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土著／少数民族国际会议”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土著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加拿大人类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三届土著／少数民族国际会议”,于2005年5月18-21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加拿大、印度、孟加拉国、越南、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台湾的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50多篇。     

“主体权利”文本解读及其对西欧史研究的意义

本文首先对Subjective Rights一词文本起源、内涵、演变等作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认为它是中世纪的有限的权利,作为人的主体的权利,也是中世纪西欧法律和法律结构向近代变化的重要标志：自然法向自然权利的转变,客观的法为重心向个体权利为重心的转变。为表述该概念中昭示的人的主体性及其在西欧中世纪法律政治建构中的重要性,故译为“主体权利”。主体权利起源于12世纪,从此西欧存在两种法系,即源于上帝的“神法”或人之本性的“自然法”与“人法”、“实定法”并立。两种法系存在距离,但前者总是作为后者的内在原则出现,并对后者的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主体权利观念是西方文明之魂,是现代权利和权利思想的母体。是解读西方历史与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加拿大的土著民族

加拿大拥有100多个民族,在其3000多万总人口当中,土著人口为97．6万人。加拿大的土著人分为三部分,具体情况如下。     

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梅州的整合研究——以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为例

作为汉族民系的客家创造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客家山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客家是一个历史范畴 ,又是一种地域现象。从文化地理学理论考察 ,区域文化的成型取决于主体文化要素的分别成熟。据此 ,确定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成型期在明末清初。由于历史的原因 ,梅州客家文化与梅州客家山歌具有客家区域文化代表意义。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整合造就了特色鲜明的客家文化。这在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过程中有充分的体现。中原文化构建了梅州客家山歌的骨架。因此 ,梅州客家山歌的艺术风格、修辞方法、章法结构都留有“十五国风”以及迁徙途经的江南吴音印迹。客家山歌自明末清初始与吴歌分道扬镳 ,佐证了客家民系及其文化成型于明末清初说。土著文化填充了客家山歌的肉体并使其尽显地域个性。因而 ,梅州客家山歌中还大量存在土著民族的歌词、唱名、旋律及修辞方法。从过程来看 ,文化整合导致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也是客家民系长期的区域环境感应的结果。从模式与效应来看 ,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经历了前期的汉族低势位文化与土著高势位文化的整合、中期汉族与土著等势位文化的整合、后期汉族高势位文化与土著低势位文化的整合的不同模式。属于特殊的高低互位的文化整合模式 ,其效应是互相融合。     

“马宝裁定”与澳大利亚土著土地权立法

土地所有权一直是澳大利亚土著与白人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为反对殖民化并争取自身权益,土著通过包括司法程序在内的各种手段主张对土地的传统所有权,1982年马宝及其同胞以墨累岛民的名义起诉昆士兰州政府及其他就是典型案例。经过十年漫长的诉讼,1992年6月3日,联邦高等法院基于澳大利亚习惯法、土著传统法律与习惯以及大量史实材料,确认了墨累岛民对其传统土地拥有无可否认的所有权。这就是著名的"马宝裁定"。"马宝裁定"在法理上推翻了澳大利亚在殖民时代之前是"无主地"的神话,这一颠覆性的结论在澳大利亚引起广泛反响,促使联邦政府通过土地权立法来回应相关各方的诉求,由此催生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部全国性《土著土地权法》(1993)。"马宝裁定"和《土著土地权法》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帮助土著从白人手中索回多少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在于它们对土著历史的认可与尊重,以及为土著作为"第一民族"正名的永恒价值。     

“明清帝国的建构与中国西南土著社会的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6月19—20日,“明清帝国的建构与中国西南土著社会的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隆重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20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45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在两天时间里,先后有22位专家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会代表就此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次会议的主题在于总结、评论由香港研资局资助的“重构西江：明清帝国的建构与土著社会演变”研究项目的成果。     

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

从户籍制度而言,“吏民”是国家的编户齐民。通常所谓的“编户齐民”,其内涵实际上主要就是指“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理论上其身份地位是平等的,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上均有“名田”的权利和从“本”去“末”的义务,均有承担或被减免赋税、徭役等义务和权利;政治上均有上书言事和被察举征辟等权利;文化上均有入学受教育等权利,这既是文化上的权利,也是政治上平等权利的一种体现。虽然“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法理上其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经济上的贫富悬殊、政治上的地位高低以及由此决定的文化上的差异都是普遍现象,编户齐民并非以贫富和阶级为区分的。     

试析道光初年台湾土著社会衰败的原因

邓传安于道光二年由闽县县令调任台湾府北路理番同知,此后在台任职近十年。因职务的原因,“尝东至彰化界外之水沙连各社,北至淡水之艋舯八里坌……又尝南至凤山之碑头;延袤千里,皆览其山川形势,稽其民风土俗。间有所得,辄笔于书”,汇成一册,则成《蠡测汇钞》,其中所记载的有关土著的情况,由于都是亲身经历,可以认为是这段时间(道光二年——十年,即1822-1830年)台湾土著居民生活情况的真实反映。文中所记“番”社的状况为“余经过处已见三社为墟,疑他处亦有似此者”,“过埔里社,见其番居寥落,不及十室”,因此作者感慨“民人生齿日繁,番黎生齿日耗,不知何故”。     

