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

中国学者关于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不但受制于本国的资料,也受制于日本的资料,而后者的制约可能会更大。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日本政府与军部为了销毁战争罪证、逃避战争责任,分别命令下属烧毁了大量的文书,主要是最为重要的机密文书“外务省记录”和“陆海军文书”,由此造成了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战后美国接收了一些免遭烧毁的资料,部分地制作成缩微胶卷,使得战前日本的机密文书,得以公开于世。美国后来将大部分资料归还了日本,但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主要资料,数量与质量均已非常有限。日方史料的这种状况,值得提请所有研究现代中日关系的学者们,必须注意自身成果的局限性,并努力在“日本之外”发掘新的资料。     

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古文书久已著名于世。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吐鲁番文书"却大量被帝国主义列强劫持到国外。所谓"斯坦因文书"、"大谷文书"、"橘瑞超文书",其中不少是出自吐鲁番的。中国学者只有黄文弼曾搜集到为数不多的残件。因此,以往甚至中国人想要研究中国的吐鲁番文书,也不得不到外国去,或     

出土简牍法律文献的定名、性质与类别

百年来出土、发现的出土简牍法律文献,数量众多,类别丰富,因而从文献学、法律史学的视角辨析其定名、性质、类别的必要性毋庸赘言。就定名而言,律令类简牍或可不从"文书"之类,而当归入书籍并作为独立门类。就性质而言,应辨析墓葬出土法律文献抄本与原本的关系,追问"为何抄写"、"如何抄写",将有助于对文献的产生、性质、流播的判断。简牍法律文献的大致类别,有律、令、课程品式、法律解释、案例汇编、散见案件、司法档案、司法文书及官箴吏训。类别之明,可透视当时法律文献的生成途径。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唐五代经济史料价值探析

敦煌吐鲁番文书是研究唐五代经济的重要史料,正确认识该文书中的相关史料价值有助于推动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化。通过对文书所反映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商业贸易等有关内容分别进行分析,可知敦煌吐鲁番文书在唐五代经济史的不同方面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为正史记载提供内容补充,为学术讨论提供资料依据。对唐五代经济史的各类研究均可根据需求选取文书中的有关内容进行考证。     

古代饱水竹简出土时的处理与保护

竹简,是一种珍贵的出土文物,它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文字资料之一,我省又是发现竹简较多的地区之一.如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200多枚、最长达70多厘米的"遣策";战国中期的"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卜筮记录";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江陵凤凰山出土的多批汉简等,都是很珍贵的历史文献.由于地质条件的影响,这些竹简几千年来基本上都处于积水或污泥之中,所以质地脆弱,饱含水份,故称为"饱水竹简".如何保护好这些古代文书?首先要做好发掘现场的处理和保护.本文试从个人的点滴实践出发探讨这一问题.     

《唐成公崇墓志》考释

<正>近年来,西安、洛阳等地陆续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唐代墓志,这些墓志经过汇集、整理、刊布,已蔚为大观,足可称为推动唐史研究发展之新材料。与此类似,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也是对当代学术至关重要之新史料。作为唐代两京之一的洛阳,与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州相隔万里,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唐成公崇墓志》,却神奇的将洛阳与西州联系在一起。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别驾"崇",赫然出现在了洛阳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

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于1979年发掘阿斯塔那古墓葬区时,获得不少十六国时期的官、私文书。其中主要是北凉的文书,多为以前历次发掘所未见者。这批文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北凉政权的赋役制度、水利管理制度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这批文书中,有一件辞,内容为:     

明清民间宗教的新史料与新问题

<正>编者按:最近20年来,学术界在明清民间宗教文书的发掘抢救与公布或出版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一领域长期以来以私藏文献为主的"史料学"格局已被打破,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但总的来说,由于民间文献一向没有所谓的官方定本,又缺乏系统的整理,因此研究者在如何认识新发现民间文献上,尚存在不少争议。为了让学界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新发现史料及新议题,本刊选编     

唐高宗永隆元年文书中“签符”、“样人”问题再探

吐鲁番阿斯塔那一九一号墓出土的唐高宗永隆元年(680)文书中,曾出现了过去唐代史料中较为少见的“签符”、“样人”等名词。对此,我在《唐高宗永隆元年府兵卫士简点文书的研究》一文中曾试图给以解释。但当时考察史料既不够充分,所得之结论也就未免于草率粗疏。为了能进一步搞清此两词的真正含义以便对文书作出更准确的说明,我重新研读了有关史料,这里补充讨论如下. 一、关于签符     

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判及其局限——以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希尔伯格为中心

