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

新疆阜康洪灾损失严重灾后重建正在进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8月16 日召集水利、民政、交通、粮食、财政等近10部门,共同研讨新疆阜康洪灾的灾后重建及应对其他自然灾害的措施。8月9日19时30分,新疆阜康山区骤降暴雨,持续近2个小时,导致百年不遇的洪水,通往天池景区的道路、桥梁冲毁, 145名游客滞留,山区河流暴涨,洪水导致下游万余群众受灾。据统计,新疆阜康“8·9”特大洪灾共造成10260人受灾,3000多家园被毁,     

论河北省根治海河运动的特点及经验教训

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灾害,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刘少奇提出了“上蓄、中疏、下排”的治水方针,为根治海河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毛泽东“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下,河北省于1965年开始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根治海河运动,这是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根治海河运动历经15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验可归结为:相对稳定的、综合性的组织机构;民工的军事化管理;合理的出工政策;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勤俭治水;精心设计,科学施工。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水运动,其经验教训弥足珍贵,影响深远。     

微博历史

<正>黄万里(1911-2001,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遗言:万里老朽手书予敏儿、沈英,父爱妻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水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手笔候存。     

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耕作制度变迁

明清时期漕运受黄河夺淮影响,先后有“借黄行运”“避黄行运”“束水攻沙”“蓄清敌黄”等一系列治黄保运措施,尤其潘季驯治河之后,大筑堤防,将黄河河道固定在归德—徐州—淮安一线,采用“束水攻沙”之法,导致黄河河床不断升高,原进入泗水的沂、沭、濉诸河流出路受阻,致使水系紊乱,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环境产生了剧烈变化。受黄河泛滥及汛期影响,鲁南、豫东、苏皖北部的耕作制度在黄河泛淮期间出现了“逆变”,即稻作农业变为以麦、豆为主的旱地农业。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水稻种植

通过对地方志等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明清时期山西水稻分布范围有一定的扩展,除中部汾河谷地外,北部大同府、东南潞安府及辽、沁直隶州也有种稻的记载。明清山西水稻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出现在明成化至万历前期和清康乾时期。受水利等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山西水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水稻产区;水稻种植的推广多得益于地方官员的倡导。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集》看明清山西地方的村堡城防

《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集》是研究明清时期山西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资料,从其中收录的诸多碑刻材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山西地方社会的许多特点。其中关于城堡城防的内容对于考察当时的山西社会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即主要通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集》关于城堡城防方面的碑刻记载来分析明清时期山西基层社会的一些特点。     

岭南古代居民拔牙习俗的考古发现

拔牙,也称拔齿,古代文献中又称“凿齿”、“折齿”、“缺齿”、“断齿”、“打牙”等。是原始居民及流传到近代一些民族在年轻时,基于传统文化的因素,以人工方法拔掉或凿去特定的几颗健康强壮的恒齿改变牙齿形态的一种风俗习惯,以损伤身体,达到装饰或标明个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有的部落和民族甚至以这种拔牙形体特征为称号,被称为“凿齿之民”、“凿齿之人”、“打牙仡佬”等等。     

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

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趋势 ,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相关理论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等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作者认为 ,在方法论上 :应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 ,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 ;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及其划分区域的客观标准 ;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 ,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 ,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明清以来山西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结合国内外学术发展前沿和主要趋向 ,作者提出今后山西区域社会史应当首先从“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 ;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 ;三晋文化与民俗 ;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状况及其变迁”四个方面开展研究。     

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

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 ,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 ,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 ,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 ,并非单纯的府城工业向外转移 ,而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合理的地域分工。经过这三个世纪的发展 ,到了清代中期 ,城市工业在苏州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苏州的城市变化代表了明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道路 ,亦即傅衣凌先生所说的“苏杭型”城市的发展道路     

秦汉时期的扑满——“钱缿”

“扑满”,即古代的储钱罐,也称“垢”（音‘向’）、“悭囊”等。《辞海》对扑满的定义是：储蓄钱币的瓦器。《西京杂记》卷五“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这些都准确地概括了扑满的性质和特点：第一是用来储蓄钱币的;第二材质是瓦器,即用土烧成的陶器;第三只有投币口而无出币口;     

明清以来晋南山麓平原地带的水利与社会——基于龙祠周边的考察

晋南山麓平原地带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地表水资源：流量稳定的泉水和季节性的洪流。在龙祠周边,龙子祠泉是最重要的泉水资源,经过千余年的开发,于明代末年形成较为稳定的渠道系统和灌溉区域。在渠系建设和运行过程中,面对发源于山间的洪流,引泉灌区通过避、堵、疏三种技术手段加以防治,并用规范化的制度体系予以保障。被引泉灌区视为隐患的洪流...     

