耸肩尖足空首布起源于耒说

耸肩尖足空首布(以下简称尖足布)是布币的重要一支。过去的钱币学著作,没有专门论述其起源问题,只是在分类叙述时,将其单独列出。有的直接说,尖足布由平肩弧足空首布(以下简称弧足布)演变而来。我认为,这种看法有商榷的必要。一、耸肩尖足空首布不是由平肩弧足空首布或原始布演变来的第一,认为尖足布由弧足布演变来的同志说:“空首币象铲为形,前端亦作微凹,间有平     

耸肩尖足空首布与平肩弧足空首布的形制关系——从寿阳出土的耸肩空首布谈起

考古资料表明,耸肩尖足空首布的出现不晚于春秋晚期,并一直沿用到战国早期。古钱学界一般根据裆部形态将其划分为弧裆、弧平裆(弧方裆)、平裆(方裆)三型。①这种耸肩空首布的来源以及它与中原地区铸造的平肩空首布的关系如何,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考古》1 996年3期报道了山西寿阳县上湖村出土的一批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现存71枚,简报将这批布币划分为A、B二型。②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三枚A型布币裆部呈半圆形,其弧度不仅比常见的弧裆型尖足空首布还要宽大,更重要的是其銎部作六棱形(见图一) ,与同出的其它耸肩空首布有异。这给我们…     

耸肩尖足空首布的形制、来源及与其他空首布的关系——从寿阳出土的空首布谈起

考古资料表明,耸肩尖足空首布是春秋中期就已出现的金属铸币,一直沿用到战国早期。古钱学界一般根据裆部形态将其划分为弧裆、弧平裆(弧方裆)、平裆(方裆)三式[1]。这种耸肩空首布的来源以及它与中原地区铸造的平肩空首布的关系如何,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 《考古》1996年3期报道了山西寿阳县上湖村出土的一批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2],现存71枚,简报将这批布币划分为A、B二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三枚A型布币裆部呈半圆形,其弧度不仅比常见的弧裆尖足空首布宽、大,更重要的是其銎部作六棱形(图一),与同出的其他耸肩空首布有异。这给我们…     

说铫

铫作为温器,出现于汉代,其器形分两种:一种为敛口、口沿内向,弧腹,圜底;另一种为平折沿,弧腹,圜底。前者器形罕见,根据铭文推测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熨斗;后者器形与考古所出铜釜相同,用途应接近。六朝唐宋时期,铫演变为一种长柄、带流的器物,其用途据文献可知有煮茶、熬药、温酒和炊具等。在宋代后期,新出现一种无柄,但有提梁、带凹槽流的铫。明清时期,长柄铫仍然存在,但提梁铫的流演变为管状,其类似今日的开水壶,故其用途也仅用于烧水。     

东汉连弧纹镜相关问题研究

通过对考古出土的东汉时期连弧纹镜的收集和整理,认为云雷纹连弧纹镜出现于两汉之际,以西安东汉墓的发现最为显著;凹带连弧纹镜出现于东汉早期,自东汉中期流行,魏晋时仍可见到,以洛阳地区发现最为集中。分布上呈现出自西向东的发展趋势,东汉中期开始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东汉连弧纹镜的形制源于西汉圈带铭文连弧纹镜。本文还对日本福冈平原1号墓出土连弧纹镜的年代进行了相关探讨。     

向布考

《中国历史货币大系.先秦卷》中收录平肩弧足空首布与战国平肩方足布各一种。其编号分别为366号、2280号,对于这两种布币面文的释读,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此两种货币的面文应释读为宜,宜邑在今宜阳县韩城乡东关村与城角村之间的战国宜阳故城,平肩弧足宜字布应为春秋中晚期周王畿的铸币。战国平肩方足宜字布应是战国时期的韩国铸币。而文献中的向地并不在今河南济源市境,而在今沁阳市境。     

安徽怀宁县发现唐人马球图铜镜

安徽省怀宁县皖河区文化站在雷埠乡收集到一面唐人马球图铜镜,是当地群众1983年作农活时挖出的。铜镜为八瓣菱花形,直径19.5、边缘厚1厘米,半球形纽,镜面微鼓。镜背饰凸连弧纹一周,镜边与连弧纹之间饰等距花蝶纹。连弧纹内为浮雕式马球图,有四人驾驭奔马抢击二球,间饰花草、山峰。一马四蹄腾空,骑士高举球杖奋力夺球;一马后蹄高扬,骑士肩荷球杖伺机击球;一马后蹄着地,前蹄腾空;一马似被紧勒缰绳,昂首嘶鸣,骑士侧身向后用球杖钧住地上的球。整     

尖足空首布新品“下虒”考

笔者近年见到一枚耸肩尖足空首布（见封二图）①,发现其上一字与楚简至今未能解决的偏旁相同,经过反复考虑,自觉对其构形有一点新的意见,或许由此能够帮助解决相关问题。现将心得体会陈述如下,聊供学术界研究参考。 此布似属弧裆向小型平裆过渡的弧平裆布。首部稍残。通高１３５．肩距４９、足距６４、肩尖与足尖相距９３毫米,重２４．５８克。面文二字（见封二图）。第一字当为“下”。《说文》正篆“┬”列篆文“下”,知“┬”为古文或籀文。第二字与包山、郭店楚简中的下列文字所从相同②： 包山、郭店楚简中偏旁从“　”的字不少…     

