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

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张全明俸禄制度，是历代王朝职官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对宋代官员俸禄水平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宋王朝采取“益俸”政策，当时官员的俸禄都很高，“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①，并多以清...     

北宋元丰后的内廷朝参制度

宋代的朝会,包含朝参与听政两个主要部分。朝参,是文武百官日常拜见君主的一套礼仪活动。神宗朝推行的朝参改革,一方面扭转了北宋前期朝参制度中虚实交叠的错综局面,有效缓解了糅合正衙朝见的旧体制与内殿起居的新趋向所带来的诸多弊病;另一方面,也奠定了元丰以后至南宋时期四等朝参的基本格局。元丰官制改革是朝参改革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基于等级体系所发生的结构性转变,元丰以后,等级安排以注入职掌的职事官为重心的趋势更为明显,朝参的务实性也得以增强。徽宗时期以编修礼典为契机,对朝参制度做了一定的调整,如进一步整合内廷与外朝的朝参形式、更改六参的频度等,这些变化也影响到南渡以后朝参制度的发展。     

大宋：最完善的“公款接待”制度

从汉代开始,中国政府机关就有了官员在上班期间享受公费用餐优惠的记录,到隋代,公费用餐有了粗略的制度,宋代时,制度日臻完善。宋代规定：凡官员出差经过的地点,由地方官府或驿站负责供应公费膳食,官员平时在官府办公,享用“公用”提供的工作午餐,宰臣在政事室的专门餐厅用餐,称“堂食”;常参官每逢朝会供应一顿午饭,称“常食”或“廊餐”;官署内每10天聚餐一次,称“旬设”。     

以職事官爲重心:試析北宋元豐後的文官班位

宋代等級安排的基本理念,是在優先保證務實性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地維繫官僚集團内部的穩定、協調,以達到鞏固統治秩序的目的。班位,是彰顯官員身份、排定等級的重要工具之一。北宋前期,以無權責的本官爲班位的"衡量基準",根據不同的等級羣體"官與差遣分離"程度的不同,采用"分層"的安排模式;元豐改制期間,等級結構發生了改變,以注入職掌的職事官爲"重心",此時,影響班位高下的"基準項"與"優先項"二者走向了合一,班位安排的繁3)程度也隨之降低。元祐以後,爲了使君主控御臣下的手段更加多元,避免頻繁的等級下調對朝臣構成較大的心理衝擊,資序、貼職、"二府舊臣"、"曾任侍從"等要素再次介入到等級安排之中,這也使排班的原則産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明代官员改调制度初探

官员改调之法是明代官僚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明朝的官员改调制度有着成熟的改调方法和原则。官员改调制度与考满制度、久任制度皆是明代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三者之间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共同在明代官僚管理体系中发挥着作用。官员改调制度作为明朝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不仅在当时,甚至对后代都有深远影响。     

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公验制度

唐朝行人往来各地需持证明身份的旅行文书,公验即是其中的一种。过所与公验在唐朝长期并行,二者性质相似,互为补充。现有研究从文书行政的角度,对过所制度及二者的异同多有关注,但对公验制度的研究还有不足。不同于过所,公验的勘发机构更加广泛,使用范围随勘发机构的等级而变化,或行用于本地,或行用于相邻同级行政区。公验的管理比较宽松,格式相对简单,形式灵活多变,勘发官员也较为随意。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加上律令制度的破坏以及赋役制度的改革,公验逐渐取代了过所,到宋代成为唯一的旅行文书。     

《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研究》评介

正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以冗兵、冗官、冗费而著称的王朝,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被消耗于政府治理成效之外,官员冗滥、机构设置叠床架屋,运行效率低下,在中国古代官僚社会中极为典型。这也激发了学者研究宋代政府相关制度的兴趣。近年来学者利用交叉学科理论研究历史问题逐渐成为热点,宋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也为更深层次研究宋代地方政府各项制度提供了可能。河北大学王晓龙教授《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就是利用     

