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化陶瓷志》谈续志如何突出地方特色

德化，在历史上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但由于受自然条件，社会因素等影响，三大瓷都的形成和发展各具特色。景德镇由于受历代封建王朝的影响较大，官方色彩较浓厚，被专家，学者称为“官窑”的代表；德化则因为地处边远山区，“山高皇帝远”，     

中国梦

现在,“中国梦”已经成为流行词汇——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近平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之后,中国梦频频出现在官方和民间话语中。     

成都高新区志突出地方性的思考

关于地方志的特性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特性,众说纷纭。有的专家归纳为“四性”。即“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有的学者概括为“五性”,即“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有的研究者总结为“八性”,即“地方性、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百科性、连续性、著述性”。     

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编修与地方认同——以《乌青镇志》为例

以往在对明清江南市镇认同（即“都市认同”或“共同体”）的研究中,施坚雅的“市场圈”和滨岛敦俊的“信仰圈”最为引入注目。近年来,森正夫通过考察乡镇志名称、镇域认知以及乡镇志横向纵向的相互认识等几方面。从民众的“意识”出发探讨以江南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的确立。巫仁恕通过对乡镇志《园第志》的分析,认为“文献并不能反映了地方人们认同感的加强,只能说是加强了地方上士绅的优越感。”夫马进通过对清代松江育婴事业的分析,认为“以府城育婴堂为中心的县城接婴堂、镇接婴局、济婴局的有机关系,与官方行政中的有机关系完全不同。”此外,稻田清一对镇董阶层参与地方公事的分析,太田出对清代绿营管辖区域的研究以及张研从清代市镇管理体制的角度而进行的研究,都为探讨江南市镇认同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本文以《乌青镇志》为例,从镇志称谓、镇域的认知、镇志的编修过程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等角度。探讨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的编修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广东省志·民航志》简评

《广东省志·民航志》结构清晰、体例完备、文字简练,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一、篇目设置从实际出发,充分体现行业特性 在篇目设置上归类科学,领属得当。全书共10章,分“机构”、“机场”、“飞机”、飞行队伍”、“运输航空”、“通用航空”、“机务维修”、“航务保障”、“经营与安全管理”、“科研与教育”,基本概括了民航主体     

来信

“环球”同此凉热 他和他所执掌的《环球时报》,这些年成了官方话语体系一个“异端”,或许还可能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异数”,这份报纸拥有百万以上的读者,虽附属于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却在体制内创造了一个准“都市报”经营的范例。固然,“商业民族主义”的质疑,也许是这个成功范例的另一个注释。     

台湾地区郑成功信仰之历史研究

“郑成功信仰”在台湾汉人社会中的发展,早自清领台湾时期,便已超越了乡土的情感和地域的观念,统合宗族性、地缘性、民族性等多重特质,而成为台湾此一移民社会的共同信仰。“郑成功信仰”别于其它一般汉人社会里常见的民间信仰,官方的介入极深,其中隐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在探讨“郑成功信仰”的时,民间与官方为两大方面,加上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不同主政者接二连三地为郑成功重新定义,而有了不同的诠释,使得此一信仰文化复杂而影响深远。     

共产党志人大志政府志政协志重点内容的编纂

共产党志的重点内容是重要决策,设“重要决策”章或节,下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保护”节或目记述。人民代表大会志的重点内容是立法、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设“地方立法”“监督”章或节,下设“地方性法规制定”“批准地方性法规”和“决定重大事项”“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调研视察”“议案意见”节或目记述。人民政府志的重点内容是施政纪略,设“施政纪略”章或节,下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环境保护”“勤政廉政建设”节或日记述。人民政协志的重点内容是参政议政,设“参政议政”章或节,下设“提案”“建议意见”“调研视察”节或目记述。     

“王老吉”恩怨录

随着最后一批加多宝出品的红罐王老吉凉茶淡出市场,加多宝集团与“王老吉”品牌之间的渊源,或许只剩下几个字母——曾经的“王老吉官方活动网站”现已更名为“加多宝官方活动网站”,但英文域名没变,仍包含着“wlj”（王老吉三字的拼音首字母）。     

风俗志(志文选)

风味小吃(“饮食”节下的一个目) 梧州面靠西江水,与港、澳、粤毗邻,历来商风炽盛,市井繁华,不仅酒楼饭馆的肴馔丰富多彩,而且大街小巷摆卖的小吃也品类繁多。在广西,长期流传着“食在梧州”的说法。     

明清土司司所志编纂研究

土司司所志是土司辖区重要文献,明清时期广泛分布于今我国西南、中南以及中南半岛北部区域。上级志书编修需要、展示守土之责、表彰祖先功绩是其编纂的三大动力,纂修人员构成中基本都包含土司家族成员,编纂体例与府州厅县志无异,但拥有“世系”“土兵”“土司家族契约文书”等特色篇目。对照传统府州厅县志,土司司所志具有家族性、民族性、多元性等特点,在西南史地、边疆以及方志研究中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从《柳州市志》编纂谈市志办在市志系统工程中的作用

