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在世界旅游大棋盘中的形象

这里的每一座大山、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每一片森林、每一座洞穴、每一个村寨都有一个灵魂 ,每个灵魂都有一段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一部历史……有人为贵州测了一个字 ,把“贵”字测成“中”、“一”、“贝”三个字 ,并解释说贵州是“中国的一个宝贝之州” ,这个说法一语道出了贵州的珍贵与奇特。贵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呢？她是天、地、人三者完美结合、和谐相伴的一个大宝贝 ,是自然与人类文化的一片净土。明代的高人刘伯温曾经预言 :“五百年后看 ,云贵胜江南”。云贵以什么来取胜江南呢？刘伯温又说 :“江南万条水 ,云贵万重山”…     

边际文化与文化批评——对“贵州文化”的人类学思考

“贵州化”在大众的心目中无疑被视为“边际化”。这个“边际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空间位置上处于边陲地带;二是在化上与“主流化”相比,是处于从属的“亚化”位置,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而言。在历史上,贵州一直被“蛮夷之地”、“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等含有歧视性的话语表述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贵州从古至今分别受到两种力量的冲击,在封建时代因是“化外之地”,王朝的统治一直没有放弃对贵州进行儒家思想的灌输;     

“黔驴技穷”的“黔”，并非贵州

贵州地处偏远,发展本来就滞后．一个“黔驴技穷”．更给贵州泼了一盆污水。“黔驴”本非贵州驴．而且是被贵州凶猛的老虎吃掉了。我们深信．“黔虎”终将一展虎威．后来居上!     

论“多彩贵州”，亮出贵州个性

贵州是个大家庭．是一个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地域。“多彩贵州”涵盖了贵州的文化特色,提供了贵州的文化符号。具有相当的思想张力和文化延展性。呈现着异常灿烂的民俗、人文与自然的景致,融汇着时间的积淀与空间开放的变革。涵载着蓬勃的生机与精神的希冀。     

对贵州三都地区发现的一组铜鼓的初步识别

“铜鼓文化”是构成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聚居区,我们基本上都能发现铜鼓的踪迹。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地区之一,少数民族之间频繁的往来,使得贵州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明清之后大量的汉族移民的涌入,丰富了贵州民族文化的内涵。“铜鼓”作为贵州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客观上成为汉文化、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与其相毗邻的滇文化中的异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共同体。     

状元墨宝

我友贾文宁 ,出身于贵阳教育世家。其曾祖聘三先生 ,是清末贵阳的名人雅士。聘三先生喜爱诗文书画 ,与之交游者大都是文人画士、社会名流。聘三之子一民先生 ,曾参加过清末戊戌科举 ,是贵州的“孝廉方正”（举人）。一民先生后投身教育事业 ,与凌秋鹗、黄干夫等人创办“达德学堂” ,为贵州的新式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文宁的外公蔡岳（字衡武） ,是贵州的实业家 ,对推动贵州的辛亥革命功勋卓著。辛亥革命成功后 ,衡武先生曾任“大汉贵州军政府”首任财政部长 ,对当时的军政界及商界颇具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衡武先生曾提携过黄齐生先生 ,资助…     

红军长征队伍中的特殊老兵——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周素园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在这难忘的日子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了红军长征队伍中的一员贵州老兵——周素园。周素园,字培艺,1879年诞生于贵州省毕节县城的一个封建书香家庭。1894年的中日战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成为贵州“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黔省第一报人和新思想的播火者。”辛亥革命中他是贵州革命党人的智囊文胆,他的姓名曾被列入贵州巡抚秘密诛杀的黑名单。他曾参与领导辛亥革命贵州起义,担任了大汉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手写了许多革命施政措施。滇军入黔后,封建顽固势力曾险些将他枪杀。…     

晚清时期的两个刘春霖

《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四期刊载一篇《清末民初贵州社会经济情报》的文章。文中给1907年路过贵阳云南布政使刘春霖加了个注释:“清末最后一名状元”。这显然是个小小的误会。晚清时期有两个颇有名气的刘春霖。一个是直隶肃宁人。据朱彭寿(光绪二十一年进士)所著《旧典备征》记载、直隶刘春霖于光绪甲辰年(公元1904年)考中状元。翌年,废除科举制。这个刘春霖遂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另一个刘春霖是贵州安顺人。据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记载:“刘春霖,字润民,     

平坝永元“瓦”铭文释诂

贵州古代文物罕见铭文,1965年平坝出土东汉陶罐上的33字铭文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固为自然之事。笔者是从事语言工作的,由于对铭文中“瓦”字的特殊用法发生兴趣,拜读了李衍垣(《贵州日报》1980年11月22日、《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二期)、陈恒安(《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一期)、章光恺(同上,1981年四期)、禹明先(同上,1990年三期)四位先生五篇有关论述,获益匪浅,却又感到疑窦仍存,尤其是器名确认错误,使全文的识读、训释未能贯通始终而理通辞顺,并从而影响到对铭文所反映的贵州古代酒史等内容的认识。李衍垣先生曾把铭中“古沈”二字释为酒名,后来又从陈文释“酒罐”;陈文释“缸坛”章释“大坛”,禹释“瓮沈”,都     

自古忠孝“两不全”

在中国古代的普世价值观里,“忠”、“孝”二字绝对占据了主流。作为意识形态里的崇高标准,许多人将其作为毕生追求。多少农家子弟保家卫国、慷慨赴难,就是为了一个“忠”字;多少柔弱女子一辈子辛劳操持、任劳任怨,就是为了一个“孝”字。     