唐代衣冠户再议

衣冠户是学界讨论唐代科举制与社会流动关系的重要论据。一般认为,衣冠户是唐后期对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所在户的专称,享有普通官员户所未有的免役权。会昌五年赦文、乾符二年赦文中有关衣冠户的申禁,被作为这一论点的关键证据。从制度演进的角度重新检视,此申禁是朝廷面对地方官吏构成多样化和赋役体系变化情况,对既有优免制度的补充。衣冠户的主体,是执行优免法令时享有免役权的品官户。相关申禁的目的,是将任职官府、无正式官人身份的前进士纳入衣冠户的范围,而将其他来源的非官人身份的职员排除在外。衣冠户的申禁与社会流动之间关系不大。它的出现,确定了以户作为差役的征免单位,是宋代官户制度的源头。     

试析宋代官员官年与实年不符现象

宋代官员官年与实年不符现象非常普遍,既反映出仕途中人的种种心理,也折射出宋代官僚体制运作过程中的某些弊端,两的结合又使官年与实年不符现象屡禁不止、日益加剧并公开化。     

北宋的宦官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的封建官僚制度发展到宋代,日益完备和成熟,行政运作开始呈现出日趋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特点,条制悉备,文法繁密,因而出现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举天下一听于法”的现象。而这一切制度建设中,都始终贯穿着一个“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晚唐五代祸乱的重演,以期维持赵宋统治的长治久安。宦官制度做为宋代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充分体现了赵宋王朝的这一立国精神。过去人们因为宋代无宦官之祸,对宋代宦官问题很少研究,对宋代何以无宦官之祸,更是多半从其他方面去泛泛解释,而很少从…     

清代官员选任制度述论

官员的选举与铨任制度,决定官僚队伍的质量、权力的分配、人才的配备使用、官员的选用数量以及会否产生“冗官”现象等多方面的问题,与王朝的统治、吏治乃至治乱兴衰有直接关系。清代官员的选任制度基本沿袭时代,在某些方面有所损益或发展。另外,清王朝是以满族为主体满汉联合统治的政权,在官员的选任上也体现了这一特色。本文拟对清代官员的选任制度作综合性考察,总结某些特色,并阐述其对清代政治的影响。一、官员的选择途径清代选拨官员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由学校入仕者可不经过科举,国家专设有培养士子直接进入官僚队伍的学校。…     

宋代的邮传制度

邮传制度,是中国古代承担接待过往官员、使节和邮递文书的交通制度,又称邮驿、驿传、传驿、馆驿等。这种制度出现于殷商时代,到宋代已空前完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宋代的邮传制度具有鲜胆的特点。邮传制度自产生以后,其接待和邮递两种职能一直是分合不定的。全国普遍设置递铺,专门承担文书传递任务,所使用的人力主要是士兵,实行军事化管理,只是在人手特别紧缺时才雇民夫。驿与专门供行人住宿的馆驿合并,成为接待以官员为主的公差人员往来的机构。驿馆与递铺的分立使原来…     

简牍所见秦代地方职官选任

<正>秦之郡县制度和周之分封制度重要区别之一,在于中央将统治触角深入到地方,直接掌控地方社会。与依靠各级世袭封君建立起来的统治架构不同,它需要一套中央直接控制的官僚体制。这些官僚由国家按一定的规则与程序选拔,其身份和周代贵族体制下负责封君家族内部事务的家臣类似。对于秦代官吏选拔制度,学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①然而受材料所限,我们以前对秦代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选拔制度的具体形式并没有太多了解。近年新公布了数批秦     