地方志是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载一个地方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要鳊修如此包揽一地方方面面,纵涉古今、横及百业的鸿篇巨著,的确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故古今行政区域修志非“官修”莫属。虽然古今方志多为“官修”,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官修”的运作机制有所不同。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地方行政实体怎样组织实施“官修”的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新”不仅在于志书内涵本身如何编纂,     

续修区志杂谈

笔者认为,新区志可不再设“建制沿革志”与“自然环境志”。因为建制沿革是志书中相对稳定部分,如果保留,则只能是内容的简单重复。对于乡镇建制或行政区划的变动可在志书的“概述”中加以记载。有些自然现象如水、旱、虫、风、震等灾害时常发生,可放在“农业志”中记述。     

伦敦旅行志

伦敦,一座古典与时尚共存的城市。富丽的王宫、典雅的城堡、古朴的教堂以及风格各异的建筑都在展示着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然而就像泰晤士河岸相隔千年却浑然一体的“伦敦塔”与“伦敦眼”一样,伦敦在古老与现代的不断融合中,完成了从帝国之都向现代大都市的华丽转身。伦敦的旅行,应该这样开始——     

草根性、时代精神与文化创新

呼唤“文化创新”,是专家与大众、官方与民间的共同诉求。人们都厌倦粗劣的文化复制品,期待着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出现。然而,文艺创作、文化生产何以获得原创性源泉呢?我想,文化“草根性”的开掘及时代精神的弘扬,是值得关注的两个方面。先议“草根性”的开掘。这是文化创新的深厚土壤。广义文化指“自然的人化”,即所谓“人文化成”,一切文化创造都深深植根于“人文”之中,也即深植于人民生活的轨迹之中,文化创造需要直接、间接地汲纳人民生活提供的营养。这便是“草根性”的意蕴所在。比如说,早已成为经典,被供奉于庙堂之     

案例入志 可读可鉴——评《贵州省志·审判志》

洋洋 12 0万字的《贵州省志·审判志》 ,其最大的特点是收录了大量的案例 ,从而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和史鉴性 ,同时也感到该部志书案例入志的方法很值得借鉴。一、入志体例因地制宜案例是一种纯资料性的东西。新编地方志在处理著述性与资料性的关系时 ,不少学者乃至已出版的志书 ,大部分采用以著述性为主记述志文 ,以资料性为辅设置附录的方法。这本身没有错。但在具体编纂中往往是骨肉分离 ,主次颠倒。比如有本志书 ,记述一个地方的“通讯报道” ,条目撰写以著述的方法简述通讯队伍、机构设置情况 ,大约百来个字 ;而条目后却有三个附录 ,篇…     

读志用志的体会

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提出,“编纂志书,是修志单位的重要任务”,“用志是新时代方志事业的新特点、新发展。用志是服务当代,以志为鉴的重要任务。用志的方法要改革,各地和方志界要大胆探索”。修志是用志的基础,用志是修志的目的,历代修志都强调“经世致用”。我的体会是：方志工作者要把修志“服务当代”贯穿到修志的全部过程,即在修志的过程中,利用搜集到的地情资料,搞一些“短、平、快”的产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在修新志之前,要以旧志为借鉴,要读旧志,用旧志,要在“用”字上下功夫。读旧志可…     

谈历史文化名城志

谈历史文化名城志福建省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陈永安历史文化名城志缺乏历史文化名城的味道──这是我们读了一点历史文化名城志的大体感觉。它与一般市志、县志几乎“千人一面”,既看不出历史文化名城志的品类特色,更看不出“这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与“那一个”历史文化名...     

世变与史学:台湾学界抗战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1973年以来的台湾抗战史研究,深受世变的影响,概略可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政策推动,研究起步”,自1973年起,由于官方开始提倡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抗战史研究随之开展.第二阶段“政府开放,多元发展”,1988年前后台湾解严、蒋经国去世,经20世纪90年代台湾民主化政治禁忌解除、档案开放及更多学人的投入,抗战史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第三阶段“官方领导,研究结集”,2008年台湾再度政党轮替,一度沉寂的抗战史研究在官方提倡之下达到巅峰,“国史馆”集结台湾学者所论,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是台湾抗战史研究的里程碑.第四阶段“主题计划,共同研究”,自2016年迄今,官方提倡不再,民间维持着抗战史料的出版与学术活动,政治大学人文中心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借主题计划与共同研究,继续推进抗战史研究.     

治道与志道：清代甘肃道志编纂研究

道志作为以道为行政单位修纂的特殊方志类型,是地方道制变迁的产物。道在名称上不能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故道志有“直接以道命名”和“不以道命名”的两种情况。由于道的辖区与道员职掌的特殊性,清代甘肃出现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两种不直接以道命名的志书。从表面上看,道志的编纂首先以其所属的州县卫所为纲,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该区域的历史和现状,各纲(州县卫所)之间互不统属,看似与道无关。其实,从书写实际来看,因道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划,故修纂者在书写中巧妙地将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州县)的叙事之中,可称作“以地存道”的书写方式,既由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修纂者“折中”的“志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