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８０年代中期,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了与“冲击—反应”论迥然有别的“亚洲经济圈”理论。这个理论主张“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它是日本学术界最近二三十年引起争议最多的学术观点,其影响远远超出日本学术界。滨下教授的代表作是《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该书围绕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和朝贡贸易体系,考察近代亚洲内部贸易关系和亚洲与欧洲的关系,对近代中国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提出了独特见解     

如何评价“区域发展”论的理论价值

《中国地方志》近年来就钟英等同志提出的“区域发展”论展开讨论,这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区域发展”论是从方志学研究对象的设定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但却涉及构建当代方志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本文仅就其中几个问题,谈点不成熟的意见。“区域发展”论的理论价值提出“区域发展”论的理论意义,我认为不在于方志工作者是否承担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而在于为方志学理论建设确立方志学的本体论,以此来构建方志学的学科体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恰恰又是提出“区域发展”论的同志所忽略而没有展开讨论的问题。论者强调从理论上重新定义方…     

汉民族形成于何时?——介绍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是我国史学界争论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曾经有人提出和争论过,自一九五三年苏联历史学家格·叶菲莫夫在“历史问题”上发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和一九五四年我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文章以后,又引起了我国史学工作者的重视。近几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我国和苏联的几位学者相继发表了不少文章。他们都力图依据斯大林关于形成民族的四个特征的理论来研究和说明中国汉民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时期的讨论,关于汉族何时形成为民族的意见还是很分歧,归纳起来,大致有下面四种。     

南宋海商羣体的构成、规模及其民营性质考述

宋代海外贸易以民间海商作为主要力量,这一特征与汉唐时期的朝贡贸易、元代的官本商船以及明初郑和下西洋等在性质上截然不同。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之立国态势从“头枕三河,面向草原”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亦即从中世迈向近世的重要表征。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十万人涉足外贸,其内部阶层结构犹如金字塔,处於顶端的是宗室、官员和军将等权贵海商;第二层是职业海商与来华外商;第三层是时断时续参与外贸的中小海商;底层是数量最多的海舶水手和“带泄户”。这是一支强力无法压制的谋生力量,亦是南宋海外贸易之民营性质的确凿证明。     

制度与调适--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

明初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与海禁政策相对应的是由官方控制的以“朝贡”形式进行的朝贡贸易。自古以来,“朝贡”一词包含有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国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朝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是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有学将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制度比作“明朝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虽然朝廷厉行海禁,但东南沿海人民历来以海为田,加上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联系,仍有为数不少的人流寓海外。这些聚集在东南亚的早期华侨身处严厉的海禁政策和生存需要的两难境地,他们积极地寻找着因应策略。     

宋代户籍制度和人口数问题研究综述

宋代户口统计数字,据史册所载:大多平均每户只有两口左右,这一现象为宋代所特有。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十一,于记述宋元户口之后有一段按语:“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产。然观当时诸人所言,则版籍殊欠核实,所纪似难凭,鉴者详之。”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许多探索,在研究宋代人口问题的著作中作了一些论述,并发表了数十篇专题论文。本文就有关探讨宋代户籍制度和人口问题的观点作一综述。一、关于宋代户籍制度的问题。学术界关于宋代户籍制度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漏口说”、“析…     

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通贡” ,应主要是指周边民族和外国派遣使臣向中国王朝进行“朝贡”、“朝献” ,也包含有中国王朝向这些地区派遣使臣的活动。通贡可以说是经济贸易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本文选取过去学界研究不多的唐朝与南海诸国的通贡关系作一较深入的探讨。首先 ,以八个表的形式 ,将南海诸国至唐朝贡情况 ,朝贡性质和特点 ,作较完整、深入的论述 ;其次 ,对南海诸国贡品及其贸易主要特征进行分析 ;最后 ,论述了唐朝遣使至南海诸国的情况等     

“夏时冠周月”解

宋代学胡安国的《春秋》学理论当中。有所谓“以夏时冠周月”之说。昔人反对很多。今人则以为是纯粹的经学问题而不屑一顾。本探索此说的真实含义,揭示胡氏提出的这一命题在表面的历法问题背后的政治学意义,指出解决此类经学问题对深入开展历史研究是很有助益的。     

林甘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初探

林甘泉提出了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三个层次”说。他本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亦可依此“三个层次”说进行探析。他强调“事实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功力之分而没有阶级性”;“认识判断”体现出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分歧,明确表示“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总是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求真务实则成为林甘泉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三个层次”说是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     

跨越“区域”的困惑

本文通过梳理区域史研究中关于"区域"界定问题的讨论,发现学界争论的分歧并非观察视角上的区别,而是对整体历史理解的不同,属于整体史观的冲突。当今学界对"人"活动的重视似乎是解决区域史研究中这一理论困境的有效途径。     

