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逼封万岁”说质疑

1856年9月,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爆发了著名的“天京事变”。这次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目前还很难作出最后定说,但史学界却普遍认为,天京事变的爆发起于杨秀清的“逼封万岁”。这是有关天京事变真相研究和如何正确评价杨秀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请同志们指正。有关杨秀清“逼封万岁”的情况,在太平天国方面的记载仅见之于《李秀成自述》:“原是北与翼王两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     

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性质分析

1912年贵州“二·二”事变的发生,给辛亥革命后贵州政局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无论是时人或后人,对“二·二”事变的认识和评价,都存在着分歧。在纪念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之际,分析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的性质,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更加深入全面了解贵州辛亥革命史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局面迅速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很快实行改编,加入南京政府指挥之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参加对日作战。围绕着如何配合友军共同对日作战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其军事战略方针在实     

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重大国际事件,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一事件中,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如内阁、军部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国内外史学界存在着不同认识。 “九·一八”事变是一场阴谋策划的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有不少见不得人的诡计,为了     

评《皖南事变》“代后记”

黎汝清同志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是建国后第一部描写这一千古奇冤的文学作品。书中不乏精采的篇章,从中可见作者对皖南事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一些问题上具有独到的见解。但是作者在题为《本来是一潭清水,为什么被搅浑了?》的“代后记”中对皖南事变研究现状的无端指责,却是十分武断和不公正的。如何评价皖南事变研究现状?黎汝清同志在看了一些皖南事变研究文章以后,认为     

触目惊心的山西“十二月事变”——阎锡山发动“事变”玩火自焚记

1999年是阎锡山发动山西“十二月事变”玩火自焚的60周年.当这一难忘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作为当年那次“事变”的幸存者,我不禁想起在抗日战争中,阎锡山倒行逆施发动那次“事变”的情景,想起“事变”爆发后,我所在的山西新军决死队指战员,为了坚持抗战到底,被迫奋起自卫反击和中共中央妥善处理“事变”的正确方针.倒行逆施发动“事变”1939年,正当我国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由防御转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蒋介石适应侵华日军“和平”诱降阴谋的需要,违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意愿,颁布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反动文件,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阎锡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山西“十二月事变”,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为“联日反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功勋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强加以“叛军”、“反动组织”的罪名,调动他统帅的山西旧军,要“讨伐、消灭”.为此,阎于1939年11月1日,密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评贵州“民九事变”

“民九事变”是兴义系军阀统治贵州时期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这一事变的发生是贵州军阀统治集团内部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同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长期斗争的结果。如何评价它,是研究贵州军阀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着力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闻天

在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毛泽东、周恩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说是尽人皆知的,而时任中共总负责的张闻天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着力倡导和平解决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一、“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古城西安临潼华清池突然响起了枪声,划破了寒夜的宁静。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抗日救国,在向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多次进谏无效反遭斥责后,终于采取了兵谏行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序幕。张、杨冒着极大危险,以英雄无畏的胆识活捉了蒋介石,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如何处理这个事件上,却举棋不定。于…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解方将军和"兰州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将军兵谏蒋介石,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临如此重大变故,国内局势没有发生大乱,除有周恩来积极调停,使双方达成协议外,还有一个“兰州事变”,才避免兰州和全国出现混乱局面,可“兰州事变”和在“事变”中起主导作用的解方将军却是鲜为人知。     

《皖南事变》读后献疑

读了黎汝清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之后,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一、作者在小说的“代后记”中说:“我在1964年9月,开始写提纲时,便自认为已经把握了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把皖南事变历史“自认为弄得一清二楚后才动笔却是实情。”这是否言过其实?现举二例说明作者并未把皖南事变历史弄得“一清二楚”:     

陈宝琛与伪满时期的溥仪、郑孝胥

1931年“九&;#183;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对13关系寄托在“国联”①的“裁决”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国联”的绥靖政策,13本侵略者仅用4个月时间就占领了3倍于它本土的东北全境。围绕着如何统治拥有3000万人口的东三省问题,13本统治集团内部曾持二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赤裸裸地径直要求把东北并人13本国土;第二种意见则是提议成立伪政权以遮人耳目,     

《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

自“九·一人”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成了最大的时代主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各界对日态度软硬不一、强弱各异,大体而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推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妥协方针;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深明民族大义者,则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积极路线。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潮孕育下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本着士人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以深切的爱国激情和冷静的学术理智继续张扬着前辈们一贯高举的“救亡”与“启蒙”大旗。在３０年代初空前的国难时艰中,他们一面…     

毛泽东处理“富田事变”的教训

20世纪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所发生的“富田事变”与毛泽东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事变后毛泽东对其本人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不断反思并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在随后的革命岁月里,他不断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处理解决党内矛盾的思想根源,最终形成了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从 1 93 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 ,中经“福建事变” ,到 1 93 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 ,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 ,两广地区也维持了 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 ,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 ,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 ,按照伪满洲国成例 ,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 ,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 ,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 ,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 ,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海军也加入其中 ,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 ,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 ,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黔南事变与独山深河桥

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了三次事变。第一次是日本拉开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第二次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七七事变”：第三次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黔南事变”。     

韦昌辉伏诛时日考

关于北王韦昌辉被杀,据郭廷以在其所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一书中考订,发生在咸丰六年十月中旬。①解放后,许多太平天国史论著,几乎都采用这个说法。直到最近,一些同志在论述“天京事变”的有关文章中,也持类似见解。例如,郭毅生同志在《如何评价杨秀清?》一文小注中说:“此事发生最迟应在阴历十月二十日左右。”周自生同志在《对“天京事变”几个有     

浅析国联调查团派遣案的出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西方大国之间围绕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和远东危机的处理,展开了一场侵略与遏制、勾结与绥靖的错综复杂的角逐。“国联”是进行这一角逐的主要阵地。决定派遣国联调查团对事变进行综合调查,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上迈出的影响全局的关键性一步。由于调查团的派遣,英法等操纵国联事务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江防舰队

20世纪30年代初,口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直至1937年的“七七”事变,终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在此期间,最早与侵华日军遭遇的中国海军是东北江防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