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

已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旧事重提,从2011年9月21日到2012年4月下旬,在9个月的时间内,《中华读书报》连续用4个半整版的篇幅,先后刊载了王学典与李希凡两位先生有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的三篇长篇争论文章,后来,徐庆全先生又以连     

也说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刊登了朱宗震先生的文章《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此文针对房德邻先生的《评“‘假如’史学”》及王也扬先生的《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两文而发。三位先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他们的观点既有交锋,也有共识。受三位先生的启发,笔者作为后学末进,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一点谫陋思考,请方家指正。     

战国玺印中的“虞”和“衡鹿”

一、虞燕“左吴”玺著录于陈汉第《伏庐藏印》2·1,又见于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198年)171·1650,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玺玺面长2.9cm、宽1cm,阳文(附图1)。《伏庐》收录的钤本较清晰,但玺面无边框。从《玺汇》看,原玺或许有边框。玺文第二字旧不识,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文编》(1981年)     

“温明”不是“秘器”

顷读《文物》1987年第7期载裘锡圭先生文,他认为汉墓所出漆面罩应称"秘器",亦即"温明秘器"。按以温明混同于秘器,始自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六"温明"条,系据《汉纪》立论。王氏好执《汉纪》以攻《汉书》,屡有所失。如改《汉书·淮南王安传》之"离骚传"为"离骚傅(赋)",即系缘《汉纪》而致误,杨树达先生辨之甚核(见《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且王氏于汉代棺具、敛具未曾寓目,情况容有所未察。近来连年发掘汉代大墓,棺具、敛具之定名问题确有实际意义。因略陈管见,请裘先生与读者正之。     

关于“明太祖残碑”之我见

拜读了《文史天地》杂志2000年第6期发表的王运春先生的《朱元璋与贵州之谜》和2001年第5期发表的今凡先生的《“明太祖考妣上寿”残碑考》后,我虽不是“方家”,但不妨也来谈谈拙见。     

《“风马牛”新解》复原

去年本刊第4期“千字文”一栏曾经发表扬钊先生《“风马牛”新解》,后经任穷达（金友博）先生指正,杨文有误抄任文《“风马牛”别解》之嫌（任文“曾以自刊之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第8期《研考》赠阅问世”）。现根据任穷达先生要求,照登《〈“风马牛”新解〉复原》一文,以示儆戒。     

说“通”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及其后世受封“史通子”以来,中国史学史上著述通史及以“通”命名史籍者就多起来了,以古代史学而言,编著通史者有梁武帝、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等;“通”命史者有《通史》、《史通》、《通典》、《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文史通义》,等等。而在司马迁之前,《世本》、《竹书纪年》等也是通古今,只是未以“通”命名而已。近代以来,著述通史者更是继踵出现。看来,中国史学有个通古今的古老传统。故章学诚有“通史家风”之说。白寿彝先生很重视这个传统,既著文评论又身体力行。今值白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及八十寿辰之际,我想试谈多年来面聆先生教言的一点心得及研究“通”的传统的肤浅体会,借以祝福先生寿高泽长,并祈教正。     

民国报界的“张大先生”与“张二先生”

新闻界的老报人也许还记得南京报坛有办报兄弟俩,哥哥张友鸾曾在多家报社任过总编辑,后自办了《南京人报》,报界习惯称他为“张大先生”。弟弟张友鹤在南京创办了第一家晚报《南京晚报》,人们称他为“张二先生”。他们是我的伯父和父亲。     

质疑“送去主义”

2002年3月12日的《文艺报》,发表了蔡德贵先生《解读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论》一文。这是对杨曾宪先生的回应。杨先生的文章,题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吗》,发表在同年1月8日的《文艺报》。蔡先生的意思,大约是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我们学西方,现在轮到西方学我们了。所以,中国人,应该把中国文化送出去,云云。我读了以后,也想凑个热闹,说上几句。     

“且” 非 “租”辨

■攸从鼎铭文中的“且”字,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和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中都释为“租”.一些史学著作据以立说,认为地租在周厉王时期就已出现.这就从文字的考释,进而涉及到我国地租,货币地租以及地主阶级出现时间的重要历史问题了,问题这样重要,值得我们继续认真研究探讨.     

