的形象升华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象征。本文从民国时期的邮票入手,通过分析邮票上的孙中山形象,展示了他成为"国父"的过程,及"国父"形象对于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国民党政权大量发行孙中山像邮票的政治目的。     

钱学森归国

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表彰他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钱学森1955年回国,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新证

"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标志着陈垣先生学术思想的升华,是他在抗战时期所形成的爱国主义民族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中国史学长久形成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继承和发展。1943年的《现在中国史之作法》这则史料字数总计不过百,却立意高远,清晰而准确地记录了陈垣先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思想,体现了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把学术与民族精神和国家现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高学术追求,具有超前性。     

在学识与良知之间:国策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

民国初期,日本的"支那学"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其"支那论"的核心框架和主要内容是:从对民族感情、国家统一的经济成本、民主制的代价三者的相关性的分析入手,得出了中国"本土"统一但"五族"应该"分治"的结论;以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为由,断言中国"国防无用","国际管理"势在必行;以"国家树龄"、"异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动"、"殖民开发"等一套组合观点为支撑,兜售日本的对华使命论。内藤对中国历史的把握及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虽然显示了丰厚的学识,但他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不遗余力地鼓吹适者生存这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站在日本民族国家本位立场上,为日本的对华殖民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则无所保留地彰显出其帝国主义时代御用文人的冷酷和人类良知的缺失。从一个泰斗级"汉学家"堕为一个庸俗的"国策学者",是内藤等战前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悲哀。     

康有为“新中国”构想的历史演变

康有为的"新中国"构想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从1889年到戊戌维新之前,是其"新中国"构想的第一阶段。此一阶段的"新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概念,是希望中国人移民巴西开辟新地域。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新中国"构想主要体现为大力宣扬变法维新,希望通过改良方式变清王朝为君主立宪国。这是他"新中国"构想的第二阶段。这时的康有为开始从国家体制着手,他构想的"新中国"是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国家。民国时期,康有为多次使用"新中国"一词,拟定新中国政府议章和新中国宪法草案。这一时期,他的"新中国"构想主要是倡导虚君共和制,明确政府职责及宪法。康有为"新中国"构想的内涵始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救亡"始终是其"新中国"构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每一阶段"新中国"构想的内涵都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