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领袖项目”初探

20世纪60年代,随着冷战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美国更加关注亚非拉国家第二、三代青年领袖的重要作用。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政府着手整合各部门各自推行的争取第三世界青年领袖的项目,并最终完成了"青年领袖项目"的政策规划和机构建制。同美国心理战的总体战略目标一致,"青年领袖项目"亦致力于赢得目标群体,使其选择亲美反共的道路,并影响其所在国家的政治走向。尽管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青年领袖项目"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并未见明显成效,但美国对第三世界青年进行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灌输活动,最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道路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第四点计划"到和平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理论与实践的转变

肯尼迪政府组建和平队,以志愿者的形式,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所谓“中等人力资源”,进行技术援助,实际上是对战后美国对外援助工作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为美国对外援助注入了新的内容。它所涉及的更为深层的考虑,则是广大不发达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即这些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还是以苏联或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肯尼迪政府希望,通过和平队的工作,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美国的现代化经验和技术,诱导第三世界国家走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冷战与拉美游击运动的兴衰(1961-1969)

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的成功及共产主义势力在拉美地区的不断增强打破了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的国际格局,拉美游击运动登上了冷战的历史舞台,并成为当时第三世界最强劲的地区势力,但最终在双方冷战战略的调整和竞争地位的转换中以失败谢幕.因此,这一时期拉美游击运动的兴衰是冷战对第三世界地区势力发展影响的典型案例,对它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美国学术界对和平队的研究概况

在 1 96 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 ,民主党的候选人约翰Ｆ·肯尼迪提出了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以教师、医生、护士及工程师为主体的和平队的构想 ,肯尼迪就职后 ,很快便将这一构想付诸实施。与争取进步联盟、粮食用于和平等外交政策一样 ,和平队也被视为肯尼迪政府对第三世界“新边疆”外交的重要标志。这一机构从成立之初便备受美国学术界的关注 ,4 0年来 ,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和平队的著述出版和发行 ,这些著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关于和平队志愿者根据自身的经历撰写的回忆录 ,这类作品多为纪实性 ,具有相当浓厚的文学色彩 ,但也有一些作品…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研究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提出的保持外蒙古现状的条件,但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并没有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启动了与蒙古建交的行动,正式承认其为独立主权国家,并在联合国关于蒙古入联问题上投了弃权票。由于担心蒙古不能入联引发连锁反应对美国不利,肯尼迪政府在外交上对台湾当局施压,迫使其没有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蒙古于1961年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柏林危机和台湾当局的极力反对,肯尼迪政府未能在任内完成与蒙古建交事宜。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亚洲内陆国家外交政策的实质,即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     

冷战中的老挝--肯尼迪政府与1961-1962年老挝危机

印度支那地区（越、老、柬三国）是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当时美国政府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半月牙遏制线包括朝鲜半岛38°线、台湾海峡、印度支那17°线。冷战期间,在这条遏制线上风起云涌,先后爆发两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三次危机（1955年台海危机、1958年台海危机、1961一1962年老挝危机）。肯尼迪政府在处理老挝危机时显示出其灵活的一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本质仍是其前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的“中立是不道德”原则的变种.其根本目标仍在与东、西方冷战中掘取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的亲近或支持。老挝危机的政治解决对越南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肯尼迪政府在越南干涉的重大升级,从而使美国政府在越南越陷越深。     

后冷战时代第三世界的战略性转机

随着冷战终结、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政治格局及国际关系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极化趋势下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如何,命运、出路何在？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第三世界概念的"过时论"、"消失论",国内部分人士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前途亦感忧心忡仲。不可否认,冷战结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第三世界的总体地位,而且由于世界呈不均衡发展、演进态势,整体而言第三世界比发达国家在发展问题上面临更多的难题。但是,冷战结束后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更给第三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基于这一战略位移走势,本文从第三世界历史底蕴的积淀到现实机缘的再现…     

经济外交与冷战史研究新视野

经济外交是认识和理解冷战历史的重要研究角度。经济外交与对外经济战略、对外经济关系、私人企业对外交往活动有着较为明显的联系与区别。对外援助是经济外交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美国相关解密外交档案的启示作用,一是帮助澄清了经济外交是美国实现冷战目标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二是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计划,是其遏制苏联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冷战时期科学家与美国的空问决策——兼及肯尼迪政府科技政策转型的动因

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联邦政府在国家决策层中设立了负责科技事务的职位,并开始将大量联邦资金投入到支持国家冷战目标和保障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科研项目上;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家也由疏离政治转而融入举国一致的冷战中。这一变革始于冷战初期,到肯尼迪执政时期才最终转型成功。本文试图从美国空间决策的角度探讨科学家在美国冷战决策和政府科技政策转型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又是怎样通过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而被“冷战化”的。     

