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定位问题的反思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转型期,新形势要求考古学理论创新的同时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代考古学已经脱离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察其被相关学科附属的现象,探讨学科的定位问题,对构建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意义重大。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一、通过借鉴西方过程主义论和后过程主义论的精华,补充学科理论层面的不足;二、提高专业人才的理论素养,打破现有条块分割的研究体制,尽可能减少行政因素的干扰,让考古发掘和研究回归学术本身;三、加强对公共考古学的关注,在和参与者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吸纳更多理解人类社会、文化与行为的新视角。     

类型学讨论三题

按:长期以来类型学在我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器物的分类和描述被视为考古分析的基本程序或撰写考古报告的规范,但是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大部分所谓的类型学研究实质上只是一种整理材料的初步分类而已。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初,类型堪比地质学中的标准化石,主要被用来解决年代学问题,后来在文化历史学中被用来了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和分辨人群身份。随着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成熟和研究领域的拓宽,类型学不再是考古     

考古学、考古科技和整合的考古学

采用各种科技方法已经成为考古研究中最活跃、最具突破性和成果最为丰硕的方面。科技考古又被视为学科交叉或多学科探索的领域,可以超越传统及单学科方法的局限,从不同物质遗存、特别是隐性材料来提炼各种信息。科技手段的应用以及这种学科交叉对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这种学科交叉也存在亟需改善的较大问题,即科技手段的应用与考古学的问题意识及科学阐释并没有很好结合起来,使得科技测试与考古分析成了缺乏互补和整合的两张皮。本文很好地讨论了考古学与科技手段的关系,提出了建立一种整合的考古学的重要性。虽然涉及的学科交叉越来越广,但考古学探究却因各分支学科和信息缺乏整合而受损。他呼吁,考古学家要了解科技方法的潜力,而科技专家也要知道考古学家探索的问题,合力整合显性和隐形材料的信息,为解决挑战性的课题提供比较可靠的结论。     

西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

文化概念在西方考古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副有．再到被扬弃的变化过程。在当代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风格”（style）,“认同”（identity）。“族群”（ethnicity）等概念成为西方考古学者分析考古材料区域特征的主要术语。这些术语被用来探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区域差异和社会界限。与欧美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界虽然有关于文化因素分析的探讨,对文化概念本身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论,并完全错过了西方考古学过去三十年来有关风格的大讨论。西方考古学界对文化概念的扬弃过程值得中国考古界深思。     

西方考古学的关键概念：context的含义分析

Context(背景)是西方考古学中的关键概念,也是考古学区别于古物学的标志。"背景"的含义十分丰富,包括考古材料的出土背景与特征,以及考古材料背后与"透物见人"研究有关的诸多关联性。"背景"的含义同西方考古学的理论范式密切相关,并随着西方考古学理论范式的革新而不断拓展。中国考古学自身的发展特征使得"背景"概念并未在实践中受到足够重视。鉴于"背景"概念的重要性,中国考古学应拓展理论范式,在理解不同范式差异的基础上,优化并整合不同范式所提炼的背景信息;深度发掘并完整公布考古材料自身的背景信息,将不同类型的材料及其背景信息进行关联,从而产生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从多个视角对同一批材料或同一个问题进行反复阐释。     

文化遗产时代的考古学——兼谈公共考古学或应用考古学相关问题

<正>引言考古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几门学科分别从发现与研究、保护、展示、利用等不同角度处理人类遗产,探索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因此常常被相提并论。近来,国内不少高校或者借考古学升格一级学科的机会将考古专业扩充为考古文博系、考古文博学院甚至文化遗产学院,或者新建考古文博专业等,但对几门学科的相互关系却探讨不多。近来,笔者先后参加首都师范大学的文化遗产     

医学考古学初论

近年来,有关古代医学的考古发现日益丰富,并且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缘起、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方法、定位、意义等方面对医学考古学进行了系统论述。文章认为,医学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产生与发展是考古学与医学相互作用并有机结合的结果;医学考古学是以考古学和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古代人类医学遗存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既属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医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文章关于医学考古学的讨论,有助于构建完善的医学考古学学科体系,促进医学考古学的发展,推动古代医学文化的研究。     

