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活着欢』(十三)

1972年6月,我从“五七干校”分回说唱团工作。尽管当时运动未结束,我眼里看见的说唱团却有一些新气象。     

档案记录武汉市五七干校历史

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有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档案,专设一个全宗,有100多卷,弥足珍贵。从档案资料里,我们能够了解到武汉市五七干校的历史。(一)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36,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档案。馆藏市五七干校全宗1969～1979年的档案117卷。全部案卷按保管期限(永久、长期)     

周总理交办的三件外事工作

1970年我从湖南茶陵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回北京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参与了三次具体的外事活动,虽然不是很重大,但从中体会出周总理的“细微处见精神”的工作作风。     

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

正1963年,我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承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支持北大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     

哀炳泉兄惨殁之所思

一 　　1969年秋,在所谓“预防苏修突然袭击“的号令下,中央在京各机关被认为不可靠的大批干部,纷纷被发配到外省、市闭塞农村的“五七干校“;我本人在内的家在京津沪这样“命脉城池“的“二劳改“政治犯们,更被押上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解到了山西古城曲沃、晋城、太原等地.不久,我在太原北端为太原钢铁公司修铁路抬钢轨,耳闻新华社许多“有问题“的人,也先后被押送到山西南部运城地区农村的“五七干校“,其中就有曾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已“摘帽“的李慎之、李耐因等同志,却没有曾从事过地下工作而在“文革“伊始便被贴上“叛徒“标签的李炳泉兄.我暗自为炳泉兄庆幸,以为笼罩在他头上的阴云已被驱散.……     

在新华社大礼堂昕报告

1949年12月4日,我来到北京国会街26号,第一次走进了新华社总社的大门。只见这个大院的大门前挂着三块牌子,除“新华通讯社”的牌子外,还挂着“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的牌子。1950年初,我被分配到新闻总署工作;1952年初我又被调到国际新闻局。我在这个大院里,一共待了约六年时间。     

何谓信史？——当年在北大讲授公共政治理论课有感

1952年5月,我被从北京大学史学系三年级抽调出来,分配到学校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工作。同年9月,又被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中国革命史》。一年后回到北大燕园新址,成为一名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准备登上北大讲台。     

五七干校二三事

由1970年3月底被斗批改大队调入先遣组开赴汉南农场参加建校起,到1976年末奉调回市内分配新的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先后呆了6年多,从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到校长,几乎项项事情都做过。     

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正1952年春天,我从北大组织的北京市"三反五反打虎工作队"回校不久,便接到校办领导通知,要我8月中旬到北河沿翠明庄宾馆报到,准备参加于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服务工作。任务突如其来,让我一时不知所措。     

我们仨在"文革"中的岁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和钱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女儿钱瑗刚从山西结束四清工作回京,她急着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     

难忘我尊之为师的范长江

说起与范长江的关系,先举一例：我本是新华社的门外汉,是范长江把我引进新华社的大门,又是范长江言传身教,引我在新华社开步走,一走就走了40年,从青年到皓首。我生于1917年,范长江1909年出生,仅比我年长8岁,但是,我始终将他作为我尊敬的师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改革报道琐忆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各种因素,我这个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领导职务的记者、编辑,走上了负责新华社农村报道组织工作的岗位(1977年5月,我任新华社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负责农村组工作;1978年4月任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这样,我就和全社农村组记者、编辑一起,参与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改革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整个进程的报道.在那个时期,我处在极度紧张、同时也十分兴奋的状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实践中努力学习.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岁月.     

回忆随胡锦涛在武汉的一次调研

<正>这是一次十分难忘的采访。1993年1月9日,星期六,小雨。我接到湖北省委办公厅和新华分社领导通知,清晨出发,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建领导工作小组组长胡锦涛在武汉调研。在东湖宾馆南山甲所登上"考斯特"面包车后,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就向胡锦涛介绍:"这是新华社的记者方政军同志!"胡锦涛高兴地和我紧紧握手。     

酒店

作者关庚1939年生于北平欢畅大院，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建系，先后参加了北京一系列大型建筑的施工工作，如新华社、同仁堂、人民大会堂的维修改造。东方广场及国家大剧院等工程的建设，亲历了上世纪北京的城市变迁。     

重装之《天宽地阔》

邹克佳,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中国外交官家庭。文革中随父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多年,当过农民做过工人。1978年考入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外贸工作及投资工作,先后到过五大洲40多个国家。     

外国人怎样研究中国

1978年6月,我到新华社布鲁塞尔分社工作,分社负责欧共体（欧盟前身）和北约两个总部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个国家的报道工作。当年11月,以交通部长叶飞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荷兰,当时我国驻荷大使是丁雪松,她是新华社的前辈（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对分社工作非常支持;使馆把我的名字报给荷兰外交部作为随团记者,参加整个访问过程。荷外交部不但同意,而且邀请我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后再留下一周,在荷兰各地采访。     

胡绳写给贾春峰的三封信

正2017年6月,贾春峰同志打电话告诉我,他整理过去的信件,有胡绳三封信。随后他把信寄给了我,附信述说原委和感念,还送我一本《贾春峰文稿新集》。这是意外的惊喜。胡老病逝后,我们虽曾广为征集他的书信,但所得甚少。这三封信捡拾了一段难得的记忆。"文化大革命"之初,胡绳在红旗杂志社被打倒,被批斗,开始不断地写检讨和交代材料,被惩罚性地劳动改造。1969年6月,他下放到河北石家庄郊区的五七干校,视为另类被分在"革命群众"之外的"另编组",参加运动和劳动,干最重     

在“南厂军营”的见闻与经历

1978年10月．接到省军区政治部命令．我从七五七八部队政治部秘书处走进了“南厂军营”贵州省军区大院,开始了省军区政治部秘书处秘书工作生涯,一干就是五个年头,直到1983年6月昆明军区任命我到兴义军分区兴仁县武装部担任政治委员离开了省军区机关。     

新中国盲文之父、世界语学者、语言学家黄乃

黄乃是辛亥革命先烈黄兴先生的遗腹子。1917年生,2004年1月30日患脑溢血病故于北京。湖南省长沙市人,享年87岁。黄乃是中国汉语盲文专家,优秀的中共党员,还是一个多才多艺又极重友谊的人。黄乃大哥长我13岁,我们相知相识、友谊长逾半个多世纪。他在北京,而我在新疆工作长达近30年。我们之间联系主要靠通信。上世纪80年代起,我调回长沙工作,有时去北京办20世纪80年代初,黄乃从湖北五七干校返京后留影事,而他又常回长沙扫墓和考察盲聋哑人的教育事业,以及关心残疾人福利和兴办工厂的事,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一、与黄乃的相识与相知1951…     

我为在五七干校打人深感愧疚

1969年冬,我才上初中一年级,随父母去了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那里的子弟斗殴之风正盛。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秩序混乱,暴力成为时尚,小流氓也成了明星,好勇斗狠也成"战斗精神"的标志。斗殴成为那个时代的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