“天下为公”的悲哀

《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修改稿)》成为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的热点。虽然《条例》只提出在每年孙中山先生重要纪念日免费开放孙中山先生陵寝,但是"中山陵何时能免费开放"成为代表们最关心的话题。     

“利簋”铭文中“岁”字表示木星

白光琦先生最近在《文博》1996年第5期上发表了《利簋的岁字不释岁星》的文章,提出利簋铭文中的“岁”不可能表示木星。白光琦先生的论文应该说有不少方面都很有启发,但其主要的观点与笔者的见解有相当大     

“新币十一铢”真伪评说

2005年第1期《安徽钱币》上,刊马传德先生大作《我所知道的罗伯昭先生》（以下简称《马文》）。文中介绍罗伯昭先生1957年捐献给国家一批钱币中,有一枚新莽孤品“新币十一铢”,文中附有该钱的面、背彩色图片。《马文》说：“这是一枚开门见山的真钱……是一枚千载难逢的稀世孤品。（马定祥先生）当即直言相告：‘此钱为王莽所铸,是一枚无庸置疑的创见珍品’。……     

范文澜没有“史谏”大跃进

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先生在《百年潮》1997年第5期发表《范文澜的"史谏"》一文,认为范文澜在1958年夏天写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四卷,1976年以后列为《中国通史》前四册)隋唐     

“趋”与“徐趋”

《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发表了空华同志《“入而徐趋”新解》一文。文章认为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一书中释“趋”为“快步走”,冯其庸先生在《历代文选》中把“徐趋”释为“慢慢地向前跑”,都不正确。因为“既是跑又怎能徐呢?”“岂不自相矛盾?”空华同志认为,“趋”是“古代下对上、卑对尊、幼对长的一种恭敬”,“本身是礼节”。而且描写了“趋”的形象—“行而张足曰趋”,“张,大也。”“‘行而张足,就是举步前先端正姿势,然后一步一步抬起脚来走,以表示恭敬,不能走成碎步,更不能紧,不能快。”冯其庸先生把“徐趋”解释成“慢慢地向前跑”,确实不妥。因为“跑”是脚跟不     

“仏”字缘起与弥勒像辨

<正>在当下的佛教造像鉴定领域,金申先生是公认的学界泰斗,笔者也是通过阅读他的《佛教美术丛考》《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佛像真赝辨别》等书籍,获益匪浅。经过对古造像的深入接触与研究,于枝节处总结出两处个人意见,与金申先生商榷。金申先生在《几尊可疑的辽代     

浅析“千牛”“百牛”玺

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以下称《玺汇》)在吉语玺部分收录了十余方关于牛的古玺,其中有数方“千牛”、“百牛”、“千百牛”玺,兹列举如下：     

刘大年与史学界“五老”

《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下)二册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9月出版。《书信选》反映大年先生的学术精神以及他和史界学人的交往。本刊发表五则来稿,表达我们对大年先生的敬意和怀念。     

“三味书屋”“三味”中的

鲁迅在他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所提到的“三味书屋”,在浙江绍兴城内鲁迅先生故居附近,是鲁迅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     

居延汉简“支满”、“丈满”辨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先生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下文简称《合校》)简4·4A：“第二隧卒江谭以四月六日病苦心服(腹)丈满。”简293·5：“田卒平干国襄垣石安里李年卅七本始五年二月丁未疾心腹丈满死。”“丈满”学界向存不同意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释作“支满”(释文第3页)，裘锡圭先生仍旧说，并引《素问·藏气法时论篇》等篇和《韩诗外传》卷三“支满”、“满”、“支”说法为证(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薛英群先生虽采“丈满”，但解释“丈满”含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