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贵州地下党完成中央特殊任务

正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展板中,关于"中共贵州省工委圆满完成配合党中央和红军转战任务"是这样评述的:"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党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省工委成立后,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为中央红军截取密电码、破获敌人情报,在四渡赤水等战斗中赢得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正2006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创办于1956年的遵义卫生学校和创办于1986年的遵义中医学校这两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合并,升格组建成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坐落于遵义市新蒲新区大学城,总投资23亿元,占地面积1394亩,建筑面积59.86万平方米,办学规模达1.3万余人。学校现有教职员工1084人,专任教师930人。其中硕士、博士250人;副高以上职称418人,省管专家2名,市管专家2名。设有6个系2个教学部(院)、     

红军长征在遵义的几个“第一”

正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除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而且,前前后后、来来回回攻打娄山关、四渡赤水,在遵义地域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其间留下了鲜为人知的几个"第一"。长征中第一次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中央红军和党中央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经过近三个月的作战和艰苦跋涉,到达遵义。一路上,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动宣传,红军每到一地,老百姓几乎都早已逃走或藏匿了,而在遵     

李维汉谈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

正上世纪30年代初,由林青等人建立的中共毕节支部,是贵州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之一。1935年元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入黔,进驻遵义,林青到遵义找到党中央,汇报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得到中央的承认,以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同时获得批准。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建立的惟一的地方省级领导机构。省工委成立后,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工委书记林青为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省工委     

李维汉谈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

上世纪30年代初,由林青等人建立的中共毕节支部,是贵州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之一。1935年元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人黔,进占遵义,林青到遵义找到党中央,汇报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得到中央的承认,以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同时获批准。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建立的惟一的地方省级领导机构。省工委成立后,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工委书记林青并为之献出了年青的生命。省工委的革命斗争,在贵州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篇。     

红军长征过威信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3次大规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进入中央苏区后将毛泽东同志排斥于党和红军领导之外,推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政策,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长征途中,以博古(秦邦宪)为总书记的临时中央在军事上又犯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当作大搬家,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11月下旬开始的湘江之战,由于死打硬拼,中央红军损失过半,仅剩3万余人,处境危急。     

杨尚昆四临遵义

遵义会议参加者、后为国家领导人的杨尚昆,曾经4次来过遵义城。第一、二次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后两次分别是1958年与1985年。1997年,90高龄的杨尚昆准备再临遵义的时候,甫抵贵阳因突感身体不适,取消了赴遵计划。1935年1月,杨尚昆随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当时他在红三军团担任政委。当时红三军团驻扎在遵义城南面,凭借乌江天险,阻挡从省城贵阳     

从苟坝会议到四渡赤水——红军长征之九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即向敌人兵力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红军回师黔北成功,打乱了敌军部署.川军慌忙由扎西调头向东追击,黔军急冲冲地抽调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中央军由黔西、贵阳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遵义一带.     

红军长征过开阳

1935年1月、4月和1936年1月,中央红军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分别经过开阳县境,足迹遍及花梨、冯三、马场、金中、永温、双流、禾丰、哨上、龙岗、高寨等十个乡镇,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众多的革命文化遗迹,为开阳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红三军团过开阳。据《贵州党史资料》第六辑《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省的活动》载,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从江西到湖南后,仅余3万多人,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提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12月12日,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地区分两路向贵州进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几次重要会议简介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过程中,中共中央在各个关键时刻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对于保证我党我军战胜极端困难,胜利完成长征,迎接新的战斗任务起了重大作用。现将几次会议简介如下; (一)通道、黎平、猴场会议这是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渡过湘江后,决定转兵贵州,转危为安的三次重要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1、3、5、8、9军团共8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     

中央红军集结于都出发长征的情况及原因

1934年10月问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的一次战略转移，是中外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壮举。然而，中央红军的长征究竟始于何日，中央红军(8万6千余人)为何选择在于都集结休整出发长征，笔根据所掌握的有限史料，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识。     

四渡赤水之战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由于进入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赢得了十几天休整的时间。于是,党中央在遵义城内召开了举世闻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亦即遵义会议),纠正了我党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错误的战略战术,撤换     

战场VS城市

四渡赤水——四川省古蔺县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到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指挥下,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巧妙地与敌周旋,转战于川黔滇边境的高山河谷中,寻找战机,来回四次渡过赤水河,有效地调动敌人,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和10个团,俘敌3600余,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     

诗词解读

正王学辉,十一届山西省政协委员,山西省画院院长。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党中央当即决定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猛烈的西风,满地的寒霜,半空的残月,红军战士拂晓时在崎岖的群山乱石间行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通过之前的探测,红军以密集火力,     

“没有枪炮,我们自己造”——回忆延安兵工厂

成立之初 延安兵工厂是在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后,于1936年成立的,并一直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开始,兵工厂归军委总后勤部,至1938年成立了军事工业局,又改由军工局直接领导。当时军工局局长由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兼任,李强任副局长,兵工厂的厂长是郝希英,副厂长是周鉴祥。     

走走党史 从苟坝会议到四渡赤水——红军长征之九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即向敌人兵力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红军回师黔北成功,打乱了敌军部署。川军慌忙由扎西调头向东追击,黔军急冲冲地抽调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中央军由黔西、贵阳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遵义一带。红一、三军团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在红五、九军团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是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继又再克遵义城。这样,从2月24日至28日的五天之内,共歼     

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文化工作概况

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文化工作概况关黔新中央红军在遵义期间的历史,是红军长征史上最辉煌、最惊心动魄的篇章。这一时期,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的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在一...     

红军兵临贵阳的战略意义

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自遵义西进,占领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令周浑元纵队主力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古商追击;今孙渡纵队在毕节、王家烈纵队在金沙以北截击;令川军潘文华部五个旅在叙永、古南防拷,一部由茅台西渡赤水河尾随;令第五十师由石际向遵义推进;同时严令各部构筑碉堡和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聚歼于古南地区。正当各部敌军扑向川南、尚未形成包围之际,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红军主力迅速东进,摆脱敌人的围攻。3月20日,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由铁厂、…     

千佛山战斗及其作用

千佛山战斗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5年春西渡嘉陵江,取得嘉陵江战役胜利之后,以实现与中央红军会师为目的,以北川县与安县交界的千佛山为主战场(图一),同川军进行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战斗。这次战斗历时70余天,牵制敌军14万多人,击溃敌23个团,歼敌5千余人。战斗自始至终与两支主力红军首次会师紧密相连,战斗的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红四     

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战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为突破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八军团只剩一千多人,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八团、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中央红军总兵力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应当指出,这一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役,红军将士付出的惨痛代价,证明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使共产党吃尽了苦头,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愈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