魏晋南朝时期的秩级

自官品出现之初,秩级和官品便不对应,终魏晋南朝之世一直如此,并且秩级逐步简化,到陈时仅剩8个秩级。魏晋南朝时期,秩级与官品是并行不悖的两个系列,秩级来源于先秦的稍食和月俸,与职务的繁简、职责的轻重相联系,具有职位分等的色彩,叙定同一系统内的职位等级;官品来源于汉代的朝位制度,具有品位分等的色彩,叙定官员身份地位的高下,规定官员所享有的权利或特权。二者相互结合,共同叙定同一部门内职位和官员身份的高低。魏晋南朝官员的俸禄与具体的职位相联系,既与秩级和官品有关,也与职类有关,没有一个皆准的规律。     

清代京师的旗籍商人

清代旗人以京师为最大聚居地,故旗籍商人亦以京师为多。旗人经商,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旗籍商人由贵族高官、满洲亲贵家人、普通旗人三部分构成。身份地位不同,经营模式、业务范围、资金多寡亦有差异。其二,旗人经商,多为副业。贵族高官,往往兼营地产、房产,因此兼有官僚、地主、商人的多重身份。其三,旗人经商,因制度所限,具有一定隐蔽性。其四,旗人经商,拓宽了与民人交往的渠道。贵族官员开设商铺,多与民间商人合股经营。商铺的管理运作,亦依靠民人。旗人、民人在商业经营中的多种方式,对陶融旗民具有积极意义。     

论北朝官品序列中的“五品”界线

北朝取法魏晋,以九品官品取代汉朝禄秩衡量职级高低。官品序列当中存在明确的层位划分,五品是重要的界线,文献中不乏标识五品凸显身份的事例。五品以上官员享受特殊的权益,其境遇与五品以下不可同日而语。北朝格外重视五品的分界功效,固然受传统政治理念的约束,但官僚体制的发展与门阀士族势力的崛起也是主要诱因,它的出现可谓两者的交集。北朝五品区位的划分是魏晋旧制的延续,又对隋唐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此乃北朝作为中古制度文化传承枢纽的突出表现。     

农民工边缘化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伴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但其实质是产业结构中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的重构,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农转工”的发生。事实表明,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彻底实现“农转工”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农转工的身份以及相关的利益问题。所以,“农转工”过程中必然出现既有制度安排下的农转工的边缘化及二次边缘化问题。笔者认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从而实现实质性的保护农转工合法权益的根本方法是制度变革,要设立一种没有制度偏好和身份标识的制度安排。     

被遮蔽的“再造”——晚唐至北宋初医学羣体的嬗变和医官身份的重构

本文将晚唐五代至北宋初视为一历史单元,试图将医官身份的转化与再造置於这个时代多个医学知识苇体的互勤与转化之中作考察。从中晚唐到五代,国家医疗教育机构所建立起的臀官身份面对着错位和混乱,原来被排除出这些身份的苇体也被卷入这个错位和混乱的过程中,成为身份重塑过程的一部分,亦意味着原有知识边界的突破。在北宋重建制度的过程中,医学身份的关键集中于,如何通过官方医学教育重塑医学身份和如何重建官僚制度内对医官的考核方式。这最终重新塑造了此时代的医官身份,一种新的知识固景也逐渐从不同的知识传统中呈现雏形。     

感戴报德与循吏象征:宋代生祠的盛行与地方社会

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朝廷不再将颁授碑祠作为笼络地方或政绩奖励的手段,对生祠放松了管制。这使得修建生祠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地方,为其盛行创造了条件。生祠因兼具为官员祈福祈寿与颂扬美名的功能,从而成为民众偏爱的报答方式。作为循吏传统的重要象征,建祠立碑对于提高官员声望、塑造循吏身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官员道德实践得到认可的标志,故受到推崇。同时,地方士民借此评价官员的施政效果,把各种善政措施固定化,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宋代生祠的盛行。     

古代官员怎么放假？

官员休假起于何时 官员休假早在先秦的史籍中已有零星记载,汉朝时官员休假制度已经形成,并随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的完善而确立后,历朝又不断调整和补充完善。总的趋势是休假的种类逐渐增加,休假的方式更加多样,休假的天数不断增加,假期中的政治与文化内涵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