羁縻与外交:中国古代王朝内外两种朝贡体系——以古代东北亚地区为中心

中国古代王朝的朝贡体系分为"内圈"边疆民族的朝贡制度与"外圈"周边朝贡国的朝贡制度,二者具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属性。从东北亚地区朝贡制度的角度出发,对两种朝贡体系进行历时性和全景式的考察,二者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否被纳入地方行政管理体系"、"是羁縻建置的君臣身份还是具有独立性的藩属国身份"、"是否存在政治隶属关系"以及"是发展为民族地区建置还是被条约体系所取代"等四个方面,是区别中国古代王朝朝贡制度"内圈"与"外圈"的核心标准。     

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及其消除

1916年下半年布哈林和列宁在国家问题上一度出现过意见分歧和争论。半个多世纪以来,对这场分歧一直有不同评价。从二十年代末联共(布)反“右倾”斗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半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它揭示了布哈林“理论弱点的根源”。但是对有关材料的分析表明,这种评价至少是一种误解。当时存在于布哈林和列宁之间的分歧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是在控讨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国家这一问     

超越历史学传统:融合国际关系及其他领域的朝贡体系研究

正加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借鉴,历来是史学界探讨的热点。但就朝贡体系这一话题来说,具体如何做,仍旧是一个未曾展开的话题。本文尝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思考。首先总结史学界对朝贡体系的相关研究状况,接着指出要实现这一研究主题的创新发展,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寻找学科融合的方     

应当重新评价李密——李密的一生及其功过

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中,李密是一个有贡献的农民起义领袖。五十年代初期,对李密的评价问题展开过讨论,意见虽有分歧,多数的看法认为李密还是基本上应予肯定的人物。自六十年代以后,以“气节”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准则的“理论”逐渐盛行。     

吴荪甫典型性辨析──纪念茅盾诞辰100周年

《子夜》自问世以来,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作品之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它更成为文学史家研究的一个重点。但建国以来,对《子夜》主人公吴恭甫形象的评论却有着较大的分歧,至今仍有争论。本文拟就两种较“传统”的意见和一种在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新意见,进行一些辨析,以期对吴荪甫这一形象的认识更能符合作品的实际,从而也能更准确地理解作品。一、关于吴荪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的辨析1939年6月茅盾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中说：“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     

论明代的朝贡贸易

明初,屡次发布诏令,严禁沿海军民出海贸易。海外贸易完全由明政府控制,洪武十六年,始给朝贡诸国“勘合号簿”,永乐二年,又发置缴外土官“信符金牌”等,这两种凭证都是作为贸易时的依据。这种把商业关系纳入朝贡形式之中的朝贡贸易,无疑对宋元以来私人繁荣的海外贸易是一次严重的破坏与逆转,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种新形式。     

从朝贡文书看清代的朝贡体系——兼评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

<正>2016年,何新华先生的新著《清代朝贡文书研究》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该书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朝贡文书的著作,是作者继《威仪天下:清代外交制度及其变革》、《清代贡物制度研究》、《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天下体系:一种建构世界制度的中国经验》之后,第五本系统研究清朝朝贡制度的专著。作者对清代的朝贡文书作了详细而系统的梳理,史料翔实而丰富。全书共收集了532件朝贡文书,涵盖了清朝与当时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各种文     

50年代末毛泽东、彭德怀在纠“左”问题上的认识分歧

５０年代末毛泽东、彭德怀在纠“左”问题上的认识分歧赵金康面对＂大跃进＂的错误,以毛泽东、彭德怀为代表,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纠＂左＂思想。由于这两种纠＂左＂思想的纠＂左＂程度不同,因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分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列宁说过这样一句极富哲理的名...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建窑“供御”、“进(王戋)”’的年代问题《宣和遗事》“建溪异毫(王戋)”正误

建窑是宋代著名黑釉瓷窑之一,遗址在今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池墩村。它是应宋代“建茶”(龙凤团茶)的风行而兴起的以烧造茶盏为业的瓷窑。它烧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结晶釉,纹如兔毫,称为“兔毫盏”。 二十世纪初,建窑遗址出土的兔毫茶盏东传日本,在陶瓷学界激起了“天目茶碗”的研究热潮。其结果,在日本的陶瓷研究大系中,建立了一个以宋代建窑为主,包括同时代中国、朝鲜、日本其它瓷窑生产的黑釉瓷碗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天目’。 . 晚清以来,建窑遗址出土了底足刻有“供御”,“进(王戋)”字样的兔毫盏实物,说明宋代建窑曾经烧制过供宫廷御用的茶盏,这是建窑史上一件前所未闻的大事。其后,随着人们对这一著名瓷窑的实物遗存有了更多的了解,提出了一系列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