东汉连弧纹镜考述

东汉“长宜子孙流云纹连弧纹镜”、“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和“素面连弧纹镜”是在西汉连弧纹镜基础上逐渐衍生出的一种世俗化、平民化的镜种,它们基于各自的设计理念而展开,并在冶炼铸造和研磨技术上较西汉铜镜更为精湛华美。从出土的铜镜来看,镜体外表色相多数取决于制镜材料、工艺技术和墓室的小环境,与南北方大的气候、湿度并没有直接关系。     

源于河南的张姓

张姓是中国的大姓,源远流长,最早一支为黄帝的直系后裔,是以官职为姓氏的。唐人林宝《元和姓纂》云:“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可知,青阳就是玄嚣;他所居的“江水”,应劭云“古江国也”,其地望在今河南省正阳县东南大林乡涂店附近。青阳     

也説《隋書》所記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的史源問題

對於《隋書·禮儀志六》所記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的史料來源,日本學者小林聰先生提出,其基礎是梁武帝天監二年所頒佈的"天監二年令"。本文考察認爲,隋志記載並非本自梁令,而是以《宋書·禮志五》所記百官印綬冠服制度爲基礎,並補充西晉泰始令及其衍生著作,以及東晉以降至梁初的各種制度變革綜合而成。因此,隋志所記並不能如實反映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由此指出,在利用史料之前,對文本進行史料批判是一項不可或缺的作業。     

梁武帝与《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的编纂

《昭明选》的编纂可能主要是适应萧梁建国后政治教化方面“润色鸿业”的需要,但梁武帝本人的一些重学问、好策事的习尚,对《选》的选标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是《选》一书呈现典重雅正风格的重要原因。但梁武帝的情趣、好尚又是多元的,其诗歌创作受到晋宋以来乐府民歌的重要影响,沿袭的主要是鲍照、汤惠休那种轻艳、流丽的诗风,成为宫体诗的先导。而且,这种诗风在梁代不仅不曾中断,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玉台新咏》的编纂。     

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

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     

论释赞宁《宋高僧传》的史料价值

释赞宁《宋高僧传》承继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唐代释道宣《续高僧传》而作,是记载唐初至北宋初三百多年间佛教僧人精英的总传。要了解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情况离不开佛教史籍,同时佛教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宋传》成为研究唐代至宋初中国佛教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历史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殷淳《妇人集》及《妇人诗集》考论——兼与许云和《南朝妇人集考论》一文商榷

在诸史书目录志所著录的南朝共十部妇人集中,刘宋时殷淳撰《妇人集》与《妇人诗集》可以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女性作品总集,不仅开创了我国文学编纂史上撰辑女性总集的风气,并影响到从南朝梁至清代系列女性作品总集的编纂。《妇人集》的内容虽然只残存于《世说新语》、《太平御览》等书中,但已可见出撰者对待女性创作的肯定意识和前瞻心态,亦可见出汉魏六朝女性作者的文才文论与群体风貌。     

严复法国大革命思想溯源

与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要基于日本学者的二手著作而形成的法国大革命观不同,严复的法国大革命观与斯宾塞、柏克、托克维尔、雨果等人密切相关,呈现出直接的地道的西方渊源,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是广泛和深入的,所关注的问题也颇有价值和意义,学理色彩浓重。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     

芒砀山西汉梁国王陵墓葬相关问题初探

西汉梁国是汉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诸侯列国,建国历史长达200余年。在14位梁王中,仅梁孝王之后的数代梁王葬于永城芒砀山,形成了一处分布较为集中的西汉梁国王陵家族墓地,梁王与王后并穴葬于同一山头,王墓的封土冢大于后墓的封土冢,先死的梁王葬于较大的山头,后死的梁王葬于较小的山头,构成西汉梁国王陵埋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Echoes of tradition: Liang Qichao’s reflections on the Italian Risorgimento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Liang Qichao viewed the Italian Risorgimento, with the focus on his reflections on its meaning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tradition. It will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many forces and ideas that influenced Liang as he formulated his reflections, especially the timing around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 discourses of nascent nationalism in Japan where Liang lived in exile. The way Liang created – or recreated – the Italian story demonstrated that the Chinese had finally begun to realize a crucial point about the building of a modern nation. While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were able to build a modern nation by starting from the grass roots and more closely observing Enlightenment ideals, China did not have the luxury or the time to follow the same path. In the age of high imperialism, the weak would simply be weeded out quickly. Without national salvation, there could be no modern nation. National salvation, as exemplified by the Risorgimento, involved maintaining and glorifying the country’s own traditions and core values, which would in turn unify different social segments. Liang and his fellow reformers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imultaneously a national cause, a single political party, and a single leader, instead of having to take separate steps toward awakening. Liang’s awakening paved the way for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d first by the Kuomintang and then by the Communists. Following Liang’s track of thinking, they both strived to build – or rebuild – a political cent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