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的“根” 成都城的“魂”(续二)

一部先民寻找最佳定居地的迁徙史一脉相承。宝墩、三星堆、金沙村,古蜀文明的三部曲。“十二桥文化”,是继“三星堆文化”后,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渡。“三星堆文明”处于亚北方期,气候极端干旱,伴以突发性洪水。繁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大致反映柏灌、鱼凫两个王朝的历史与文明。     

“鲁公”与“西国人”辨

窦群《中牟县经鲁公故庙》云"尝修《名臣略》,系司徒公",储仲君先生据此认为窦群的《史记名臣疏》收唐人事迹,然此"鲁公"当指"鲁恭",为后汉人。杨凭《赠窦牟》云"别玉翻同西国人",李长路谓西国人辨析能力低下,未知西国人乃是一典故,指辨析能力高明。理解古代诗歌,了解古代地理知识及典故是很重要的。     

四川发现三星堆“中转站”

经过半个月的发掘,成都市考古队最近找到了一处距今约4000年的“村落”,有可能是古蜀国从四川广汉三星堆向成都金沙转移的“中转站”。据介绍,该遗址范围约1万平方米,有用于祭祀的灰坑、小型木骨泥墙房址等遗迹。该遗址位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和十二桥遗址之间,同时反映了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特征,为研究古蜀文明传播走廊、研究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新线索,     

“鲁公”与“西国人”辨

窦群《中牟县经鲁公故庙》云“尝修《名臣略》,系司徒公”,储仲君先生据此认为窦群的《史记名臣疏》收唐人事迹,然此“鲁公”当指“鲁恭”,为后汉人。杨凭《赠窦牟》云“别玉翻同西国人”,李长路谓西国人辨析能力低下,未知西国人乃是一典故,指辨析能力高明。理解古代诗歌,了解古代地理知识及典故是很重要的。     

“消费人”的哲学审视

“消费人”是以追求物欲为生活目的、持有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人,其本质上是对全面发展的人的背离。其消费活动的非理性主义,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矛盾。本文对“消费人”进行哲学上的审视,旨在倡导一种和谐的、积极的科学消费观念,引导“消费人”消除异化,回归到全面发展的人。     

在“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逐渐凸现出种种职业道德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本文从“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读解经济与道德关系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上的本质与表征,进而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实道德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做一名严格“把关人”——档案管理员职业道德初探

《档案法》的法律要求,不仅是对社会提出的,更是对档案人员提出的。档案人员作为档案工作活动的主体,是否具备较高的法律责任,是《档案法》能否有力实施的基本条件之一。档案人员要以实际行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同时,要以身作则,成为贯彻执行档案工作政策、纪律的模范。     

也谈“立体记人”

地方志书记述人物,应该从整体、群体、个体三个方面展开。记述社会群体应该是记人的重要内容。记述社会群体是地方志书的创新举措。首轮志书大量记述的是产业、行业、事业及部门工作的情况和自然环境、民族、宗教、基础设施等,很少记述社会群体的情况。第二轮修志,应充分记述社会群体,使记述内容更加丰富。     

缅怀“纯人”汪润

我们河北省有一位不大为人知道、也不常为人提起的作家——汪润，突然去世了。他奇迹般地活了八十七岁，真令人不可思议。     

“尚巧似”的南朝山水诗人

南朝时期,山水成为了诗人们歌咏的对象,于是诗人们开始对山水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刻画。＂尚巧似＂成为了他们在创作山水诗时的共同特点。本文以这一特点为线索,以谢灵运、鲍照、何逊和阴铿等人为例,梳理了山水诗在南朝的发展轨迹,并指出了他们共同为唐诗繁荣所作的贡献。     

凭吊“三人坟”

少年时代曾读过王阳明先生的《瘗旅文》,追怀先哲前情,悲恸作感,倦倦难忘。2001年6月3日,我与市阳明学会诸同仁凭吊“三人坟”,立于碑前,披露遐想,什么样的情感才称得上是适合此时此地的呢?原以为无非是伤心惨目,悲不自胜,心中会荡漾起一种空虚、茫然、惆怅的感觉。但听张清河先生诵读《瘗旅文》,浓郁深沉,醇朗圆润声中,那与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阴     

说说“人腊”——与国文兄商榷

沦阶级成份，朱元璋可以归入“红五类”。出身贫苦的孤儿，放过牛，讨过饭，当过侍候大和尚的小和尚；但是，他不是纯正的贫雇农而是流民，有如土地改革时那种最先站出来斗打地主富农、狠挖浮财冲在最前面的“勇敢分子”。取得政权之前，对知识分子，他礼贤下士；当了皇帝之后，即马上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他建立了绝对专制制度，严密的特务网，蹂躏人权，特别仇恨知识分子。     

胡耀邦为“61人案”平反急如星火

一在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的李锐序中说:“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抵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曾拒不交出一、二、三专案办的档案材料。这是何等困难、何等严峻的局面。耀邦另起炉灶,对大、小案件,由中央组织部单独进行调查,一一落实,取得成功。     

朝鲜半岛境内“靺鞨”人再研究

高丽学金富轼的《三国史记》记载,西汉时朝鲜半岛境内有“靺鞨”人,这是古籍最早出现的靺鞨名称。学术界对其族属的认识分歧很大,有说是肃慎,有说是东沃沮,有说是东秽。笔认为,此“靺鞨”人不是对某一民族的专指,而是对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泛指：西汉时多指挹娄,汉魏时多指韩秽和东秽,元魏隋唐时则专指铁岭一咸关岭之间的夫租沃沮一不耐秽。     

我和于光远为“六十一人叛徒”假案平反作证

今年一月号《广东党史》发表于光远《向他祝贺，为他高兴——记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胡耀邦》一文，涉及中央为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61位老同志平反的一些事情。     

屠格涅夫和郁达夫：从“多余人”到“零余者”

1850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多余人日记》中,塑造了一个生活不得志,情感不得志,英年早逝的“多余人”丘尔卡图林的形象。1921年,中国作家郁达夫在《沉沦》中塑造了一个性格抑郁,情感孤独,过早告别人生的类似人物“他”的形象。1924年,郁达夫发表散文《零余者》,开始为自己作品中的同类人物寻求名分。1932年,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翻译成《零余者的日记》。于是,他笔下的类似的形象就被称为“零余者”。     

西周金文“佃人”身份考

西周铜器铭刻资料中习见的"佃人"一词,是指隶属于王朝或依附于贵族家族的农业人口,属于庶民阶层,而非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甸师"、"甸人"与"田畯"之类的官师。这些"佃人",有他们自己的包括土地、生产工具和家畜在内的私产。他们在农官或私臣的带领和监督下,以耕作"公田"的劳役为形式,服务于大大小小的贵族阶层,受各级统治者的剥削。通过各方面的比较,他们的身份地位与当时的"仆庸"颇为相近,故"佃人"一词很可能就是"仆庸"的异称。     

张国焘跟美国人谈“文革”

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显示,在脱离政治后,张国焘在香港期间曾与美国研究机构及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接触,提供了其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及认识,他的观点自成一家,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先见之明"。     

新乡市博物馆藏“臣卫父己”铭文青铜器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商代有铭青铜器,二器铭文均为“卫父己”,笔者认为这种释读存有商榷之处。铭文应释读为“臣卫父己”或为妥当,即“臣”以表示身份,“卫”是卫氏一族,“臣卫”作为复合族徽,表明卫族臣服于商王朝,“父己”则是金文中的“日名制”中的常见组合。在安阳地区也出土数件带有“卫”字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并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扮演着守卫城邑之角色。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