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北堡寨研究概述

堡寨聚落是我国古代一种典型的防御性聚落形式,显示着其鲜明的防御个性。近年发现,黄河流域遗存有堡寨聚落的大部分类型,为我们研究堡寨历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素材。学术界对堡寨研究大都集中在它的建筑规模、防御性质,主要从建筑学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对环境景观和文化提及较少。本文主要介绍堡寨当今研究的概况,说明山西堡寨研究的可行性。     

河湟地区传统寺庙堡寨研究

河湟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西北边区的战略要地,明代尤重河湟防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基于特殊的历史与宗教背景,河湟地区的寺院得到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扶持,催生了大量防御特色鲜明的寺庙堡寨。寺庙堡寨的建筑年代多在明代,这与明统治者对河湟寺庙的政策性重视有关。寺庙堡寨是堡寨聚落在河湟地区的一个特殊子系类型,具有堡寨与寺庙两种建筑特征。其布局一般与汉传佛寺相似,同时拥有城门、城墙、壕沟、瓮城、马面等防御系统,部分寺堡还附有居民区及外围防御设施。寺庙堡寨既是宗教场所,又是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堡寨,在聚落功能、防御空间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皆与其他类型堡寨有所不同,是堡寨聚落群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传统堡寨聚落类型研究

针对"传统堡寨聚落"这一重要的人类聚落形态,文章选择相关遗存丰富的陕西地区作为研究重点,以典型实例为依托,分别从"自然地理"与"社会人文"两种角度展开分项类型研究,归纳总结各类型的聚落结构特征。揭示出堡寨聚落物质硬防卫与精神软防卫的双重性格。最后,强调指出类型多样的堡寨聚落及其丰富遗存成为陕西地区的特色,应及时针对这一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开展的系统研究。     

华北乡村的堡寨与明清边镇的社会变迁——以河北蔚县为中心的考察

堡寨是中国乡村社会一种常见的防御性聚落形态,明清华北乡村修筑过大量的堡寨,它们浓缩了华北边地数百年间的历史变迁。本文以河北蔚县作为华北乡村堡寨的个案,通过对它的研究,细致展现伴随着明清边镇战和局势、卫所制度、地方社会的变迁,乡村堡寨的修建、类型、功能、组织管理以及象征意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此同时,也可考察乡绅力量的介入以及乡民观念的转变。     

清代我国北方地区村镇关系初探——以晋南方志为中心

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村镇关系体现在方志的记载思想中:镇隶属于乡里,却又处处显示出其优越性来。从镇的历史演变分析,镇来源于前代的军事关镇,或在普通的村庄堡寨基础上自发形成,即使存在部分由官方扶植而形成的镇也始终以村落固有的形式发展延续。然而,镇在人口和规模上却远远超过了普通村落,所承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功能奠定了镇在乡村的中央性地位。简言之,镇虽囿于乡村的范畴,却实际为乡村聚落的中心地。     

浅析太原盆地军事性质的堡寨聚落变迁

山西位于吕梁山与太行山的平行区域内,境内地形复杂多样,中部分布着大同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鉴于其地势险要、群山叠嶂、易守难攻,因此历来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本文主要选取太原盆地这一区域,无论从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等自然因素的角度看,还是从军事要地等历史条件的维度看,太原盆地都是较为典型的分析样板,尤其是该区域内具有军事性质的堡寨聚落尤为之多,因而本文着重爬梳了太原盆地境内的军事堡寨聚落之变迁历史。     

从堡寨到村堡:明清河西走廊堡寨民居的功能演变

河西走廊堡寨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结合当地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以土、石、砖等材料垒筑围合形成的军民聚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置卫所,大量修筑以防御为主的堡寨。清代大一统局面形成,河西地区军事地位减弱,堡寨的防御功能弱化,形式上逐渐向村堡转变。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堡寨功能的变化,折射出统治者对河西地区经营策略的变化。     

小城镇可达性及其与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的关系——以荆州市93个小城镇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借鉴潜能模型,综合考虑小城镇到县级经济中心的可达性和到周边农村聚落的可达性,构建小城镇综合可达性模型。利用该模型计算了荆州市93个小城镇的综合可达性指数,在此基础上,对小城镇的综合可达性与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小城镇综合可达性值与邻近分配区内农村聚落总面积、农村聚落平均面积、农村聚落占景观面积比例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邻近分配区内农村聚落数量、农村聚落密度相关性不显著;可达性好的小城镇最容易吸引较大规模的农村聚落在其周边集聚,但小城镇的可达性水平也并不是影响农村聚落分布的唯一因素。可达性等级较差和差的小城镇,因周边耕地和水源条件优越,也吸引了中等规模和中等数量的农村聚落分布。     

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

堡寨是北宋对夏作战中重要的防御工程。探讨其军事功能对于研究宋夏战争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堡寨守军性质前后变化的论述 ,力图展示北宋西北堡寨军事功能演化的阶段性 ,并在重新审视传统观点的同时 ,指出宋方堡寨的军事功能是与西夏争夺边境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 ,以满足宋军的后勤补给需求。     

