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会党问题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是一支活跃的力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以各种方式在会党中开展工作,发动会党起来参加革命。会党也乐意接受他们的领导,奋起参加反清的武装斗争,对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学术界对会党的源流、会党的组织形式与特点、会党的性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关系,会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诸问题,都有过论述,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却很少有人论及民国成立以后的会党。本文拟就民初会党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向大家请教。     

江苏都督程德全安抚会党政策的失败

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革命党人曾利用会党的力量,来推翻清朝政府。但即使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也深感会党首领难用,对会党的利用,并没有构成真正的革命力量。当民国成立之后,全国统一,无论是属于那一政治派系的各省都督都面临着会党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经济建设的问题。因此,如何解决会党的问题,成为政治领袖们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许多省份,例如,同盟会──国民党都督执政的江西和共和党都督执政的浙江,对会党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提出了改造会党的主张。在此主张的基础上,并在对实际政治形势进行权衡…     

试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迅速分裂,昨天的反清战友一下子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究其原因,史学界已有评说,但似言犹未尽。笔者认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人分裂这幕历史剧的演出,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     

也论"社团改进会"--兼谈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转变

社团改进会的成立,是以谭人风为首的部分革命党人力图根据民初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对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旧式会党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一有助于民国的“完善稳定之民党”。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决不是为了谋取一己私利,也决不是对某一个当权者的委曲求全,而是为了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长治久安,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共和政体的衷心拥护,出于对这种政治制度能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的期望和信心。评价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与会党关系的转化,不能单纯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着手,而必须对其参与辛亥革命的心态和动机及其在辛亥革命后逆历史潮流的所作所为加以足够的重视;不能过分谴责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必须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方向。     

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其变化——以民国国庆纪念为重点的考察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为袁世凯重新出山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没有革命的爆发,袁世凯出山是极其困难的①。出山后的袁世凯,先是走向了与革命相反的道路——积极镇压革命,最终选择了与革命党合作的道路。袁世凯与革命党的合作,导致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和廉价胜利,基本实现了革命党人的既定目标——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袁世     

试论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的宣传功效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是为了获得政府权力而组织的政治团体。它具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和纲领,具有特定的组织和纪律。作为近代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党,既没有一个大部分革命者都能接受的政治纲领;也没有一个共同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就是这样一个纪律松懈的政治组织,通过革命党人的宣传和鼓动,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浅析辛亥革命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策略

会党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游民阶层的秘密组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异常,并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文就辛亥革命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待会党问题上所采取的利用政策作初步的探讨,认为正是这种策略使日后会党的破坏性达到顶峰,最终成为困扰民国社会的一大隐患。     

革命党谋炸袁世凯

1912年1月16日,在北京东华门闹市区发生了一起革命党人谋炸袁世凯事件,此事震惊中外,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袁世凯再次出山,担任了内阁总理,他一方面利用革命党的势力逼迫宣统皇帝退位,一方面又挟清廷势力让革命党人交出政权,使中央大权落入自己手中,然后再登大宝,实现其皇帝梦。他把这套“掉枪花”的作法称之为“拔树”策略,他对人说：“要想拔树,光用死劲,树是拔不起来的。只有将树左右摇晃,等它的根部松动,不用大力,一下子就拔起来了。”革命党人认为袁世凯是靠出卖戊戌变法而得宠的…     

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华侨秘密会党政策的演变

选择东南亚华侨秘密会党为研究对象,对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华侨秘密会党的政策演变情况进行了分析。第一时期是放纵与利用;第二时期是利用与控制;第三时期是控制与镇压。殖民政府对待华侨秘密会党的政策演变以维护英国的利益为基础。     

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此拐弯了

历史经常会因一些偶然事件拐弯,明末如果没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人关,当时尚未有中原之志的满人,显然不会那么快取明而代之。而到清祚将尽之际,如果吴禄贞不死,辛亥革命北方的形势,也将会大不一样。即使北京不会落入北方革命党人之手,袁世凯的作用也不会如此之举足轻重。革命后的天下,很可能会是革命党的。     

