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希祖与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兼论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的双重互动

朱希祖作为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委员,致力于志料征访、体例创新、篇目革新等工作,其所撰《广东通志略例》表现出求“新”求“变”的旨趣和特色。他与温廷敬因修志理念的分歧所引发的体例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传统方志革旧鼎新的内在要求。而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方志编修并举的修志模式,不仅推动《广东通志》体例、篇目和内容等的革新,还促使以方志为基础的传统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从而形成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双重互动的历史格局。     

资料更丰富 特色更鲜明——读《山西省志·交通志》

<正>1999年12月,在山西省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中,《山西通志.交通志.公路水运篇》出版发行,受到社会好评,曾被评为山西省优秀地方志书三等奖。时隔11年,2010年7月,《山西省志.交通志》又在全省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中率先出版。该志虽为前     

石荣暲与《库页岛志略》

<正>《库页岛志略》)是我国近代著名方舆学家、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石荣暲先生所撰的一部著名方志。荣暲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4月,原名修忠,字荩年,号靖弇,湖北阳新白沙铺石清人。是著名方志学家蒲圻张国淦先生的好友。山西法政学堂毕业,历任山西调查局法制股股员、山西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长、山西中路代理观察使署内务科科长、冀宁道署内务科科长、山西法政专门学校刑法教员、山西省兴县知事,后因触犯军阀豪强利益,被     

试论张其昀主编《遵义新志》之性质

学术界很多学者将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视为中国近代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然张其昀所谓的"方志学"仅是区域地理学的代称,《遵义新志》也是在其"方志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与中国传统方志不同的"新方志",实为遵义区域地理著作。张其昀并未对其所谓的"新方志"和传统的方志加以明确区分,这就可能造成两者概念的混淆,或是学术界将《遵义新志》纳入传统地方志范畴的原因。     

论近代报刊对方志批评的革新

在近代方志转型的多重因素中,报刊上刊载专论、书评、图书广告等形式的方志批评发挥着重要作用。专论多出自方志学精英之手,实现了由重印象感悟式的传统方志批评向较有系统性、较富有思辨特点的近代方志批评转变,引领了近代方志转型的方向;专栏刊发以学术批判为目的的方志书评,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方志批评舆论空间;方志类图书广告是市场营销语境下方志批评的一种形式,使方志常识与方志理论在一般知识阶层中传播。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的扬弃

方志编纂理论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也是章学诚方志理论体系的重点。章学诚曾对此作过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而奠定了方志学结构体系的基础,使中国方志学学科雏形开始形成。章学诚关于方志编纂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史取裁于方志,志应详于史;第二,志乃史体,应遵守“史家法度”,采用编修正史的方法;第三,方志体例既明,撰写时还要行之有度,措施得当。而有关的方志编纂原则和方法理论,他在《湖北通志》序中,概括为四句话:“持论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严,采访不可不慎,商榷不可不公。”但是章氏之论还不尽完备,尚有不少需要推敲之处。近代方志…     

新方志理论研究的特点及表现形态

范洪涛在《新疆地方志》2010年第4期撰文指出,新方志理论研究在近30年的实践基础上取得了可喜成就,显示出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志理论研究特点。注意继承古代方志理论的优秀成果并在新形势下有所创新,重视吸收相关学科,特别是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传媒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方志与地志是历史与地理之母

方志的概念诞生于周朝,名日方志,实为古史。历史的概念是由最初的“史”官名,到唐代以“史”命书名,再到明代末年将历与史合成书名,形成今之历史学名。地志是地图、地记、图经、地理总志等书的总称,方志的一种。地理与地志同源共体,只是近代才从地志中脱胎而出,分化独立。因此说,方志与地志是历史与地理之母。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基本理论的扬弃

方志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方志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方志学赖以成立的科学基础。近代志家、学者在接受章学诚“志”即“史”观点的同时,又面向现实,认识到“史”、“志”的不同。这一认识上的飞跃,相应地促进方志编修的体例、篇目、内容、编修方法,以及实用性认识上的变化。     

朝鲜王朝时期《择里志》述略——兼谈中国方志编纂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李重焕《择里志》被誉为朝鲜王朝时期第一部人文地理学著作,作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私人编著方志文献,对于朝鲜半岛方志具有重要意义。从《择里志》的体例和内容来看,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舆地纪胜》《舆地名胜志》等书编纂思想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古代方志文献编纂思想向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影响。     

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畬及其著作

在<瀛环志略>面世的19世纪中叶,徐继畬其人及其著作,成为西方人观察中国的风向标.美国传教士弼莱门和卫三畏先后发表长篇书评,对此书的价值及其刊行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与郭士立对<海国图志>的批评形成鲜明对照.徐继畬为了写作<瀛环志略>,利用一切机会向西人探询域外文明.同时,这部杰出的著作及其作者,也成为西方人探求中国文化的渠道.西人对徐继畬及其著作的评价,与徐继畬在对外交涉中坚持理性原则、对传教士采取宽容态度相关.     