多元化的贵州学

一 贵州的化源流,可以推到公元2世纪的尹珍从汝南许慎读书开始,但史料很少,15世纪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较为具体。朱元璋从实际生活中懂得用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用“尊王攘夷”、“三纲五常”这一套统治术,显然收到了功效。贵州定为行省,设布政使司,是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时代的决策。贵州在15世纪时,版图小,人口少,交通闭塞,民族复杂,经济和化都落后,实在不够建为一个省的条件。但是这块地方名日西南边徼,蛮荒之区,它却是西南边徼的中心地带。     

居民建筑文化理念

民居又称住宅,是出现最早的建筑．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与其他建筑相比,都是首届一指的。它又是最基本的建筑类型,是各娄建筑的总根,其他建筑都是从这里分化生发出来的。“住”字原有居,停、留的意义：“宅”字上面的宝盖像屋顶,下面的“乇”字．音义都与“托”相通．意思是托身之所。住、宅二字连用,     

贵州“半分铜元”--中国铜元的绝唱

《中国硬币标准图录·贵州硬币》称,贵州“当银元半分”铜元是中国大陆最后铸造流通的铜元。可惜该书仅刊载了一种版式。其他国内外出版发行的铜元书刊,也只简单地将它划分为大字、小字或黄铜、紫铜两类。     

也谈贵州省名的来历

在中国历史上,“贵州”一词作为地名,最早见于唐代。据《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等正史地理志记载,在现今广西贵县一带,从唐太宗贞观九年(639年)起,便设有介于道、都督府与县之间的十级行政区“贵州”,归下等都督府——邕州都督府管辖,是所谓“邕管十州”①之一。其管辖范围最大时为8个县,户数最高时为28930户,属下等州,是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年)全国315个州之一。唐天宝年间之后,其管辖范围逐渐缩小,改领四个县,宋代改领一个县。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则“省县,止行州事”②。明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遂“降为县”,更名“贵县”,隶属于广西浔州府。     

国酒文化 百年遗产

贵州“荣太和”烧坊于光绪五年（1879年）设立．这个烧坊是仁怀县石荣霄、孙全太“王天和”盐号老板合股开设的。因取石、孙两人名字及“王天和”店名的各一字,     

为“茶”正名

唐代以前,“茶”字还没出现,那时,茶的名称五花八门。《诗经》里有“荼”字,《尔雅》称茶为“槚”,《方言》称“蔎”,《晏子春秋》称“茗”,《凡将匾》称“荈”,《尚书·顾命篇》称“诧”。陆羽《茶经》总汇诸称：“茶,南方之嘉禾也……,其名一日荼、二日槚、三日蔎、四日茗、五日荈。”另外．还有一些别称,如水厄、酷奴等等。可惜没有一个字其原本含义是指茶的。     

侗族风雨桥文化

在广西、湖南、贵州交界的群山之中,分布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侗族。根据史料的记载,侗族是古越人的一支,秦称“黔中蛮”,汉称“武陵蛮”,三国称“仡”,唐称“僚”,唐宋时期侗族地区作为中央王朝的羁縻州,“峒”作为该制度的基层行政单位,开始有“峒”、“洞蛮”、“洞僚”之称,元明清之后,有关“洞”的称谓渐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侗族”。侗族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侗族是本地土著发展为侗族,第二种说法是侗族来源于广西梧州,第三中说法是侗族来源于江西吉安。三种说法都表明侗族是经过民族融合…     

《说文解字》中“示部”字的文化研究

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一直对后世产生影响。文章通过简单介绍《说文解字》体例,并结合前人对“示”部六十七字分类解析,对“示”部六十七字重新分等划分,并通过分类汇总,对“示部”字背后的文化意义深入探讨。前人对“示部”字研究,多从历时角度,以祭祀为线,集中展示了祭祀文化由原始宗教行为向伦理化与世俗化发展。“示部”字研究至今,近乎所有学术研究只探究祭祀文化,注重先民对“神”产生的行为特点。而“神”是怎么产生的,“神”是如何对古代先民进行反馈,古代先民又是如何解读所谓“神”表现出的征兆?针对此三点,从共时角度出发,以探究小篆形成之前这一阶段的文化特点,不止局限于祭祀文化,同时对“神”的概念认知以及吉凶文化进行探讨。     

先秦至唐代贵州的表演艺术——贵州文化考古

战国以前之贵州,称谓不一,现通称古代贵州。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史载很少,化活动则从物、史料中有限记载可以看到原生态的古贵州歌舞及中原化的影响。本旨在证明“贵州在明清以前仍然处于蛮荒时代”的观点是错误的。     

胡廷晖作品的发现与《明皇幸蜀图》的时代探讨

1984年我在美国访问时,曾到纽约拜访华人收藏家王季迁先生,观赏他的藏品如武宗元《朝元仙杖图》等。其间,季迁先生拿出一个画轴,并说:“请你看看这件宝贝。”我接过画轴,看外签上写着:“宋赵伯驹青绿山水。”先生说:“这是我随便写的,不足为凭,你看了画再说。”画展开后,幅面纵143、横55.5厘米,青绿着色,画山水楼阁,无款(封三)。先生问:“怎样?”我答道:“好画。与今在台北故宫的《明皇幸蜀图》同一风格,不知何人所作。”先生深表赞同,甚至认为二者出自一人之手。之后我仔细观察画面上每一个细节,终于在画幅右侧破损处辨认出了半方印章,“廷晖”二字隐约可识(图一)。我认为这应是作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