冷战时期科学家与美国的空间决策——兼及肯尼迪政府科技政策转型的动因

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联邦政府在国家决策层中设立了负责科技事务的职位,并开始将大量联邦资金投入到支持国家冷战目标和保障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科研项目上;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家也由疏离政治转而融入举国一致的冷战中。这一变革始于冷战初期,到肯尼迪执政时期才最终转型成功。本文试图从美国空间决策的角度探讨科学家在美国冷战决策和政府科技政策转型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又是怎样通过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而被“冷战化”的。     

美国的苏联学与苏联解体

美国的苏联学是"冷战"的产物,它在美苏对抗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逐步加深,美国越来越重视对自己"最主要的敌手"--苏联的研究.     

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

194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末,冷战对美国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一种全新的现代美国国家形态——"国家安全国家"——在"为总体冷战而进行总体准备"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国家安全国家构成对美国主流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其创生、扩张和演进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总体政治变迁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联邦政府组织体制和对外政策决策程序的重组,也涉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国家安全国家的中枢制度和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经历的持续变动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与"帝王式总统权"之间存在复杂的共生和互动关系。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国家安全国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共同构成20世纪美国国家构建和国家扩张长期运动的三个基本向度。     

何为“冷战”?——西方英语学界关于“冷战”的界定与研究范畴的争论

“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是和平的和平”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学者们有关“冷战”的界定和范畴的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依赖美国档案，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提出强化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国家项目，但事实上，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政策：缘起、演进与结果

在冷战背景下 ,对外援助是美国巩固与盟国关系、与苏联争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的重要手段。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亦然。从最初的占领区救济性援助开始 ,美国对韩援助的内容伴随援助政策的调整不断发生变化。从结果来看 ,援助帮助韩国建立并维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军事援助孕育了美国化的军队 ,为军事政变和韩国政治发展模式埋下了伏笔。     

同舟共济还是同床异梦——肯尼迪与蒋介石关系的内幕(之一)

老问题困扰着新总统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表明,美国对新中国的态度从敌对、遏制走向缓和、关系正常化,再到进一步建立战略关系,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虽然由于冷战大格局的限制和肯尼迪本人猝然遇刺,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没有     

肯尼迪政府与蒋介石“反攻大陆”

在冷战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行动采取模糊政策,始终把危机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保持海峡形势适度紧张;既使台湾始终依附于美国,又保持了对大陆的持续压力,同时也避免了卷入与苏联或中国的直接冲突。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美国政府逐步转向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立场,蒋介石也不得不实际上修改了自己的政策。     

改革开放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调整

产生于冷战时期的"三个世界"理论曾经是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方针。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环境方面最重要的是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因此而改变。在国内环境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仍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促进了新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与它的南亚政策息息相关。从印巴分治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服务于全球冷战的两个目标：力促印巴和解以防止共产主义集团乘机介入;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并加入到西方集团。中印边界冲突在美国政府的南亚政策渐入困境时发生,给了美国决策者以莫大的期望,他们企图以其所谓的天赐良机达至以上主要针对中国的冷战目标。然而,中国正确政策及出神入化的实践大大强化了美国在南亚地区既有的结构性困境,使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冲突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冷战与黑人民权改革:国际史视野下的布朗案判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转变、美苏冷战的展开、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以及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国际转向,促使美国的种族问题日趋国际化。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和"世界领袖"地位,并努力把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到资本主义阵营一边,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保障黑人权利。在布朗案等系列黑人民权诉讼案中,司法部代表美国政府以"法庭之友"身份提交书面陈述,从美国外交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要求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布朗案中,最高法院在多个方面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从而最终作出了推翻"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判决。美国充分利用这一判决结果和有利的国际舆论,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声誉。美国政府对布朗案判决的政治利用取得了一定效果,而国际舆论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黑人民权改革。     

“反攻大陆“的梦想与美国的“限制“术——肯尼迪与蒋介石的关系内幕(四)

到底谁被谁牵着走?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关系中时而有一种奇怪现象,典型地表现在肯尼迪执政头一年同蒋介石打交道的记录中:美国几乎总是放弃较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而迁就台湾当局。为什么会有这等怪事?从前文所述美国政府内部讨论的各种意见中可以略知答案。实际上,影响肯尼迪政府对台政策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冷战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国站在与美国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台湾就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肯尼迪曾告诉蒋介石:“长远看来,自由世界通过增强民主制度并使之更适应世界人民的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