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圣宝钱”改译“禀德宝钱”之我见

西夏文“福圣宝钱”是否要改译为“禀德宝钱”．是西夏钱币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近日,笔者在撰写《浅论西夏文钱币》一文时想到了这个问题,并冒出来一些新的看法,现略呈如下,恭请同好指正。     

“福圣宝钱”改译“禀德宝钱”之我见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可以确认的西夏文钱币只有5种,即“福圣宝钱（ ）”、“大安宝钱（ ）”、“乾祜宝钱（ ）”和“天庆宝钱（）”。但是,其中的“福圣宝钱”是否要改译为“禀德宝钱”,却是西夏文钱币研究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近期,笔者在进一步探讨西夏文钱币相关问题时,忽然想到这一问题,并冒出来一些新的看法。现略呈如下,恭请同好指正。     

我对西夏文折二“大安宝钱”的再认识

西夏文折二“大安宝钱”,是我接触的第一枚西夏文钱。那是在1978年夏天,为充实宁夏博物馆的西夏文物陈列,我出差到西安、太原等地征集西夏文物。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慨然提供有关资料,其中便有这枚“大安宝钱”。当时我还不太懂钱币学,更缺少鉴定知识,见到     

西夏铸币有无“对钱”问题的探讨

西夏钱币是西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铸行与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货币内容。近年来,在文博工作者和众多收藏家的共同努力下,研究西夏钱币和西夏货币制度的探讨性文章越来越多,一些过去疑惑不解的问题逐渐明朗,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一些文章中提出的西夏铸有“对钱”,且把这种认识作为西夏仿效北宋钱币文化的见证之一,未免有点过于牵强了。北宋铸币文化对西夏铸币影响较深,这是不争的事实。可要说西夏仿效北宋铸有“对钱”,笔者尚不能苟同。在讨论西夏是否铸有“对钱”的问题上,应先搞清什么是“对钱”。孙仲汇先生在…     

宁夏发现西夏文钱币“番国宝钱”

近年宁夏同心县等地出土大量西夏窖藏钱币,从中拣选出若干珍稀钱币.除前人早有著录的篆书光定元宝、元德重宝、贞观宝钱等珍稀品种外,还发现了两枚前所未闻的西夏文钱币.作者通过研究论证,初步将其钱文释读为“番国宝钱”（彩页12下图）.它也成为继“贞观宝钱”后国内发现的第六种西夏文钱,填补了西夏货币史的空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宁波拣出两枚西夏钱

宁波拣出两枚西夏钱吴伟成１９８９年,宁波一钱币爱好者从一批即将回炉的古钱币,拣选出两枚西夏钱币。其一：汉文隶书元德通宝,质青铜、重２．７克、径２．３３、厚０．１１厘米（拓１）。此钱铸造精美、文字规整;其二：西夏文天庆宝钱,质赤铜、重５克、径２．５２、厚０．１７厘米（拓２）。此钱文字清楚,唯外郭缺一角,为西夏桓宗朝所铸。宁波拣出两枚西夏钱@吴伟成     

朝阳地区发现一枚西夏文“大安宝钱”

1988年6月在一位朋友那里见到一枚西夏文小平钱,此枚钱字迹清晰,遍体呈红铜色,有内外廓(图一),经请教上海钱币专家马定祥老师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牛达生老师均确认为西夏文“大安宝钱”,真品无疑,此枚钱为西夏惠宗大安年间铸。据了解此枚钱混杂于废品公司铜库的古钱中,为朝阳地区出土无疑,很可能当时随商品交流而流落于本地。     

甘肃庆阳地区出土西夏文福圣宝钱

甘肃庆阳地区出土西夏文福圣宝钱何邦贵,侯桂芳我们最近在庆阳地区西峰市一农民手中收集到一枚西夏文“福圣宝钱”,其钱为钢质、光背、右旋读行楷小平钱,钱径２．４７,穿径０．５４,廓厚０．１６厘米。轮廓规整,字迹清晰,生坑,面布绿锈,背红绿锈相间,极其精美,同时收集到的还有西夏汉文钱皇建元宝四次,北宋折二大观通宝一枚,南宋折二点字建炎通宝一枚,以上诸钱锈色相同,据农民讲,这批钱为同一窖藏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夏天盛元宝,北宋政和通宝,宣和通宝,靖康通宝等,但都散失。甘肃庆阳地区出土西夏文福圣宝钱@何邦贵,侯桂芳     

塔城出土的一枚“天地会”信物钱

该钱面文：穿上下为“洪武”．左右为“天下太平”；背文：穿上下为“圣旨”，左右为“午人存日月明”。直径27mm，穿8mm，重7．6g左右。     

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

西夏有铜钱和铁钱,铜钱中又分汉文钱 和西夏文钱。泉界对出土铜钱的研究,相对 较多、较深,而对铁钱的探讨,虽也有所涉 猎,但还比较薄弱。这里,笔者不揣浅陋, 就西夏铁钱的发现、分布特点、版别,特别 是西夏铁钱专用区的设置等问题,略陈管 见,并求教于同好。 一、西夏铁钱的发现及分布特点 西夏铁钱,早在清代就有发现,并在钱 谱中有所反映。嘉庆十四年(1809),初尚 龄《吉金所见录》,根据凉州(甘肃武威) 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第一次系统地著录了西 夏钱币,其中就有“天盛”、“乾”两种西 夏铁钱,这是文献中有关铁钱最早的记载。 此后…     

日本“庆应通宝·贰百”钱币

日本“庆应通宝·贰百”钱币李宪章北京一泉友携来一钱,面文“庆应通宝”,背“贰百”,穿上似银锭图案,穿下花押,黄铜质地,方孔圆钱,请识,此币直径３．７厘米,穿宽０．７厘米,厚０．２厘米,重２２克（附拓）。遍访查阅我国许多钱谱,包括日本、安南。琉球、朝鲜...     

