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园墓群魏晋墓壁画砖的内容与艺术风格

魏晋墓壁画砖以生动、鲜明的墓室壁画,表现了魏晋时期的美学概念,是魏晋时期艺术的重要载体,也是研究魏晋时期美学的重要依据.文章从果园墓群魏晋墓壁画砖形成的文化环境为切入点,研究魏晋时期酒泉地区附近河西走廊的文化环境及墓室壁画形成的原因,深入分析了果园墓群为祭墓壁画砖的艺术风格.     

河西地区绘画资源探究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各种文化在这里融会贯通,其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引起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历史时期,各种文化艺术积淀为河西地区的艺术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尤其河西地区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为其绘画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对河西地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佛教石窟艺术、历史文化积淀等方面可开发利用的潜在绘画资源进行探究,通过分析艺术家对于河西地区绘画资源的关注角度,进一步凸显河西地区绘画资源发展的潜在优势。     

段兼善：广阔的创作空间

敦煌壁画艺术是多方面艺术流派和多种艺术手法交流融合的结晶。敦煌艺术家有着魏晋以来河西走廊及敦煌一带本土艺术的深厚根基,又受到我国中原地区广博的民族文化艺术的滋养,同时大胆吸收了印度等外国和西域各地东传过来的绘画艺术手法。在这样一种融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特殊的绘画风貌和独立的艺术体系。它既不同于外来的艺术,又不是中原艺术的翻版,也不是本土艺术的重复,但它的的确确是中华民族的艺术。这种独特艺术体系的形成是古代敦煌艺术家既勇于大胆吸收外来艺术手法,同时又敢于大刀阔斧地改造外来艺术的结果。     

浅析武威魏晋时期墓葬的特点

魏晋时期,中原地区动荡不安。西晋末年相继出现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建兴之乱”。河西地区地处西北边陲,远离中原,受战争影响小,局势稳定,经济相对而言比较发达。因此,关西一带华族避难于河西,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风俗,与西域以及当地的文化、风俗相结合,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融。     

绵阳市摩崖造像艺术赏析

绵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为四川北部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绵阳一直是川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存,至今它们仍璀璨夺目,光焰照人,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摩崖造像便是这艺术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绵阳市现存摩崖造像以唐代居多。唐代是我国古代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方面都达到空前全盛的时期,摩崖造像艺术当然亦不例外。     

论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众的社会生活——以魏晋墓画像砖资料为视角

河西地区嘉峪关、酒泉墓葬中出土的众多关于农耕、养殖、畜牧、出行、宴乐、庖厨、屠宰、衣着、生活用具、建筑等内容画像砖中,清楚地展现了河西走廊地区民众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本文以魏晋墓画像砖资料为切入点,考察、论述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众的社会生活。     

宗喀巴大师的六种造像

“没有上师之前,就无佛陀之说;千年佛陀之果,源自上师之因”。正是由于视上师为佛陀的传统文化观念,上师或祖师像成为藏传佛教造型艺术当中最为普遍,最具特色的一种题材。不论是唐卡,壁画等绘画艺术,还是石刻、泥塑、木雕、金属等造像艺术,上师像都是题款最多的一项作品,这将十分有助于后人辨认他们的具体身份和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宗派的造像风格。     

河西地区魏晋告地文书中道教思想考释

近年来在甘肃省武威、张掖地区相继出土了一批魏晋木牍,这些资料均是古墓随葬品,且大多是衣物疏和墓葬祭文,对研究汉晋以来的道教思想有重要意义。魏晋时期民间道教在河西地区产生很大的影响,从出土的告地文书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河西地区丧葬习俗中的道教因素。     

湖北现代雕塑创作巡礼

中国雕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艺术之一,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战国以后中国的雕塑有很大的发展,我们看到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世人惊叹的雕塑艺术;魏晋以后佛教艺术兴起,敦煌、云冈石窟成为精湛高超的     

魏晋风度在这里定格

河西走廊是一条文化交流的走廊。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依托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的河西绿洲,是连接中西的桥梁与纽带,因其天然的地理优势,成为中西交通贸易的前沿和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故地。大漠孤烟,戈壁苍茫,漫长的历史岁月,胡商贩客、僧侣艺人、西域贡使和朝廷重臣的足迹,都深深地刻在了河西走廊历史的年轮,让这片土地亲历和见证了丝绸之路发展、繁荣和兴衰的每一个潮起潮落。有着"地下画廊"和"魏晋时期河西民俗百科全书"之称的嘉峪关新城魏晋砖壁画墓,蹚过岁月的风烟,让时间定格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天空,让我们得以感知千秋丝路和魏晋风度携手从这里走     

淇县石佛寺北魏造像研究

本文主要以淇县石佛寺田迈造像以及该寺旧址出土的吴晏子造像为例,对其雕刻内容和表现手法进行分析,阐明北魏神龟年间豫北地区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民间造像艺术风格,并对田迈造像的雕刻年代作更准确的推断.     

