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大武汉战斗中的二三事

1938年5月,我调至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总司令部设在武昌第二女子中学内（这时二女中师生已内迁）,总司令陈诚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副部长周恩来。在做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周时,军委会政治部与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是联合举行的,地点就在二女中大礼堂。     

1937年初抗日人民红军前敌总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的布告

(现存中央革命博物贡勃翁冰人蠢粉典书101937年初抗日人民红军前敌总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的布告~~     

毛主席点将罗瑞卿任公安部队司令

1953年，我于中央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政治部青年部工作五年，有幸领略罗瑞卿大将领导的公安军领导机关的风彩。虽已经过48年了，但记忆犹新，终身难忘党的培养教育。     

武汉区民众战时工作队组织实施细则

第一条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以下简称政治部)为加紧完成武汉区内民众战时工作组织,特依武汉卫戍区民众组训单行办法所定原则,并参酌目前实际情况订定本实施细则.第二条 武汉区民众战时工作队暂就宣传、慰劳、征募、工程、输送、侦察、救护及向导等八队按湖北省会及汉口市两区分别尽先成立,其组织悉依本细则规定办理.第三条 武汉区民众战时工作队各依其所在地区或其工作性     

胜利受降亲历记

我是湖北红安人,早年毕业于湖北省立师范,后投笔从戎。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研究室上校主任,后任国民党武汉稽查处处长,海军总部情报处处长。1950年去台湾,历任“台湾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海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台湾警总”副司令、“法务部”调查局长等职,1988年退休。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参与了华中战区的受降工作,特追记其事如后。     

忆从延安行军到东北

1945年,我和丈夫方深及4岁的女儿都在三五九旅旅部驻地金盆湾工作和生活,方深在旅司令部,我在旅政治部。     

藏汉情谊比江长,比海深——记老十八军和西藏贵族子女的深厚情谊

1951年秋,我的父亲夏川跟随十八军进军西藏,和西藏爱国的上层人士的子女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十八军进藏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搞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党、我军和西藏地方政府搞好团结,执行《协议》,建设国防的真诚愿望。十八军进藏时军政治部里还没设群工部,于是政治部领导就让当时负责宣传和文化的父亲,在做好宣传部、文化部的本职工作外,兼管统战工作,并分工重点负责卸任司伦（首席大臣）朗顿·贡嘎旺秋和藏军司令凯墨·索南旺堆的工作。     

晋察冀野战军转战记事（上）

主动进攻 扭转战局 1946年10月,晋察冀军区决定由我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长,耿方琦同志任副科长。我向组织和肖克司令员、罗瑞卿政委、耿飚参谋长分别提出建议,由耿方琦同志任科长,我任副科长。理由是：耿方琦同志年龄比我大,各方面比我老练。     

林彪一伙打倒我的罪状之一

在红军长征途中,我和罗瑞卿同在一方面军工作,后来在抗大总校和公安军时,曾与他共事多年,对他比较熟悉。当林彪、叶群诬陷他要夺权,有“政变野心”时,我思想上有疑问,所以在炮兵领导同志传达讨论上报关于罗瑞卿问题时,曾表示过一些不同看法,并说过罗瑞卿不可能有政变野心。炮兵党委讨论了罗瑞卿问题后,起草了一份向中央军委汇报的报告,党委确定我修改这个报告。我没有落井下石,无限上纲,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文件上批注圈画起来。我把文件上罗瑞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贯”两字勾掉,批注道:“有一段时期很拥护毛主席”;把报告上的“…     

民主改革日记（二）

今天,政治部确定让我去北京参加共青团三届四中全会。虽然在1957年部队大精简时,青年部和组织部合并了,我已两年多不做青年工作了,但因为我是共青团三届中央委会委员,所以,不得不去。我准备好出发的东西。     

罗瑞卿典当铺盖看戏

罗瑞卿在上学时,就是个戏迷,有戏就看,还自演。直到走出四川,罗瑞卿才知道天下除了川剧外还有很多很好的戏,于是他就更入迷了。1928年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等待去苏区的那段时间,正是梅兰芳、周     