灵武火神庙夹墙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

1929年,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购人一批西夏文佛经．专家认为“皆属宋元旧椠,蔚然成为大观”。为此．该馆于1932年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以为得书之纪念。著名西夏学家、荣获法国“儒莲奖”的王静如先生撰文．称其为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武威发现的西夏铜象棋子

2002年10月．在武威城区一中巷家属院内，发现了一批西夏时期的窖藏货币。据知情者称：这批货币数量很大。货币出土后被民工哄抢私分，并且把出土的钱币拿到古货币市场买时。被一位收藏爱好者收购了一部分。并把这些钱币让笔者进行鉴定。在整理中，我们发现都是宋代货币，其中有西夏的汉文钱“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货币中还发现了一枚西夏的铜象棋子。     

玄奘译《般若心经》西夏文译本

本文从黑水城出土慧忠《般若心经注》的西夏文译本中辑录出玄奘所译《般若心经》全文,并附对译和西夏文原本照片,目的是为学界增加一种《心经》译本的文字品类,并为写读西夏文《心经》提供方便。     

西夏文与西夏钱币

西夏文与西夏钱币达津西夏,是古代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北部,建州郡二十有二,首府兴庆（今银川市）,境内有党项、汉、藏、契丹、回鹘等族。这一地区以前长期受汉、善（藏）势力的控制,在１０、１１世纪由于宋国力日弱,吐蕃又内乱不已,李继迁、李德明和李元昊祖孙乘势崛起于西北,先曾受宋、辽封号,李元昊继立后自立年号,不久干公元１０３８年筑坛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对抗宋王朝。其国历十朝,享国１９０年,至１２２７年为蒙古大军所灭。西夏的主体民族是党项族,西夏语指的就是党项族的语言。建国前,西夏地区受汉、蕃影响通行汉文和藏文,后来,李元昊为了强调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其建国前夕创制了一套书写本民族语言的文字—蕃书,即后世所称的西夏文。《元史·夏国传》载：“元吴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西夏文制成后,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西夏书事》曾记载：“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所以西夏文广为流布,在政府和民间行用,并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汉、藏、回鹘文     

俄藏黑水城西夏《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新证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收录的《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是西夏“千户刘寨”向上级汇报与蒙古战斗中阵亡、驱虏人口事宜的汉文一一西夏文双语文书申状.这件文书不仅提供了西夏女兵作战阵亡的实例,并首次出现西夏“千户”一职.“千户”在职官上类似于一“溜”的首领,西夏似乎专门针对境内汉人施行了模仿吐蕃千户的具有军事、生产职...     

大安通宝为西夏铸币辩

大安西夏钱,为西夏惠宗李秉常大安年(1074—1084)铸,分为西夏文大安元宝和汉文大安通宝钱,后者为隶书之风格,前所见有背穿上仰月纹,大字版、直读、径25·1、穿7·5、厚1·3mm,青铜泛微黄,系内蒙林西县三道营子村窖藏发现。当时泉界轰动,泉坛前辈卫月望和吴宗信老先生所考证,此币风格、铸造工艺有西夏之气息,无辽币之风韵,定为西夏大安年铸西夏币;又者,清代孟麟《泉布统治》录一枚,也已经考大安通宝为西夏之物。从“大安通宝”的出土情况看,主要发现于西夏故地。除1981年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窖藏出土一枚外,辽朝境内至今无第二枚出土。而西…     

对汉粟双体文“开元通宝”钱的探讨

2002年春．笔者在吐鲁番火焰山一带（即高昌故城所在地）收集到一枚汉粟双体文“开元通宝”钱（见图）。钱面的铭文为“开元通宝”,“元”字首横加长（大头元）,第二笔左挑,连点走之儿“通”,为中期开元通宝钱;钱背为突厥粟特文．粟特文在钱背的廓和穿之间围成一圈。经测,径26mm,穿6mm,厚1．8mm,重3．4g,钱锈入骨,青铜制作,钱体虽有锈蚀,但钱文清晰,内外廓周正。     

简述吐鲁番出土发现的古钱币（三）

一、西夏钱币 吐鲁番市亚尔乡“西依提勒克”村一带征集的古钱币中有两枚西夏“天盛元宝”钱（天盛元宝”为西夏第五代帝仁宗李仁孝）,天盛十年（公元1158年）至天盛二十一年（公元1169年）铸行的小平钱。西夏国是宋朝在我国西北地区以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的封建王朝,定居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统治宁夏河套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因地处中原西北,故宋人称为西夏。[第一段]     

日本法隆寺收藏的金代铜镜

1989年2月10日的日本《中日新闻报》发表消息说,奈良法隆寺发现了一面西夏铜镜,“铜镜背面沿外缘,铸有‘永安三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等二十五字,中心部位铸有四匹兽”。笔者仔细看过报纸上的文字及所附铜镜照片,确信这面铜镜不是所谓“西夏铜镜”,而是金代的“承安三年”四鼠镜。“承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