考古学概念的考古

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虽然我国学界将"考古学"这一术语对应于英文的archaeology,但是"考古"这个术语和概念却是本土的含义,它源于宋代《考古图》。因此,这种将本土术语对应西方的概念,最大的问题是对译的意思并不契合。《考古图》的本意,是用古代器物及其铭文来考证古代的文献记载,因此中文的"考古"也明显带有考证的意思,是文献学的延伸。英文的archaeology由来自拉丁文的词根arche与英文的词尾ology(…学)构成,arche的原意并非中译所意指的"考证古代",而是"开端、来历、起源"的意思。此概念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古代圣贤最初对世界万物来历的冥想和古希腊哲学家对宇宙、自然、人类和社会起源的思索,后来才专指对人类史前史的探究。今天,考古学被定义为一门从物质遗存来探究人类历史的学科,从该术语的本意出发,这门学科应该被理解从物质材料来探索人类的来历,了解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是如何产生,以及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种状态的。这篇摘选的译文详细介绍了arche概念的来历,以及考古学早期科学化的过程。作者从老子、孔子、释迦牟尼、《圣经》作家说到汤姆森和蒙特柳斯,为我们梳理了考古学这门学科的诞生过程,是对考古学概念...     

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

曹兵武的《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一文,探讨的是从具体的考古资料到知识与思想的一般路径及其在考古学学科发展中的必要性。文中既涉及到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考古发掘、调查资料的处理包括保护,以及考古新闻报道、报告、论文、概述性著述和普及性著述等几种文本的地位和作用,也涉及到由资料到理论和思想相关信息与知识的展开与构建的过程,涉及到由私密或者专业的知识到公共的知识的交互反馈及相互促进作用,还涉及到公共考古学与考古资源的管理问题。总之,对于考古资料的多元视角,对考古过程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下社会普遍关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建设的需要。考古学不仅仅发现物、发掘物、研究物,连最保守的考古学家也承认考古学可以由物见人,研究古代的技术、社会和精神领域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关键性问题。当然,以巨大时空范围内的人类遗存及其文化为对象的考古学在新考古学范式下提出追寻人类文化进步的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曾经令一代学人为之振奋,尽管现在看来不仅是考古学,连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都距离这个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但是至今我仍然十分敬仰这种豪迈但却是建基于理性与科学之上的学科理想。我...     

古代陶器的研究视野——有关中国考古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本文以史前陶器为例,拓展了陶器研究中的新视野：指出陶器并非只是生活用品或文化序列的标志物,它与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均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要真正全面了解陶器所潜藏的各种古代文化信息,就必须首先寻找获取信息的新途径。就史前陶器而言,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已不能满足考古学发展的新要求,而自然科学技术、考古统计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则是有效地获得材料的主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方法体系的陈旧比考古理论的滞后更加不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     

现代中国环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分析

本文将1987年以来的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称为"现代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并将之归纳为"考古地理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文化历史环境考古研究模式"和"资源环境考古研究模式"。本文对这三种研究模式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接下来,从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出发,指出环境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继承关系,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核心概念的不匹配。最后,通过考察西方环境考古研究和考古学史,本文提出应该用文化适应,即"考古学中的文化"取代考古学文化而将之作为核心概念进行环境考古研究,让中国环境考古摆脱文化历史考古学概念体系的束缚。     

一部了解民国考古学史的必读书——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

在我国当前的考古学科建设阶段,学科发展应该重视理论的研究与理论体系的构建。范式是审视考古学理论发展的主流标准,中国考古学以文化历史范式为主。陈洪波先生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从学科历时性发展的角度梳理了民国南京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考古活动及其社会背景与思想潮流,文章讨论了包括考古学学科定位和学科研究倾向在内的多个问题,来呈现这一时期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范式形成的诸多来源。     

环境考古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本文讨论了环境考古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如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作者指出了环境考古学是利用考古资料重建古代自然环境和探讨古代人地关系的一门学科     

诠释中国特色考古学——读陈雍新著《考古何为》

陈雍新著《考古何为》是一部全面阐释考古学中国化过程及中国考古学特色的专著，从五个方面对该书的内容做延伸和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学派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和最突出的特色，给予考古学这一“外来物种”旺盛的生命力。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生命源泉，根植于中国黄土的考古学经过几代人的实践，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层位学等方法论；作为阐释考古学的聚落考古学和认知考古学属于“新考古学”的范畴，作者通过缜密的逻辑阐述与易懂的实例演示，使读者能够有很好的理论理解和实践参照；考古学是一门与众多学科存在联系的学科，在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时，要注意把握考古学的学科本位；“考古学文献导读”是作者奉献给青年一代考古学者的全新知识。     