1920~1960年代澳大利亚土著争取公民权的运动

英国的殖民征服与统治剥夺了澳大利亚土著应有的公民权地位,使得"第一民族"长期处在一个备受欺凌的社会境地。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土著争取自身权益尤其是公民权的运动也从未止歇过,并从1920年代起进入一个有组织领导的阶段。在近半个世纪中,土著争取公民权运动不仅不断走向深入,而且其目标也越来越清晰,并在1967年迎来了一次决定其公民身份的全民公决。土著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除土著群体自身努力与斗争之外,非土著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与支持可谓弥足珍贵,当然与"白澳政策"的日渐褪色也存在重要关联。     

澳大利亚1967年宪法改革及其对土著问题的影响

1900年7月9日通过的《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把土著排斥在澳大利亚的社会生活之外,成为澳大利亚社会歧视土著的明证,不断遭到批评。二战后,澳大利亚社会中要求修改宪法以给予土著平等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迫使澳大利亚政府于1967年举行全民公决,进行宪法改革,修改宪法中的相关条款。1967年宪法改革是澳大利亚白人与土著关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后来澳大利亚政府管理土著事务、改善土著的地位及对澳大利亚的社会进步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澳洲土著 澳大利亚的伤痛与骄傲

在澳洲政府提倡土著和非土著和谐相处的今天,他们依然面临着融入澳洲社会的诸多问题。然而他们没有放弃,在他们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品成为今天澳洲外交的重要礼物的同时,他们依然在探索,如何在保持自己独特文化的同时,为民族争取更多的权益。迫于社会舆论的谴责,澳洲政府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改变对土著的政策。1967年,修改宪法,将土著纳入人口普查范围,赋予他们公民权。这一年成为澳洲土著人各方面权利开始改善的关键一年。     

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看法的价值

法律的研究内容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义务在某些方面又体现了其相对方的权力或权利,权力与权利一向被界定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从法的价值上来看,两者的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两者涉及的主体和范围都很广泛,只有正确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法的正义、自由、效率、平等、秩序的价值。     

棚民、土著与国家——以清中期江西省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为例

清中期发生在江西省万载县的一起长达 4 5年的土棚学额纷争案 ,源于并激化了土棚双方的深刻矛盾 ,而且引发了土著与清朝政府的激烈对峙。此案展现了这一时期棚民、土著与国家政权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 ,并显示了 19世纪前期清朝政府调控能力的强弱变化。     

湘鄂西的“洞穴人家”及其土著文化传统

曹耀文的《湘鄂西的"洞穴人家"及其土著文化传统》则首次详尽披露了湘鄂西地带大分散、小聚居的崖洞聚落这一华南民族志上的一大奇观。无论是土著人文的积淀,还是华南民族史迁入汉人的土著化,湘南永兴诸"坦"、鄂西利川"洞穴人家"、峡江沿岸的崖洞聚落,都清晰地再现了荆蛮故地土著人文"随山洞而居"聚落传统的积淀。     

当前我国农民权利保障中的问题

农民的权利问题是农村法律的基本问题,实现农民的权利是实现农村社会法制现代化的关健。当前我国农民权利保障是不完整的。正视这一现状,从法律角度考虑,研究对策,为农民提供切实可靠的法律保障,这既是解决农民权利问题的基本法律途径,也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制社会的应有之义。     

网状权利论

在法学理论界,有学对权利结构观表达为“差序格局论”;在宪法(学)、民法(学)与国际法(学)的视野中,则对权利的种类进行了横向的划分,将其表达为一种共时性的权利结构观。这些思维格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盲点,即失去了对于权利的整体性把握。笔以为,应当引入网状权利的观念。它不但有助于描绘权利的全貌,树立相互联系的权利观,还可以廓清法学与权利二之间的关系。     

种族问题研究中三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与阐释

"原住民"、"土著"和"第一民族"是种族问题研究中常常遇到的三个基本概念。原住民是指最早定居在某地方的族群;土著最初是西方殖民者对当地原住民的称谓,而现在也泛指原住民;第一民族原来是加拿大的一个种族称谓,与印第安人同义,指的是在当今加拿大境内的北美洲原住民及其后裔,后来也可指代其他国家的意在凸显其历史渊源、独特文化和地位的原住民。     

权利视野下的史学研究——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权利史

权利作为历史的产物,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同时它又是一种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权利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内容,反映着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社会变革和转型总是和某种新的权利观念联系在一起,并随着这种权利观念的逐步制度化而发展。权利作为学术概念在法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领域受到普遍重视和广泛研究,但权利和权利发展问题却长期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权利发展的历史是认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也可以用权利意识的发展、权利内容的丰富、权利保障的程度等来衡量。史学不应置身于权利研究之外,而应积极关注、研究和总结世界各国人民在权利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权利客体的哲学辨析

法学界传统的权利客体理论认为物质实体是权利的客体。实物是生产实践的客体,而法律是交往实践的中介系统,交往实践的主客体即为权利法律关系的主客体。故权利的客体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即行为。物作为行为的客体一起构成权利的双重客体结构。     

澳大利亚土著已经消失？

土著问题是全球性社会问题,澳大利亚政府在保护土著,发扬土著文化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首都堪培拉(Canberra)来自于土著词汇,意思是“会面的地方”。1993年,悉尼以一票的优势将最后的对手北京击败,其奥申委领队麦克戈奇曾披露土著文化是获胜的秘密武器。2000年悉尼奥运会更是由“土著女飞人”弗里曼点燃奥运圣火。土著,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也是澳大利亚的光荣,随着土著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城市化的不断提高,有人预计再过10年20年,土著这个民族将在堪培拉,将在澳大利亚消失。澳大利亚土著真的正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