在西方史学界关注事件如何被回想与建构的“记忆转向”下,个体记忆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被重新发现。但来自普通人、强调情感与伦理价值的个体记忆,同样带来了如何认识其中的历史真实、如何有效使用史料的问题。面对个体记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对其持谨慎与批评的态度,并从视角与材料类型的局限性、内容的疏漏以及需要警惕的扭曲等方面对它的局限性做出全面的分析,但他也重视犹太人隔都主席等重要人物具有档案价值的日记。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批评建立在重构论的史学观念基础之上,并且因为没能及时更新史观与方法论,从而造成了史料认识的片面性,但他的观点也提醒学界应当更为辩证地认识个体记忆的价值及“记忆热”。     

蒙元时代的公文书史料:原文书与集成文书之间

<正>所谓"文书",就是传递、核对信息的文字。其中,由官府及其成员在公共事务过程中发出、接受或保存的文书则称为公文书。"文书史料"作为历史研究重要的史料群之一,在笔者所从事的蒙元史研究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杉山正明曾将"文书学的胎动"称为蒙古时代史研究的新动向之一,预见了其后文书研究必将在蒙元史研究中崭露头角(杉山正明《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9年,第523—526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新考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带有档案性质的史料,同时也是研究当地古代汉语的重要语料。本文对“尚”、“端”、“息”三字在文书中的含义进行了考释,以求教于方家。     

吐鲁番出土72 TAM 169:83号《〈论语〉习书》初探

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69号合葬墓中,出土了若干件纸质文书,吐鲁番文书整理者经过梳理,将其中的7件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其中有一件编号为72TAM 169:83的《〈论语〉习书》文书,只有短短的两行,分别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和"乎,友(有)用(朋)自远方来,不亦"。这件文书虽然内容简单,字迹模糊,但是其中的"友"、"朋"两字的写法却值得探索,并且这件文书也从侧面反映了公元五世纪时期高昌地区的儒学教育情况。     

当代西方新史学与“史料之革命”——兼论中国新史学史料体系的重构

近代西方传统史学特别强调史料的作用与价值,但它所倚重的是档案文献资料。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出现则引发了"史料之革命",扩展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建立起了一种多元的史料体系。传统史学所忽视的书面史料、考古资料、图像资料、口头资料等都被纳入到史料的范围内,从前为历史学家所不屑一顾的文学和艺术资料也成为了历史学家探求历史想象和历史现实之关系的重要资料之一。史学家以新的眼光对旧有资料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历史资料在存储、传递、检索和分析、处理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史料之革命"与史学观念的更新、新领域的开拓、跨学科研究等密切相关。     

清代“奏折代替奏本”考辨

正奏折作为清代文书制度中最具特色的文书种类,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无论是奏折的起源、制度的改革、文书格式以及文书价值、史料价值等,相关学术成果颇多。在论述其文书价值时,有一个论断作为重要论据,时时为学界诸家所提及,即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谕令废除奏本,由奏折替代。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故撰写此文以辨,并求正     

华清池捉蒋真相缘何得以查清——忆父亲王玉瓒

西安事变后,社会上关于捉蒋过程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史料”、“回忆”及影视作品,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其真相却长期被蒙蔽、误传。原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营长、奉张之命捉蒋并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一线指挥官王玉瓒,则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历史偶尔也会不公正,但历史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     

包山2号墓竹简概述

包山2号墓是一座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战国楚墓。墓中出土竹简444枚,其中有文字的计282枚,总字数约15000字。记载的文字内容可分为卜筮祭祷记录、司法文书、遣策等几类。这批竹简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对于研究楚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这批竹简的整理工作尚在进行之中,这里仅就其概况作一介绍。竹简均经刮削修制、杀青等处理,竹节大多已削平。书写卜筮祭祷记录和司法文书的竹简制作精细,遣策则相对粗糙。竹简长度大致分作两种:一种长度为59.6—72.6厘米,卜筮祭祷记录、司法文书和遣策都写在     

新、旧居延汉简校读二例

居延汉简是指在汉代居延地区出土的所有汉代简牍文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1930年出土的旧居延汉简,泛称"居延汉简",一部分是1973-1974年出土的金关、甲渠候官汉简.为了区别二者,前者又称"居延旧简"或"旧居延汉简",后者称"新居延汉简"或"居延新简".     

甲骨四方风研究的新进展与反思

正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也是上古史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甲骨文发现120年来,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甲骨材料中有若干关于四方名和四方风名的记载,与传世文献可互相参证,对商代史研究有重大意义。运用地下材料印证纸上材料古已有之,宋代和清代学者用金石资料考证古史所获颇多。王国维在既有传统的基础上综合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发展出了"二重证据法",核心理念即运用出土史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包括用出土史料(出土文献、古器物等)印证传世文献的部分实录性、用传世文献阐明出土史料的内容两个方面,对古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百年来简牍出土数量新统计

简牍文书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一起,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界的四大发现,它的可靠性与其包含的丰富史料,使之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考古学与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就百年来出土的简牍文书,参照相关数据进行新的统计,以求教于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