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

秦汉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秦汉考古就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和重视,先后编撰出版了一系列秦汉考古教材,但由于理论构建与体系建设的滞后,阻碍了秦汉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重新构建秦汉考古学体系已刻不容缓。全球史从一种编纂世界历史的方法演变成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新的视角,为从动态角度研究文化和历史变迁提供了新方法。在秦汉考古学体系的重构与建设中,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应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全球史的理论方法。     

香港考古早期发展综述（1928—1976）

香港地区的考古工作自1920年代诞生到1970年代被纳入政府规管,其早期发展逐渐走向成熟。本文通过对这一阶段的主要考古田野工作和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总结香港地区考古学早期发展的规律和特色。早期香港考古的学科边界由模糊到清晰,逐渐走向科学化;理论路径由文化历史主义不断发展;其国际性贯穿始终。学者们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将香港考古材料与粤东及吴越地区考古材料相结合进行研究,自此香港考古被纳入华南考古的大背景中。     

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

公共考古学英文作,或被译作公众考古学。在英文中,public所指并非汉语中的公众及其群体,而更与国家公共机构密切相关。从这层意思上来说,Public Archaeology译作公共考古学更为贴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最初是与考古学科发展所带来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紧急情况密切相关的。这种紧急状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学科专业化增强所带来的资料的保护和管理问题,第二是学术界对于大量的具有潜在价值的考古资源面临日益严重的破坏而自身却又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就是说,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公共考古学关注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公共考古学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于公众角色的定位问题。这里的"公众"一词指的是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作为国家概念之外的一个具有批评性的实体,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与解释权应得到充分尊重;考古学的公共方面多数是与文化、价值甚至经济利益冲突相关的,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不谐调的遗产";考古学归根到底是阐释文化认同及其演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脱不开干系。诸如此类,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中所遇到的这类问题,都成了公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众考古学现已发展成为当今考古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作为NickMerriman所主编的《公共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对于公共考古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论述,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什么是文化堆积(Midden ≠ Cultural Deposit)——《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几个词汇等的翻译商讨

在信息日益发达的今天,各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考古学也不例外。在这个时候非常高兴地见到文物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科林.伦福儒等著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从翻译队伍的组成名单可以看到,文物出版社对翻译本书的高度重视,汇聚了今天中国在中西考古交流方面的精英。从出版的书也可以见到,它的翻译、印刷都是非常高质量的,也是中国近年来一部难得的、最大的考古译著。本书涵盖了现代西方考古学的基本观念和看法,以及他们的考古学结构,是一本不可多得全面、系统了解西方现代考古学的好书…     

考古学空间性研究:从文化史到聚落形态的多重空间建构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考古学完成了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的构建,积极转向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研究及其社会研究。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从考古学文化向聚落考古转变。18世纪至今,在全球范围内考古学的空间概念经历了地点、考古学文化、聚落考古等三次的嬗变。考古学史研究表明考古学空间概念的三次嬗变均使学科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些不同的空间观源自于考古学及社会学用来理解人类行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及其各不相同的哲学理路。考古学的空间性研究包括文化、生计、社会组织等,尤其是文化秩序与社会秩序互动是考古学必须从经验和理论上解决的基本问题。聚落内和聚落间社会关系的处理是古人每天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因此聚落考古为研究不同区域从居无定所到城池林立的社会关系的异质性和社会组织变迁提供了战略出发点。     

共同体文化与考古学文化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并构成人类自身区别于动物界、造成不同人们共同体分群之依据的产品的概括。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所认识的在考古学遗存中所物化的古代人们共同体文化。文化理论是人类学家提出的关于“文化是什么”的种种回答,考古学文化理论是科学的人类文化理论到考古学操作之间的中程。将考古学文化定义于不同的层面或方面以至整体全面,体现了考古学家对共同体文化把握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支配了他们研究古代人们共同体文化所能涉及的部分或全部,直接支配他们在田野阶段对古代文化的哪一类和哪一层材料或“信息”感兴趣;支配了获取这些材料或信息的手段、方法的选用和发展,最终支配了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整体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