从麦积山看魏塑“秀骨清像”的文化底蕴

“秀骨清像”是魏塑的典型造像风格,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麦积山石窟造像为据,其中蕴含的是人的自觉、名士清谈、玄与佛的时代精神。     

元嘉金铜佛像试析

本文介绍了山东莒县博物馆所藏的一尊元嘉二十一年金铜佛像,并就其造型艺术与海外现存同类金铜佛像进行了比较。     

从考古发现谈晋文化在河南的传播

从春秋早期开始,晋国向外扩张,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晋文化.春秋中期之后,三家分晋,晋国变成了韩、赵、魏三国,晋文化也衍生为三晋文化,从山西走向中原.豫西和豫北曾是晋国的范围,韩、魏的版图主要在河南,赵国也涉及到豫北一部分.因此,晋和三晋均与河南息息相关,晋文化和三晋文化自然在河南传播.     

中国魏晋时期著作与《魏晋全书》

本文简要评述了中国魏晋时期著作的总体规模、写作特点、代表著作、散佚情况等等,同时,对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魏晋全书》的工作思路与工作方式也予以介绍,便于读者从整体上了解我国魏晋时期的著作。     

“启门图”的天上人间

"启门图"是中国古代丧葬艺术中的常见题材,最早见于汉代的墓室、石棺、祠堂和石阙之上,魏晋以后几近消失,直到唐代中后期才再度出现,宋辽金时期"启门图"的发展臻于鼎盛。千余年时光中,该图像从产生到湮灭,从沉寂到复兴,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生死观念的变迁,"启门图"的内涵也已然发生了从"天上"到"人间"的本质性转变。本文主要以墓葬中的"启门图"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从门扉之间追寻生与死的世界,探讨天上与人间的徘徊。     

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

Chinese culture is established by bringing together many nationalitie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record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great culture. Among these records, ethnic minority historiography reflects one important aspect for identifying the historic trend of the formation of a united multiethnic natio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historiography shows tha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phases: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Wei, Jin, Southern-Northern and Sui-Tang dynasties; the Liao, Song, Xia, Jin and Yuan dynastie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fore 1840); the modern times (1840–1949); and the contemporary times. Deep analysis of these phases would inevitably improve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ranslated by Ding Haiyan from Hebei Xuekan 河北学刊 (Hebei Academic Journal), 2007, (6): 91–94     

论魏晋名士的超越

魏晋名士的精神具有独特的超越性,表现为超越名教、超越世俗、超越政治的特征。这种超越性具有个性自由的精神层面和任情逍遥的外观层面。此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政治挤压,而魏晋名士的生存状态则是其内在动力。魏晋文化以其自身独具的超越性,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黄金时代。     

刘碑寺造像碑研究

刘碑寺造像碑,是河南现存最大的造像碑,清代金石著录对其多有介绍,但仅限于造像铭文,其精美的造像未有著录和专文介绍,不被世人关注。本文主要对刘碑寺造像碑的现状、造像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并对造像题材、风格以及艺术成就进行探索研究。     

Guerilla art,social value and absent heritage fabric

There is extensive commentary on the role of unauthorised art, but little on the coincidence of heritage value and guerilla ar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in a 2007 statue which is a monument to a lost place for which there is no surviving historic fabric. The statue functions not just as a place of memory, but of guerilla art; a complex interplay has emerged between an official piece of government art and unsanctioned community performance. Growing heritage emphasis on social value over the previous dominance of original fabric suggests that the delight with which the statue has been greeted illuminates evolving heritage philosophy, monument languag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heritage community especially for its potential performance value at a site. The dramatic contribution that the statue has made to the city has an impact on the fields of landscaping, planning, history and heri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