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塘沽协定》到“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的史料上说有,有的史料上说无?为什么对这一专用名词只能用引号而不能用书名号?熊宗仁先生写的《从<塘沽协定>到“何梅协定”》一文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我与“一二·九”

1935年4月末当时北平党组织负责人之一杨子英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武卫会)。5月初《何梅协定》签订时,我们曾在学生中酝酿反对《何梅协定》,联系的有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吴承明,平大医学院的田际华(唐诃)等。不久,王健(王学明)通过杨子英与我谈话,我经杨子英介绍5月在北平入党,即任武卫会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书记为杨子英。     

何应钦有关“何梅协定”电文四件

本馆所藏1935年《何梅协定》前后何应钦致刘湘等人电文四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予刊布,供研究者参考。     

张自忠: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     

平津《十校宣言》与“一二·九”运动

《十校宣言》的历史背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大好河山落入敌人之手。1935年《何梅协定》后,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加紧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建立第二个傀儡政府。而南京国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存亡始末

1931年,由于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华北门户洞开,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随时面临被侵占的危险.1933年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议》、《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何梅协定前夕汪精卫致孔祥熙密电一件

何梅协定前夕,行政院长兼外长汪精卫致电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转告对日交涉情形。该电文主要表明了汪氏对日态度及蒋汪之间在对日外交上所达成之默契,同时说明了东北军五十一军在何梅协定前即已确定调往陕甘。这些对于研究此期中日关系及华北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郭维城与《平凡》杂志

正1936年,我父亲郭维城在东北军总部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在张学良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在全国发行的《平凡》杂志,反对法西斯独裁,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围剿"红军的同时,坚持对日妥协,签署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张学良、杨虎城多次谏蒋,要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被他无理拒绝。     

我是怎样进入黄埔之门的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隆隆炮声揭开了反对日本侵略、全民奋起抗战的序幕,这时我正在北平外交部街大同中学读书。由于日寇先后占我东北,吞我满蒙,签订《何梅协定》,成立冀东殷汝耕伪政权,亡我之心暴露无遗,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尤其青年学生,更是顿足捶胸,誓与日寇不共戴     

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

1935年6月——7月间,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帝国主义代表梅津美治郎秘密达成的所谓“何梅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罪证之一。但是,从当年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到今天的台湾当局,一直否认该协定的存在,想以此开脱历史罪责。另外,史学界对该协定的某些提法,     

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中国抗日战备之两份建议书

1935年5月至7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政府与其达成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大部分丧失,中日战事步步临近。8月间国民政府德籍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就抗日问题向蒋介石汇呈了关于应付时局的建议,阐明了他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建议经以后的战争实际证明是可行的。虽然法肯豪森以及其他一些德国顾问帮助中国进行抗日准备只是代表了他们个人的态度,并且明显违背了纳粹德国军政当局的指令,但他们的这些活动仍然是研究中德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现特将法氏关于中国抗战两份建设书公布于后,以供研究者参考。     

苏联出兵东北的中方代价──宋子文、蒋经国赴苏谈判内幕

《雅尔塔协定》与中苏谈判1945年6月27日,中国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及其随员,搭乘一架租用的美国飞机,由重庆起飞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他此行的任务是,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苏联政府举行谈判。中、苏两国政府之间曾于1937年8月签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而在此时,为何又要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呢？这要从《雅尔塔协定》谈起。1945年2月上旬,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三国领袖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该协定全文如下：“苏美英三大国领…     

热词

重回《巴黎协定》2月1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于当天正式重新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6月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2020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退出该协定。特朗普此举遭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论《澳新协定》对缔约国外交与防务战略的影响

1944年1月签订的《澳新协定》是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签订的一个重要的双边合作协定。协定的签署使得澳新两国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区域性本位意识得到了加强,协定中有关国际组织的设想对联合国的成立以及《联合国宪章》的诞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有关参与战后太平洋地区停战协定以及战后安排的条款,更是成为澳新两国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然而,该协定所显示的澳新有关太平洋岛屿处置的原则,给太平洋战争后期以及战后初期澳美战略协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对《雅尔塔协定与美苏战略格局》一文的两点校正

最近拜读了王真同志的《雅尔塔协定与美苏战略格局》一文(见《世界历史》87年第3期),该文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探讨了雅尔塔协定的意义,深受启发。但是,文中有些提法与史实不符,本文仅就两个问题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国民党与《双十协定》的签订

国民党与《双十协定》的签订张小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并最终达成《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中,国民党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大体上承认了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大公报》与反苏大游行

雅尔塔协定的正式称谓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它是由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于1945年2月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一个小城雅尔塔签订的。当时的中国政府领导人蒋介石被拒之门外。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

正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与他的一次谈话内容,从中大抵可以看出张学良发动事变前的心理状态。保定见蒋,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前段的热情,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一台把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有机会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可恨。因此,在保定从他的车厢一出来,我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瞬息间我又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对面前的人说:‘我是吓你们的’,哎呀,真是啼笑皆非!《何梅协定》丧权辱国。何应钦坐镇北平,强制东北军调离华北,蒋能     

围绕着日本战败的国际关系——以雅尔塔协定和美苏中关系为中心

由于围绕着日本战败的国际关系问题,我曾发表过一篇概括性的文章(《围绕着战败的国际政治》载《世界杂志》1976年10月号),加以篇幅有限,所以本文仅以其中签定雅尔塔协定的经过以及围绕着协定的美苏中关系为焦点,试做一阐述。 对规定苏联对日参战条件的雅尔塔协定,至今已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本来,     

从胡白事件到《何梅协定》:蒋介石对华北事变的处置

1935年5月至7月之华北事变,是日军企图侵占华北的重要一环,蒋介石由"委曲忍让"而"隐忍至此"。一方面,他要集中精力解决西南问题而对日"委曲忍让",由何应钦出面对日交涉。他指示何应钦对于日军提出的于学忠等人撤职、中央军撤出华北等一系列问题以"自动实行"方式加以接受,不能给予"任何书面之承诺",出现了特殊的外交文件《何梅协定》。另一方面,蒋介石只能"隐忍至此",对于日军要求将停战区扩至平津地区、华北人事等附带事项须按照日方意思处理等问题拒绝接受,并考虑下"最后之牺牲"的决心。何应钦比较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处理方针,日军因基本企图得逞而表示河北问题"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自己有效地应对了华北事变,并认为比起处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来说较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