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

当代中国史研究需要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文献史料。搜集史料要求“全”,整理史料要求“实”,考证史料要求“真”,利用史料要求“准”,这些直接关系到所出研究成果的科学水平和学术质量。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类型多种,既包括有关的文件和档案、文集和文稿、报纸和新闻稿、定期刊物、纪实和回忆、资料汇编,又涉及地方史志、史学史料、国外资料、批判研究资料。就此文献史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察和具体分析,可加深对其真实性、政治性和现实性的认识。建国后,学术界十分重视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工作:搜集相当广泛,整理比较系统,考证多有创新,利用成效显著。倘能对此丰富实践继续给予理论上的总结,无论对于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的学科建设,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思考——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关系的讨论

一、不能缺席的研究我们一起讨论关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目前进行这一方向研究的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也有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为什么坐到一起了?应该     

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概况与评析

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定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为实现社会主义纲领而奋斗的历史,是人民为了社会主义的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而自觉地创造的历史".[1]这样说,堪称抓住了历史的主干,理出了逻辑线索,作出了总体评价.50多年来学术界和广大人士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不仅有发展进程的具体记述,还有不同历史阶段的回顾与总结.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几乎是与共和国的成长同步进行的,但真正开始作为具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新学科来研究,还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后来我国建立了研究当代中国史的专门机构,定期举办国史学术年会和国史讲座,有了专业的研究队伍和公开出版的刊物,还有了专门的出版社,当代中国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史研究中一门新兴的重要学科.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进步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三是坚持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另外傅斯年也形成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和思想史研究法。     

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相比,非洲史研究起步晚、难度大。但是即便如此,20世纪的非洲史研究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之后。非洲史研究不但成为世界史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为冲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霸权”贡献出了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丰富了世界史研究的史料学、理论观点、方法论。环境史是继传统史学、殖民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之后的另一重要流派。本将从史学史的角度着重分析环境史在非洲史研究中的兴起发展、主要的观点和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     

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

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落两起的过程,即50年代的相对寥落,60年代前期的活跃,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沉寂,以及70年代末至今的迅速发展。这50年中,有过一些教训,但终究取得了许多成就。当前面I临的任务,一方面是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是需要有更多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论著问世,在认识上和成果上更好地发挥中国史学史的社会作用。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傅斯年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始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完整的表述,却是《史学方法导论》。该讲义可能并未完稿,但其中重要的几讲已有傅斯年本人所写的系统文本作为依据,有助于理解其近乎口号的观念,避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以比较求得近真与头绪,是将史学与史料学有机联系的关键;而把握扩张史料与新旧史料,整理材料与"聪明考证","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虏学"、"全汉",以及考订与"大事"的关系,可以寻其本意,扩张积极效应。     

“新史料与新史学：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的中国史研究,在社会史与区域史等研究潮流的推动下,史料的数量和类型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这固然有利于史学繁荣,但同时也越来越暴露出种种缺陷。在史料快速增多的过程中,如何整理和研究大规模、成批次的史料,在技术、组织和分析方法上都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挑战。一些新的史料,以往研究较少,我们对于解读与研究这些史料,也相对缺乏经验。史料的增多对跨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后现代理论更对史学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在这种形势下,     

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

人物研究向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以傅斯年研究为例,主要表现在: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揭示了新的问题;重回历史现场,揭示了其史学口号的本旨,并梳理了"史料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似无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走进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按此,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甚至穷尽史料,去以实证虚,即探求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言之真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这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而形成"史料之外的历史"。如此所为,或许能变作今后人物研究的有意识指向,以使史学研究跃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史学史研究》与史学史学科建设

《史学史研究》自1961年创刊至今,整整五十年了。她的历史,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史学科的成长发展史。一份刊物,与一个学科的建设息息相关,与整个历史学的兴衰紧密相联,这个刊物的分量有多么沉重!她的使命又是多么崇高!《史学史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份刊物。她的五十岁生日,值得隆重纪念和庆贺。     

