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汉至南北朝的佛像崇拜

佛教是一种制度化的宗教,由三宝构成,是信仰、仪式、象征体系的有机统一。其中,信仰是佛教的内在标志,而仪式和象征则构成了佛教的外在表现,在信仰中,对"法"的崇拜是佛教的核心要素,而佛像崇拜则属于佛宝的表现之一。按照学术界一般的说法,"公元1世纪以后,随着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开始造像礼拜。"同时,根据原始佛教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汉地佛寺布局论要

佛教自东汉经丝绸之路传人我国,长期处于不断融人华夏文化和人文社会环境的状态之中,并伴随着日益兴盛的大量宗教实践活动,约在隋唐之际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过程。本文关注的就是在佛教初传中国至进入佛教中国化阶段之前的这个重要时期里,汉地佛寺建筑布局的主要演变发展情况。     

东汉佛教图像考

佛教传入我国,殆始于西汉末。东汉时,特别是在东汉后期,因社会危机日益加重而导致的政治腐朽,道德沦丧,物质贫乏,达到了类似罗马帝国产生基督教时的那种"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的严重程度,人们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就纷纷沉迷于宗教。那时,起于中国本土的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占据着宗教信仰的主要位置,佛教还处于附庸状态,人们的宗教崇拜往往是这几种信仰的交糅,但佛教信仰在渐渐扩大。     

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下篇)

<正> 二佛教活动要素的地理分布(一) 文献所记载的各地僧尼寺院数量佛教活动要素指的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实体存在时,它所具有的组成部分,如寺院、僧尼、财产等,也应该包括僧官制度,其中最基本的是僧尼和寺院。比较系统的南北朝各代僧尼寺院数字,见于唐释慧琳所撰《辩正论》,兹列表如次:     

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上篇)

<正> 一 佛教信仰要素的地理分布 佛教信仰层次是佛教各层次中的基础层次。不同的历史时期,世人对佛法信奉的内容是不同的,因而其具体表现出来的行     

江西新余东汉窑炉、东汉至隋唐墓葬清理简报

新余市位于江西省中部偏西,浙赣铁路西段．东距省会南昌市160公里。东邻樟树市、新干县,西接宜春市,南连吉安县、安福县、峡江县,北毗上高县、高安市,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为配合赣粤高速昌泰段(樟树昌傅至泰和)建设,2001年8～10月江西省物考古研究所在新余市博物馆的配合下对新余市南安乡的几座古墓葬和窑炉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辨

一孔望山摩崖造像,雕于距古海州东五里,即今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市区南郊约五里的孔望山南崖峭壁上。这里自唐宋以来已为古代文人云集、欣赏古迹的胜地。在游人的题铭、诗句和方志等记载中,此摩崖造像,一直被误认为古冠裳的圣贤汉画像。明人在游摩崖石刻东侧约70米的"龙洞"时留有"观古圣贤遗像,来游此洞,三慨以书"的题铭。明末清初诗人阎尔梅过海     

陕西东汉至北朝的都城和王城

东汉定都洛阳,长安虽降为京兆府,仍习惯称“西京”。东汉至北周,长安虽几经易帝,但它大部分时间仍为避难邑城或都城。此外,汉中、三辅、高奴、上郡还出现过不少农民政权、割据政权或夺取帝位时的临时都城。拙文试作以简要考述。     

南北朝墓葬中的“皿花”图像与佛教

<正>中国人对莲花的喜爱源远流长,早在《诗经》中便有吟唱。而南北朝墓葬中的"皿花"图像已经超出了早期质朴的审美观,完成了从"形"到"质"的升华,从而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皿花"图像是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出现的一种装饰题材,顾名思义,就是以细长颈瓶或博山炉作为盛器,里面插有盛开的莲花。中国人对莲花的喜爱源远流长,早在先秦的《诗经》中便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的吟唱,     

试论南北朝墓葬中的佛教因素——兼及高句丽墓葬

近年来南京、余杭、襄阳、大同等地新发现一批包含佛教因素的墓葬,使南方与包括高句丽在内的北方地区的差别凸显出来。结合文学、佛教、道教等方面的文献记载,可知南方社会从刘宋开始的快速世俗化进程促使佛教因素大量进入墓葬,北方地区固有的葬俗和对现世功德的追求,使佛教因素没有能够深入到墓葬之中。     

南北朝至隋唐碑铭反映的羌人女性地位

羌人女性地位,传世文献鲜有记载,但在南北朝至隋唐石刻碑铭材料中,却留存了大量羌人史料,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羌人和羌人女性生活状况。利用石刻材料,结合传世文献,考察羌人女性婚姻和社会活动,对于研究南北朝至隋唐史以及研究中国中古少数民族妇女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蒙古族的马崇拜浅析

