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两汉时期的谏诤思想

言谏制度形成于两汉,是自下而上对皇帝的言行进行监督、拨正的制度,它与御史制度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全部内容。而言谏思想又是言谏制度里的重要内容,是言谏行为的理论依据,在两汉盛行以灾异说、圣者贤人说、前代兴亡说来匡正君失。其中以灾异说最为盛行,两汉时期的人甚笃灾异,以灾异言事对言谏行为有积极效果。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江南地区至少有145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54.10%;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为疫灾群发期,集中了整个清朝57.20%的疫灾年份;夏秋季节是疫灾的多发季节,约74.60%的疫灾发生在夏秋两季;疫灾频度的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整个明代经历了7个波长为20-60年的完整的波动周期。水灾、战争、霍乱大流行是诱发疫灾的重要因子。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府级城市的疫灾多于县级城市;沿海城市的疫灾多于内陆的城市;疫源地区城市的疫灾多于非疫源地区的城市;人口稠密区城市的疫灾多于人口稀疏区的城市。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河南永城市芒砀山新莽墓地清理简报

永城市境内的芒砀山区,是汉代梁国王陵墓地.有两汉时期的大、中、小型墓千余座.这次在芒砀山主峰东侧发现了属于新莽时期的墓群,时代特征较为明显.男左女右的葬制有别于两汉.钱币用丝绸穿系并包裹,以及椁内用白灰槽,铺草木灰的方法都有其特点,是很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疫灾频度平均为21.0%,其中西晋时期疫灾最为频繁,疫灾频度高达34.6%。夏季是疫灾流行的最主要的季节,约41%的疫灾发生在夏季。疫灾周期具有波幅越来越小、波长越来越短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疫灾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都城所在地为疫灾多发区,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三国时期的疫灾重心在河南,西晋时期的疫灾重心在陕西与河南,东晋以后的疫灾重心在江苏。总体来看,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稠密、战争相对频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的淮河流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主要流行区域。     

浅谈乐山东汉崖墓的壁雕艺术

两汉时期,巴蜀比较安定,受战乱和灾害的影响较小。《汉书·食货志》载:“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下巴蜀粟以振焉。”东汉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后汉书·第五伦传》云:“蜀都肥饶,人吏富实,椽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而乐山地区又是两汉时蜀地经济最发达的金三角地     

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

根据相关文献的统计,两汉时期疫病的流行次数约为50次,其中西汉(含新朝)17次,东汉33次。两汉疫病的传播与战争关系十分密切,与战争有关的疫病约占五分之一。两汉时期的自然灾害已呈现出链发性和群发性的特点,疫病往往是在其他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流行。大体来看,疫病流行的次数东汉比西汉多,王朝后期比前期多。疫病次数的多少、流行时间的长短和疫情的大小,与国家控制疫情传播的能力有极大关系。两汉时期的疫病发生在治世的少,而在衰世和乱世则发生频繁。相对来说,两汉时期疫病的高发区在南方以及东汉的都城洛阳和关东地区。     

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相制度的发展

宰相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宰相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宰相制由两汉的三公制发展到隋唐时期的三省制。本文说明了宰相制度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并着重讨论了这个时期各个阶段谁为宰相的问题。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龚胜生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医学和地理学知识从产生经过积累发展成一门学科的时期,在此时期,我国的医学在疾病认识、药物使用、医疗工具、卫生保健等方面都有了相当成就,不仅出现了秦医和、缓,宋医文挚,齐医扁鹊、淳于意,汉医华佗、...     

简论两汉时期的奴隶阶层

两汉时期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既是封建社会,又带有很浓厚的奴隶制残余。但是这种残余已经被深深印刻上封建社会的烙印。因此当时的奴隶阶层性质正在发生巨变。本文针对这个阶层,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奴隶阶层在两汉时期的人口数量、待遇、工作情况的分析,再现他们在两汉这个特殊时期的社会生活情况。     

浙江汉墓出土铜器皿考古研究

铜器皿在经历了三代时期的辉煌后,进入两汉逐渐走向衰落,从而完成了从礼器到实用器具的转变。即使如此,铜器仍然是两汉时期社会上层热衷使用的器物。本文对浙江境内两汉时期所出铜器的时空分布、来源、使用情况等问题进行探讨。     

两《汉书》“五行志”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与认识

本文从灾害历史文献学的角度 ,对两《汉书》之《五行志》的价值进行了探析 ,认为《五行志》的出现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因此 ,其在两汉灾害状况研究、两汉历史气候研究、两汉灾异思想研究 ,以及反映政府在灾害中的职能与民众灾后的恐惧心理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学界对其文献价值应予以相当的重视。     

两汉河南铸钱遗存述要

<正>河南是两汉时期重要的经济区,也是两汉中央政府重点控制的地区。该地区两汉时期铸钱遗存发现数量较多,其中尤以洛阳、南阳等地最为丰富;钱范种类多样,几乎涵盖了两汉发行的所有货币类型,这些丰富的铸钱遗存为探讨河南两汉铸钱业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河南铸钱遗存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希望有助于推动该地区铸钱业的研究。一出土发现河南发现的铸钱遗存主要包括钱范和铸钱遗址。铸钱遗址保留有较多的铸钱业信息,     

汉魏春秋学图籍、学者及其演变态势

本文考定汉魏春秋学图籍、学者之数,制成《汉魏春秋学图籍一览表》、《汉魏春秋学演变折线图》、《汉魏各派春秋学者一览表》及《汉魏各派春秋学者演变折线图》。从诸图表可以看出,汉魏时期春秋学之演变态势有如下显著特点:公羊派在整个两汉时期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三国时期则由盛转衰;谷梁派在西汉时期有一定地位,东汉三国时期则一直衰微;两汉时期左氏派呈上升趋势,至三国时期遂形成压倒优势,与公羊、谷梁二派均告衰微形成鲜明对比。     

摇钱树与厌胜钱关系考

正近日有幸拜读刘春声先生编写的《中国钱币大词典·厌胜钱编》一书,对书中小巧精美的两汉时期厌胜钱颇感兴趣。仔细品味,发现两汉时期厌胜钱中不少构型在有关东汉三国陪葬明器摇钱树的文章中曾经见过。将两者对比分析,才发现在两汉时,士人佩戴把玩的小小厌胜钱与流行于四川盆地的陪葬明器摇钱树部分构型颇为相似,笔者遂对其相似性做一点分析,其中包含有对"五利后"铭文钱的一点浅见。据现今考古学证实,摇钱树是东汉到三国时期,中国西南、西北地区流行的一种陪葬     

论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不仅倡导生态和谐和生态保护,而且更为鲜明的是强化生态伦理.生态和谐、生态伦理和生态保护思想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这正是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     

浙江宁波梅墟龙山东晋纪年墓群的发掘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发掘简报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试述两汉时期乡亭的职能

乡亭是两汉时期的基层管理组织,其数量众多,职能也相对复杂。近年来随着简牍文献的出土,渐渐揭示出两汉时期乡亭职能的多样性。把已出土的简牍文献与传统史籍中关于乡亭的材料相结合,并对材料加以分析和归类,将使我们对两汉时期乡亭职能的认识更加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