抗战时期的内债史研究与档案史料

通过对有关档案资料的考证,本文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共发行内债计法币公债1602200万元、关金1亿单位、英金2000万镑、美金21000万元,另有谷麦等粮食库券81240339市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抗战事业。但由于战时国民政府公债政策的失误和战时公债发行客观环境的影响,导致战时的内债销售不畅,实发额除粮食库券外,大部分仅为发行定额的25%左右,限制了公债政策作用的发挥。另外,由于受抗战时期的艰苦恶劣环境影响,关于战时内债问题的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并不多见,使战时内债问题的研究受到迟滞。为了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需组织专门的力量对有关档案史料做进一步的发掘与整理,以便对战时内债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的渤海史史料研究述评CSSCI

约自"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渤海史史料研究进入了现代意义研究阶段。20世纪初,以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为代表的相关史著,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渤海史史料研究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渤海史史料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研究,无论是文字史料还是实物史料,中国的相关研究都出现了飞跃,居于了国际领先地位。回顾中国的渤海史史料研究历程,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人民手册》: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早期代表刍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史料编纂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1950—1965年间出版的《人民手册》以其丰富、全面的资料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的早期代表。《人民手册》的出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按年度出版的《人民手册》收录了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政策文件、党派团体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与统计资料,既是一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又是一套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集,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

With a dramatic expansion in quantity and variety, the amount of recent history source materials has surpassed the sum total of those available for all earlier dynastie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the case in ancient history study, the obscure boundary of source materials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historians to locate and obtain what they need for their research. Since it is impossible to exhaust or to ascertain the boundary of relevant sources, scholars either retreat into narrower fields or make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s of materials, both contributing to the loss of orientation in historical study, and, for that matter, eroding the integrit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ians must, first and foremost, acquir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ipline before they can undertake studies on any particular subject, which is the proper way to conduct historical study and to avoid short-sightedness or a tunnel vision of the scen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t is urgent to resolve the dilemma in preserving and utilizing source materials by publishing as many materials as possible efficiently so that scholars on recent Chinese history can stand on an equal footing as far as materials are concerned. Only in this way will they be able to undertake deeper investigations, to uncover the complex correlation between source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study, and ultimately, to contribute to recent history study as a whole.     

李大钊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批判古史研究中的“黄金时代”说,侧重对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倡导用新的观点、新的研究视角、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新纪元。李大钊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开创者。     

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

从社会史角度拓宽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是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途径。文章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的五种不同的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各种观点的合理性及其缺陷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上述观点都可以借鉴,特别是关于社会史是一个新方向、新方法的观点,更可以直接地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将这种观点所提出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去。对此作者从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吸收社会史研究的内容、运用社会史研究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诸方面,就如何加深中国现代史研究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约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新中国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若干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够创造辉煌,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四位学者的观点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和思路。     

史料与史学视域下的藏品与陈列

借鉴史料与史学的关系理论来思考藏品与陈列问题,或可有利于博物馆界问题意识的强化和理论品位的提升,从而将相关问题的研究引向系统和深入。陈列本质上是一种意义重构的过程,理想的陈列应该是使藏品的自我解释与陈列的外在解释相得益彰。陈列设计者应该在整体历史观念的统摄下,将那些承载着片段历史和文化信息的藏品进行正确解读和定位,并引发观众对基本完整的历史事件的理解。为了从不同侧面令人信服地展示历史风貌,扩大博物馆藏品的征集和遴选范围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史料学研究现状与发展的思考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史料学是亟待建立和发展的一门学科,而目前研究现状是十分薄弱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学科和研究的主观认识不足及少数民族教育历史与现状的条件限制,因此应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教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学科与人员间的协作,才能逐步建立起少数民族教育史史料学的体系。     

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

新世纪的史家应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方式方法研究历史。由于近代中国多变而多歧的时代特征使得框架性的系统诠释和整齐划一的阶段论都有局限性 ,目前或可考虑将研究重心转向具体的中下层机构、群体、人物和事件 ,即司马迁所谓“见之于行事”。史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史料是基础 ,近代史研究者应学习古代史同行注重史料辨伪的优点 ,在史实考订的基础上兼顾人与事前后左右的时空语境甚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深层结构 ,以期获得更接近原状也更全面的动态历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