在傅钟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一) 1952年11月,我从总政治部新闻处奉调到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身边当秘书。 我到任不到半个月,就逢总政治部要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党委决定由傅副主任主持会议,并要他在会议上讲讲加强党对青年工作领导的问题。我计算离开会还     

我所知道的李朗星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室工作,对时任省保四团团长的李朗星有所接触了解,现把我知道的他的有关事情,回忆如下。1938年底,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韦永成为了联络国民党郧阳专员刘翔,特地给刘写了一封亲笔信。信内韦称刘为政工老大哥(因刘在复兴社内曾任过科长),以示亲近。韦要我拿着这封信到郧阳去见刘,以便拉关系。我到郧阳后就住在刘翔的私寓内,以后又多次到郧阳,总是住在刘家。当时,李朗星率保四团也驻扎在郧阳,李也常到刘翔家,这样我也便与李有所接触,对其有了进一步了解。保四团在郧阳时的…     

我曾三次与蒋纬国会晤

<正>徐州路遇蒋纬国1947年3月,我在徐州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中校参谋,蒋纬国任装甲兵中校营长,其少校副营长蒋铎(黄埔13期,孝感人)到总部找我,请求设法调动,我说:"你与蒋纬国同事,你姓蒋,那还不好处?"蒋铎说:"他性情古怪,我们难以相处。"我说:"他古怪在什么方面?"蒋铎说:"我们装甲兵待遇较好,士兵夏秋军服是卡其布料,冬春是粗呢军服。军官夏秋是毛哔叽,     

王洪文挨“斗”记

20世纪60年代,“文革”爆发后不久,上海市工业领域众多的“造反派”组织,根据各自的“造反”志向大致合并成两大“造反”组织：一支叫“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以各单位的青年工人为主,以后还吸收了一些教师参加。不过,教师们参加的只是“工总司”的外围组织,名称为“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教师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教司”）。     

王洪文挨『斗』记

20世纪60年代,“文革”爆发后不久,上海市工业领域众多的“造反派”组织,根据各自的“造反”志向大致合并成两大“造反”组织：一支叫“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以各单位的青年工人为主,以后还吸收了一些教师参加。不过,教师们参加的只是“工总司”的外围组织,名称为“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教师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教司”）。     

战斗在太行山上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

1940年1月2日下午,晋东南军区召开千人大会,前线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和警卫部队的官兵们在庆祝1940年元旦.当夜幕降临时,庆祝会也接近尾声,人们准备点起灯火演出文娱节目.这时,突然有三个青年人走上台去并排站着,大家的视线顿时集中到他们身上.会议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说:“这三位是名叫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的日本同志.”(杉本一夫是我被俘后使用的名字)会议主持人介绍完以后,我向前迈了一步,向大家声明:我从这一天起参加八路军.并宣了誓.我讲话的内容是:     

文弱书生：毛泽东最初的小说形象

这是民国十五年一个秋季的早晨,距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还不足两个月。那时孙传芳已引军远退。我们第六军驻扎沿南浔铁路一带,司令部和政治部都设在南昌城内。     

北戴河五浴场——中央首长和家人们

正20世纪50年代,国家为了充分利用北戴河优越的自然风光和凉爽的气候,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修建了不同档次的疗养院、招待所和海水浴场。我曾经担任中直机关北戴河暑期办公室浴场组长,主要负责五浴场的招待服务工作。外界猜想与内部实情五浴场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等多位中央首长和家属固定游泳、观海、散步、休息的地方。能进入该区的人,除单位     

张难先在汉口查办三大案件

1932年夏天,蒋介石设立豫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汉口。总司令部内设党政委员会,张难先以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这年秋天,张先生要我去帮忙,说有几件重大案子正在侦察,不久将要提出检举。我于是做了监察处主任办公室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