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一)——《汉书·艺文志》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对《汉书·艺文志》类例和叙文的分析,并结合相关出土文献,认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独立地理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1)《地典》和《堪舆金匮》为一类。这一类著作以一定的理论学说对已有的经验地理知识加以统驭,注重的是学说或理论的演绎,是朴素的理论地理知识体系。(2)《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为一类。其基本的出发点是通过对各种地物和地理现象的经验性测量或记录,寻求其内部可能存在的规律性,即“自然之数”。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以观测为基础的经验地理知识体系,注重的是实证性。     

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

“殖边督办”作为一级行政机构,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个不大却又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近代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从民国初年云南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及边政建设的推行、殖边督办公署的建立、组织机构、治边措施及其历史作用等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该行政机构在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土、巩固和开发边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云南边疆“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推动了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的进程。     

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

过去学界长期使用的《郑和航海图》是向达先生根据《武备志》所录图的整理本,其实这个版本并非出自明天启年间的《武备志》原刻本,而是出自清初的删改本,《故宫珍本丛刊》中所收录的《武备志》才是明原刻本。过去学界只知《武备志》中有此图,其实成书于明末的《南枢志》中也录有此图。本文比较了上述三书中所录的《郑和航海图》,发现三者互有对错,因而不能在使用中简单地去一存一,将三图结合考其讹误,辨伪存真,作出新本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向。     

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继承秦汉杂述及地理志书的基础上,进入了中国古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繁盛阶段。在国家分裂,朝代更迭的背景下,各种方志层见错出。计有:"记"、"志"、"录"、"传"、"赞"、"图"等多种体例的方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现象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有紧密的联系,结合时代特点来考察此一时期的方志,才会在总体上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日本国志·礼俗志》校读札记

本文以<日本国志·礼俗志>的征引文献原件(日本汉籍)<秇苑日涉>和<江户繁昌记>为依据,分别纠补了黄遵宪的(礼俗志)志文讹误,以及新出陈铮点校本的失误,以祈给研究者提供信实可靠的资料依据.     

70年来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

历史民族地理是现代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成果涉及中国民族史、民族学(人类学)、历史人文地理以及边疆史地等多个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历史民族地理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个相关学科的蓬勃发展,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成果丰硕,成绩斐然,已初步成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

《长安志图》是元代西北地区比较重要的一部方志,所载史料价值很高。论文对《长安志图》的作者李好文,《长安志图》的成书、版本及其与《长安志》的区别,《长安志图》所载元代泾渠的水利建设和管理,以及该志反映出的元末泾渠水利建设的历史教训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发展系谱

本文梳理了南京大学人文地理研究机构的发展历程,总结南京大学人文地理研究机构由基础层、应用层、联合应用层三个层级组成。将南京大学九十年的人文地理学科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1919年到建国初期的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源地与人才培养的摇篮,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承担全国性科学研究和生产任务的先行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的优势学科凸显,同时"大人文地理科学"蓬勃发展与国际化阶段。认为南京大学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科发展有四大贡献,即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摇篮与创新源地,中国人文地理学思想理论发展的中坚,中国人文地理学主要分支学科建设的引领者,以及中国人文地理学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主体。     

隋代《区宇图志》的编纂问题——兼论隋炀帝对地理学的贡献

隋炀帝大业年间编纂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3部大型地理图书。前后参与其事的编纂《区宇图志》者近50人,现在可考者约10人。隋炀帝时,《区宇图志》多次重修,其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修撰者的文体繁复,二是体例失当,三是修撰者狭隘的民族观、区域观念。而隋炀帝时编纂多种地理图书的条件之一,是隋朝对全国各地吏治、民情、风俗、物产的调查。其直接原因,则是隋炀帝的文化素养,以及实际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即地理图书作为国家征收赋税土贡的根据,以地理图书来记载其统一华戎的功业、以地理图书归美隋炀帝的政治目的。隋炀帝对地理学有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