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卫所、关隘、堡寨、墩台星罗棋布,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军事聚落,随着清代的一统,大部分则逐渐演化为城镇和村落。本文对该区域军事聚落的形成、发展以及变迁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明清时期是山西北部历史上聚落形成和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与明代军事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聚落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

秦汉文献中的"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是真实存在的制度设计。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乡亭主要设置于聚落附近和郡国辖域的次级交通道路。乡亭、邮亭的辖区称"亭部",随着亭部人口的增长和耕垦的需要逐渐形成新的聚落,此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和三国吴简中的"丘"。新的聚落称"丘"而不称"里",说明"丘"是按地域命名的,而非乡里行政组织。丘的形成既有邑居之民外迁的路径,更有移民在国家赋民草田、赋民丘地等安置政策下通过"占垦"而聚居的渠道。随着东汉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动,亭部开始对辖域内散居的聚或丘行使乡部治权,出现亭部—丘的隶属关系。亭部退出历史舞台后,丘划归所在乡或另设乡统一管理,形成乡—里、乡—丘不同的管理体系。秦汉以来以联户为目的的乡里组织在聚与丘的浪潮下逐渐松动,聚落逐渐演变为地域单位,表明国家对丘的管理已经放弃了以"里"为基础的乡里编制和多重监管的传统。乡里行政编制虽然犹存,但广大乡村行政权力弱化的历程已经开始。     

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

堡寨是北宋对夏作战中重要的防御工程。探讨其军事功能对于研究宋夏战争意义重大。通过对堡寨守军性质前后变化的论述,力图展示北宋西北堡寨军事功能演化的阶段性,并在重新审视传统观点的同时,指出宋方堡寨的军事功能是与西夏争夺边境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以满足宋军的后勤补给需求。(摘自《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成龙     

仰韶时代彩陶的量化研究

本文以汾渭盆地及其周边区域为中心,尝试统计仰韶时代各时期的彩陶比例。我国彩陶老官台文化,白家遗址34%的陶器为彩陶,半坡文化时期渭河流域继承了之前的彩陶传统,早期彩陶占比约1%,晚期占比约10%。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占比在4~8%之间,中值为6.7%。仰韶晚期时关中及陕晋豫交界地带的彩陶消失,而周边秦王寨、大司空、马家窑、屈家岭等文化的彩陶得以延续和发展,并缓慢消亡。彩陶的比例也受到聚落层级、聚落中心与边缘、聚落内的功能分区等方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九世之乱”的考古学初步观察

"九世之乱"时期是有商一代由二里冈时期向殷墟期过渡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都城和统治中心区、地方中心聚落和实际控制区域都发生剧烈的变化。隐藏在这些现象之下的是商文化在扩张方向和扩张方式上的变革,具体体现在虽四面出击但重北方和东方,以战争和结盟两种方式扩大商文化的影响范围,而正是这些变化为其后的殷墟晚商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与社会

本文根据近些年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对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形态及其反映的社会变化进行了集中的分析,讨论的重点包括包头大青山南麓阿善文化聚落群、凉城县岱海周围老虎山文化聚落群和陕北神木石峁城址及周边的聚落。指出北方地区在龙山时代经历了与中原不同的发展轨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演变模式。     

试析唐代的乡里村学

唐代的乡里村学存在于全国各地,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类乡里村学虽因国家明令而设置,实际上却属于特殊意义上的私学,带有官助民办的性质。作为基层教育的形式之一,唐代的乡里村学担负着教化和启蒙教育两方面的主要职责。正是由于包括乡里村学在内的各类私学的广泛发展,才使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下移成为可能,并与官学一起共同促进唐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变迁。     

略论史前聚落的萌芽与发生

聚落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普遍发达于新石器时代,但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聚落的萌芽似应发端于晚期直立人以来的地面穴居现象,并随着房屋建筑、墓葬以及窖穴等诸多要素的相继出现而日渐复杂。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就逐渐开始形成了一些较为显著的聚落布局规划现象,为史前聚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夏战争期间克戎寨诸问题探究

宋夏战争时期,双方在陕北修筑了众多堡寨,克戎寨就是其中之一。该寨最早由西夏修筑,初名细浮图寨;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被宋廷再度收复后,赐名克戎寨。随着御夏政策的变化,北宋对克戎寨的经营方针也不断调整。这些经营活动,为日后该寨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村落是与城邑相应的社会单位概念,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兹至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乡村基本聚居形态。汉代乡村组织的特点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里聚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义;至唐代,里正成为乡政的主持者,村正开始行使里正职掌,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这一演化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干涉。不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时代具有多少称谓,它一直是与城邑对应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共同体。     

周恩来劝阻毛泽东会晤蒋介石

太平洋战争和苏德战争的爆发,直接影响着皖南事变后紧张的国共两党的关系。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意缓和两党之间紧张、对抗的局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在约见周恩来时．郑重地告诉周恩来,准备一周后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