16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滇池沿岸的 低田与深水稻种植

明清以降,滇池在岁修制度下常年疏浚海口,水域范围基本稳定,但受季风气候影响,其水位存在明显季节性变化,夏秋上涨,冬春下降,主要表现为沿岸低田在雨季即周期性被湖水淹没的特点。随着滇池流域坝田开发趋于饱和,滇池沿岸低田的深水稻“水涨谷”,在明清之际逐步系统种植,实现滨湖低田稻作与滇池水位季节性变化的生态耦合。这种局面到20世纪60年代末彻底改变,入滇河道上游大小水库的修建,使滨湖低田逐渐干田化,水涨谷生长的水域环境发生变化。观察滇池水域环境与稻作生态互动的关系,发现当区域环境呈现出长时段的规律性变化,就可能变“害”为“利”,这是人与自然相处中适应并利用自然的智慧展现。     

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江南地区的圩田大致滥觞于三国之际,迅速发展于两宋,全盛于明清,是我国江南人民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开发的一种独特形式。文章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全面考察了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的历程与特点,研究了江南圩田兴盛的历史因素和自然条件,并简要分析了圩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因过渡围垦破坏了江南地区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环境,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这便给圩田大大增加了防患水灾的压力;历代地方政府在圩田管理方面也是各自为政,各地圩田缺乏相互间的协作,使因破圩而形成的局部水灾年年有之;大量构筑圩田,使湖泊面积大为缩小,影响其调节水量的功能,破坏了本地区的生态条件,致使灾害频频发生。此外,围湖特别是废湖以后,使众多的水生资源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明清西北筑城碑记的形成、特征及历史地理学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西北筑城碑记大约存有269篇,其中原碑尚存于世者32方,是研究明清西北城池史宝贵的一手资料。甘、宁、青三省现存明代碑记最有特色,有大量卫所营堡的筑城碑保留。州县碑记大多有若干时段连续的拓城记,连缀起来就是城池形态扩展的整体叙事。明清西北筑城碑记所反映的城镇类型也多种多样,州县城镇最多,卫所营堡占有一定比例,其他如驿城、巡检司城、厅城、寨城、关城都有一部分存留,非常难得。这些碑记作为第一手资料,详述了筑城过程、工程耗时、销银数量、捐资人户,对于考证原委、制度复原、社会阶层以及城镇职能与形态扩张都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基于分形理论的长株潭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研究及对策

运用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分形理论和方法,对长株潭"3+5"城市群(以下简称"3+5"城市群)的等级规模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测算几年来"3+5"城市群等级规模分布的分维值,得出结论:"3+5"城市群规模分布符合分形特征;模型拟合认为其人口、经济分布的分维值均大于1,表明"3+5"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集中,已处于发展的相对成熟阶段。为此在对这些特征做出解释的基础上,认为可从强化首位城市、加快长株潭一体化建设、提升次中心城市、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加快小城镇建设等方面着手对长株潭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进行优化。     

幻景中的沉城记忆:清代黄淮运交汇区的湖市蜃楼

沉城之灾是水环境变迁引发的极端事件,湖市蜃楼以祥瑞的幻景方式重复着沉城的灾难记忆。黄淮运交汇区湖泊水系众多、河工频繁,为明清时期蓄清、刷黄、济运的水利核心区。尤其清代以后,治河无须兼顾护陵,湖泊环境的剧烈变迁引发洪泽镇、泗州城等沉入水底,给当地环境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史籍中有关湖市蜃楼的记载多见于湖面急剧扩大的清代,在洪泽湖、高宝诸湖上均有发生;蜃景发生时多被与时间空间上最近或影响最大的沉城事件联系起来。沉城再现的湖市蜃楼固然不可信,但幻景中包含了百姓的灾难记忆,提醒人们历史需被记忆,灾难不应遗忘。     

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明清时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交界地带是尚未纳入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疆",属于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腊尔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加强对内在边疆的控制。明嘉靖《麻阳图》和万历《楚边图说》表现并强化了"苗疆"的存在。清代苗疆内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中心,康熙、雍正初年的疆域图中绘有三块"生苗"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于清王朝的版图之中。疆域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的内在拓展。     

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

本文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明清时期河南省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所采取的对策,认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今日仍应引起注意。而当时人们所采取的诸多对策今日仍有现实意义。     

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皇宫各大殿和紫禁城城墙,以及皇家陵寝所用大青砖,绝大部分是山东临清州烧造。从明初到清末的四五百年中,临清因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而成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漕运咽喉,又因其便利的交通和适宜的土质等特殊优势成为明清两朝的贡砖烧造基地。临清的贡砖生产虽间有停废,但一直受到朝廷的严格掌控,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和生产方式。大规模的贡砖烧造一方面促进了临清工商业的繁荣和生产结构的改变,同时也加重了民众和漕运官军负担,对明清时期的临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