蒙古民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马,对该民族而言,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既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及实践造就了蒙古人尊马、崇马的思想观念。这一思想观念必然要反映到社会意识范畴,深嵌在社会文化领域,从而形成了丰富的马文化。马崇拜是蒙古族马文化的重要特征与体现。在祭祀、通过礼仪和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蒙古人都展示了他们对马的崇拜。     

浅析东汉的私学与士人

东汉的士人多出于私学,东汉私学的兴盛,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士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保证了朝廷人才的供应,促进了东汉王朝的发展繁荣。私学不仅促进了士人数量的增加,而且维持了士人集团的稳定,另外私学也促进了士人政治影响的扩大。同时士人队伍的壮大,又推动了私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士人不仅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师资力量、以自己的精神和学识影响着私学,而且也为东汉私学的兴盛提供了经济支持。两者互相影响,形成了东汉时期私学和士人的独特关系。     

从早期雕像看印度佛教的像教崇拜

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而以佛教的传播最广、影响最深。佛教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创建於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不仅以其浩繁庞杂的经、律、论三藏著称於世,而且也以其优美的完整的造型艺术流传至今。迄今为止,还没有那一种宗教能与之相媲美。由於它自身“像教”特点和表现形式,所以从诞生起,就打上了一层阶级的神秘主义的信仰烙印。以至左右着     

东汉"西王母+佛教图像"模式的初步考察

本利用出土考古学材料,论证了“西王母 佛教图像”模式的同源性和流动性。作认为从不同路线输入的佛教,不但存在形象的差别,也会产生理解的不同。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包含了与北方中原地区太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并非一种必然的结果,而是在大一统的汉化圈内部,尤其是政治化中心地带生成的一种主流观念,所及区域表现类似。西南地区作为该化圈的边缘地带,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但对佛像要素的吸收及对早期佛教的理解上,都没有也不可能超出政治化中心的水平,而且也不具有时代上的前驱性。“西王母 佛教图像”的模式,一方面促进了该地区佛教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成为其继续发展的窠臼。     

福建政和县发现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窑址

象山窑址位于福建西北部政和县（图一）,该县东邻浙江省庆元县。2011年,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在政和县七星溪沿岸进行六朝墓葬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一座青瓷窑址．采集大量青瓷器和少量酱釉器,以及窑具等遗物,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陕北东汉画像石的装饰风格浅析

画像石的雕刻艺术形式,由于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方法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在我国古代雕刻艺术遗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从全国各地出土的画像石来看,特色各有不同,山东石刻质朴厚重,河南石刻雄伟生动,四川石刻轻松奔放,江苏石刻浑厚清新。     

“东汉佛教图像”质疑——与俞伟超先生商榷

佛教造像于何时传入我国,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问题。《文物》1980年第5期上发表了俞伟超先生的文章,明确提出了“最迟至东汉的桓灵时期,从新疆开始,直到东边的山东滕县和沂南、北边的内蒙和林格尔、南边的四川彭山乐山等地,佛教图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传布”。1982年《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论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的大批佛像为东汉时期所造,遂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和争议。本文作者阮荣春同志认为我国东汉时期尚不具备产生佛像之条件,他曾于《考古》1985年第1期就孔望山佛教造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本文主要针对俞伟超先生所举出的几处“东汉佛教图像”提出异议,并进一步阐述了东汉时期不可能产生佛像的主张。     

史前至商周时期的人头崇拜及其相关问题

一、前言 　　史前至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远古先民对于人头骨特殊的处理方式.我们把对人头骨这种独特的处理现象谓之人头崇拜.自古以来,我们的先民就对人类自己的头颅有着极其深厚的理念与独特的处理方式.早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期,北京人就有敲骨吸髓的“食人习俗“①,在山顶洞人中发现有因战争而被害致死的头骨②.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考古学家对此种现象提出了讨论,魏敦瑞先生认为是将人杀害后只取人头积存在洞里的一种埋葬意识③.自从人类进入新石器仰韶文化时代以后,先民对人头骨的处理方式呈现了多样化和普遍化的特点.多样化特点体现在对人头骨的处理方式上,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功能,同时蕴藏着不同的思想意识;普遍性体现在地域上,边远地区和中原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现象.本文将在充分分析考古资料的同时,结合民俗学的材料和文献记载,依据一定的标准对人头崇拜现象进行分类,去揭示人头崇拜现象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人头崇拜现象背后所蕴涵的丰富的社会意义.……     

广西上林县馆藏东汉至南朝铜鼓科技分析研究

为配合保护修复的需要,利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仪对广西上林县馆藏6面东汉至南朝时期的冷水冲型铜鼓进行了科技分析。结果表明,这6面铜鼓均为铜锡铅三元合金组成,且为铸造成型,其工艺利用泥范法和失蜡法相结合的方法。由于冷水冲型铜鼓的合金成分和铸造工艺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分析数据为更深入研究冷水冲型铜鼓的科技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