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盂县张士贵家谱之编修及其可信度

张士贵家谱分两次修成,第一次以元代世居盂县之张士贵后裔张秀为一世祖、“以可知为断”编修。第二次据元代名臣吕思诚为张秀撰写的墓表编修,而该墓表又是依据张士贵祖坟里保存的石碑撰写的,斑斑可考、代代可数。综合两次而成的张士贵家谱,其可信度是很高的。     

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

本文主要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西藏历史上曾经大量著述的历史文本,即宗教人物传记。在这类传记中,西藏传统上有其特殊的分类体系和传统写作样本。传记的形式、流传的方式也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传记都有所不同。在西藏,传记在藏传佛教中被看作属于一种文本"传规"(lung-rgyun),具有特别的含义。传记传流方式对于藏族史学影响也很大,以至于传记成为藏族史学著作中数量最多的文本。对于西藏宗教传记的文化特点、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加以全方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藏族文化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被冤枉的一代名将——张士贵

张士贵是在河东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初唐名将和开国元勋,他参加了唐初许多著名的战役,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东讨西伐,为大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是秦王李世民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发动的玄武门之变的积极参与者、拥戴唐太宗登基的功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却在民间有关薛仁贵故事的传说和评书中,被描绘成头号的典型反面人物,令人非常痛恨的大奸臣。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历史冤案。其实张士贵出身将门,本领出众,为人耿直,知人善任,爱护士卒,不畏强暴,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更兼之能文善武,堪称唐初一代名将。乱世英雄唐代…     

从P.T.1287卷的一篇传记看南诏与吐蕃结盟后的关系

吐蕃史古藏文写卷P.T.1287卷的主要内容为吐蕃赞普传记。在所载的赞普传记中,有3篇传记的内容与南诏(包括洱海地区其他民族部落)有关,即赤都松、赤德祖赞、赤松德赞三位赞普的传记。这三位赞普的在位时间分别是:公元676—704年、704—754年、755—797年,     

新年致读者

亲爱的朋友．在一元复始之际,我们共同度过了第三十个新年。2015年,《名人传记》迎来三十岁生日。三十年来。《名人传记》确立了在传记期刊方阵中的强势地位,跻身“中国百强期刊”“中国最美期刊”。1985年栽下的果树,而今成为果树林：《名人传记》上下半月、《名人传记》合订本、《名人传记》精华本、“传记中国丛书”……     

继往开来——《名人传记》三十岁感怀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 1985年,《名人传记》创刊;2015年,跨入而立之年。 艺苑奇葩,传记创作典范;《名人传记》,树起权威之剑!     

唐张士贵墓志铭考释

本文以张士贵墓志铭为例,以墓志铭与史籍对勘的方法,对墓志铭记载进行考释,揭示了其史料价值与补史功能,并以此为例对石刻史料的补史、正史功能给予了肯定。     

传记学的开山力作──朱文华著《传记通论》评介

传记学的开山力作──朱文华著《传记通论》评介古月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界掀起一股红红火火的“传记热”。但和“传记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传记理论的研究却冷冷清清,几乎读不到什么重头作品。近读复旦大学朱文华先生的《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出...     

简论《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时间叙述策略

保罗·奥斯特发表于1982年的《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是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处女作,这是一部带有后现代性的非典型性传记。文本对于传统传记体这一文学类别具有明显的创新,作者运用全新的时间叙事策略来书写传记。本文运用相关叙事时间理论,从时序、时长、频率三个方面对《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时间叙述策略分析后认为,作者正是巧妙地运用了这种时间叙事技巧去构建文本以及表现后现代语境下对于生命和生存的体悟。     

河南旧志商人传记略析

河南旧志中存有大量的商人传记,这些传记多数被收录在孝友、义行、孝义等条目中。不同条目下的商人传记,往往包含着写作者的社会立场、价值取向和思想主张,因此把握地方志中商人传记出现的历史进程,辨别地方志中商人传记的史料性质,厘清史料价值,是合理有效利用此类资料的基础。河南旧志中的商人传记对于研究慈善事业史、商业经营史、婚姻家庭史、灾荒救济史等不无裨益。     

《宋史·王拱辰传》勘误

北宋名臣王拱辰,《宋史》卷三一八中有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0359—10362页)。但是,传记有些内容有悖史实。传记中说王拱辰年十九举进士第一之后,即通判怀州。而出土的王拱辰墓志     