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艰难地然而终于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迈向史学现代化的新途。在这一过程中,中西史学的交融呈现鲜明的特点：史学的传播渠道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从欧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中西史学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传播西方史学的主体;而传播的内容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为主,历史哲学的引入更令人瞩目;出版机构在民国时期中西交流中起到重大和显著的作用。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分析——浙江省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状况,可以从浙江省的个案研究中得到实证性的解答。从籍贯构成上看,迁出省外的人口以杭州、绍兴、宁波、金华等地居多。从年龄和性别构成上看,迁移人口大多比较年轻,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主要比重,育龄妇女人数较多;迁移人口的性别比较高,大批男性为避战祸加入迁移人口的行列。从职业构成上看,迁移人口成分极其复杂,几乎囊括社会绝大多数行业,其中主要有农民、工商业者、文化人及政府工作人员、医生等。     

论罗马帝国消防军

罗马帝国消防军是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建立的专门负责首都消防与夜间治安的准军事性组织。它的建立是奥古斯都对传统消防模式的革新,更是其行使元首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巩固元首制的要略之一。消防军通过完善的预、接警机制,及时发现与扑救火灾,执行旨在抑制火灾发生的消防巡检,不仅提高了居民消防安全意识,更使火灾次数明显减少。消防军还结合夜间消防巡逻,维护首都夜间治安,在其巡逻下,罗马夜间秩序稳定。消防军是古罗马一创举,说明罗马帝国政府意识到保证消防安全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在促进社会与国家和谐发展上的重要作用。     

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

汉代最高统治者有“皇帝”、“天子”两个正式称号 ,而正式称号的获得是通过即位礼仪来实现的。因此 ,汉代最高统治者即位就存在“皇帝即位”与“天子即位”的区分。“皇帝即位”是通过读策与授玺来完成 ,而“天子即位”外禅是通过祭天 ,内禅则是通过在柩前即位来完成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民初晋北乡村作为历史大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单元,其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和婚姻生活方式等。且由于晋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区,故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孔子泛血缘化理论在五缘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所谓“五缘”,就是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是中国人一种群体结合方式。“五缘”文化的核心是亲缘,其他各缘只不过是亲缘的关系网络的转化和运用,导致亲缘向其他各缘转化的理论基础则是孔子“仁”学的“泛血缘化”特征。《论语.颜渊》中有关司马牛问仁而与孔子和子夏的三段对话,是儒家“仁”学理论由正式血缘向拟制血缘转化的一个经典性例证。随着孔子和子夏通过对“仁”一步一步地深入阐释,逐步化解了司马牛关于“人皆有兄弟,我独无”的忧惧心结,全面完成了“仁”学由正式血缘向拟制血缘即“泛血缘”的转化,从而使中国人的群体交往方式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楚王(今頁)探讨

一楚系铜器中,有关楚王(今頁)的讨论曾是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楚王(今頁)先前仅见于楚王(今頁)钟。此钟为钮钟,螺形枚,篆间与钮上饰斜角对夔纹,鼓部饰象鼻对夔纹。正面证间、     

略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

民国时期地方政治行为从主体到内容都是非常确定的。从纵向考察,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两大阶段的地方政治行为既有总体上的共同性,又有各自阶段上的特殊性。从横向考察,则包括内向性的自为地方和外向性的对抗中央两大方面。从政治学审视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可略见其诸种表征。     

《重译富国策》与《续富国策》出版先后问题析

通常观点认为陈炽在重译《富国策》基础上或同时撰写了《续富国策》一书。本根据《续富国策》书中的具体内容和《重译富国策》的序言证明正确结论应是《续富国策》撰写出版在先,《重译富国策》译述发表于后。     

陈矦因咨戈考释两则

目前所见到的陈矦因咨(齐威王)兵器包括新近出土的和传世的共有7件,还有2件没有被考释出来,本文从文字字形考释的角度出发,对2件陈矦因咨戈的铭文进行释读、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