乾隆皇帝传的世纪末审视──兼及传记史学的方法问题

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十余年间,史学界编撰历史人物传记蔚然成风,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历代帝王的传记。不仅立传对象已从较有作为的皇帝延及一般平庸之辈,而且往往有同一帝王的多种传记连续出版,如清朝乾隆帝的传记先后已有五六种面世。看来,传记史学大有方兴未艾、一发不收之势。这种史学现象,迟早会成为史学史研究要审视与反思的课题。本文不揣谫陋,拟结合几种乾隆皇帝传的比较评析而略陈己见,以就正于方家,待之于来者。一、几种乾隆帝传记的成就十八世纪末即1799年,清朝乾隆帝逝世,迄今已将近两个世纪。回顾历史,这位封建君主无…     

清史传记编写的几个问题

如果从2004年立项工作开始来计算,新修<清史>人物传记的编写已进行了第四个年头.四年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促使我们不断探索与思考,以期深化对纂修清史传记的认识.     

章学诚的传记思想与方志理论的关系

章学诚欲将方志由"考地理沿革"改变成"保存一方文献",以备"国史要删"的"古国史",因此人物志成为方志的核心。基于地方志人物传的编撰特点,章学诚批评古文家由于缺乏史识、好为应酬之作,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真切与否,开启了后世传记浮华之风。在对古今传记批评的基础上,章学诚提出"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的传记准则,使得传记传统由文学再次向史学回归。在改造方志人物传的过程中,章学诚又从材料选编标准、体式等多方面出发,纠正了方志人物容易类型化的缺陷,充分保留了传记人物的真实性情。     

光辉业绩 永垂青史——评宋镜明著《李达传记》

读了宋镜明教授撰写的《李达传记》(1986年4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得益颇多,深感它是一本具有学术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好书。《李达传记》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秉笔直书。写历史人物的传记,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这方面作者是做得比较好的。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李达在历史上的重大贡献,例如,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负责主编《共产党》月刊,“在最紧张的时候,从写稿到发行,全     

从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差异看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对西方传记史学的贡献

由于古典学术传统中对历史与传记在体裁上的区分,奈波斯、普鲁塔克的传记往往被视为不具备史学性质的作品,而在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对色诺芬、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比较显示,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成果实际上代表了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传记文学向传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在传记作品的史学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西方史学史上的贡献理应得到当代史学家们更多的重视。     

也谈章学诚的妇女观

本文全面考察《章学诚遗书》中所有妇女传记之文,辩明章学诚妇女观的进步性;指出其妇女传记是史德观的实践,其妇女观是他经世史学思想的体现;学术界过去对章学诚妇女观的认识是一种偏见。文章还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章学诚晚年“骂袁”文章的成因,指出不能单凭其几篇意气之文,全盘否定他妇女传记的价值及其对妇女问题的识见。     

订阅三十余年，因有“经”可取

《名人传记》的各位编辑： 你们好!我是一名八十三岁的退休干部,与《名人传记》结缘已经三十三年了。     

唐代名将张士贵

张士贵,(?—656年)隋末唐初人,本名忽(山聿).祖籍盂县上文村(《光绪·盂县志》和《续修张氏族谱》).为北周张君德后裔,因其食邑卢氏(今河南省卢氏县),遂为卢氏人,故《新唐书》等史籍称其卢氏人.其八世孙宋大司马张崇嗣不忘先主出生之地,以昭陵墓形式将其复葬上文村,墓今仍存.     

传记抑或历史?——传记转向的形成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

虽然传记在19世纪被盛赞为可以等同于历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从聚焦于个人转向重点关注作为历史发展施动者的大众运动和社会经济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家们开始排斥传记,认为其缺乏严谨的分析和理论的复杂性,过于个人化、轶事化与短视,无助于理解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然而,在过去40年中,传记写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传记重新恢复了本来的地位。这源于以下三方面因素:性别理论、交叉性理论、再现论等新理论的应用;寻找新的资料来源、尝试不同的叙事手段和加强语境分析等新方法的采用;伴随着以往被视为边缘阶层的群体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历史和传记的主体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文章探讨了传记回归的起源和发展,即现在所称的"新传记"或"传记转向",进而分析其对历史书写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