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白寿彝先生长期以来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中国史学研究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史的力作。全书共七册,计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前期、近代后期,论述了上迄传说时代,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十余年的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新出版的第一册,共包含两部分。第一部份,叙篇。第二部分,先秦时期的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中心地位

<正>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认识，“冲击—反应”理论带来的西方主动、中国被动的既定认知，曾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史学近代转型是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史学东渐，在传统史学中做出的主动选择。在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史学的研究主体（学者），还是研究客体（内容），中国都处在中心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主体，即使是留学欧美的学者，也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浸润，持有中国本位的立场，与生俱来地拥有中学眼光；作为研究客体，则主要是在西学参照下，从中国传统史学中选择出来的先进因素，构成学术的新知和方法。中西古今之间的对接和整合，形成了以本土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论析——本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研究之一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学由资产阶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折的 重要标志,是本世纪20年代最著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之一。李大钊的史学理 论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都有卓著 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如此,也是当代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值得珍视的重 要历史遗产。 笔者曾就近代中西方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的角度,考察过李大钊由研究近代资产 阶级历史哲学转而接受、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心路历程,肯定了李大钊的 史学理论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本文则拟就李大钊的史学理论 研究内涵略作考察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     

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从村童到学术大师:韩儒林评传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两大流派,即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韩儒林先生是一位掌握实证史学方法、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历史现象的史学家。他在元史和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开拓性成果——读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

由吴泽先生主编,袁英光、桂遵义先生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前不久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国内史学史研究取得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自本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何炳松等人倡导对中国史学史展开专门研究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这门学科日具规模和体系化。近十年来,国内的史学史研究更趋活跃,成绩斐然,出版的专著已不下十余种,如白寿彝先生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卷)、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仓修良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和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等。不过,这些著作,除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对近代史学有较扼要的叙述外,其余的均为古代史学史。这就使中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读后

目前,对于近代史家、史著的个别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对近代史学的整体研究则比较薄弱。胡逢祥、张文建两位同志所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选取新的视角,对于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进行系统阐述,通过把握近代史学的变迁大势,揭示其规律与特点,为近代史学研究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近代史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和中外文化冲突碰撞的大背景下,思潮叠起,史家辈出,史籍繁多,品类丰富,令人有目不暇     

夏曾佑对通史撰著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学的发端,始于鸦片战争时期;而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近代史学著作的正式产生,实则是在本世纪初年。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04—1906年)的相继完成,是近代史学发展上的重要事件,它们一是以史学评论的形式,一是以通史著作的形式,标志着自觉以新的历史哲学为理论指导、在内容上和著述形式上又都明确地提出新要求的近代史学著作正式产生了。那是一个新旧思想斗争激烈、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封建帝制行将灭亡的不平常的年代。与这一时代潮流相呼应,在史学范围内,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爱国救亡思潮的不断酝酿孕发,至此掀起了一股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热潮。梁启超和夏曾佑的著作,就是当时蓬勃高涨的进步思想在史学领域结出的重要成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析

<正>20世纪的中国史学,通常被划分为传统史学、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流派,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孕育、形成到发展、转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进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深入地探讨20世纪的中国史学,深切地认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史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新元史》辨析三题

<正>柯劭忞《新元史》成书之后被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列入"正史",成为官方钦定的"二十五史"之一。时人李思纯在《元史学》中称《新元史》"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洽’之二种长处,中国元史学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士之积累以成高峰"1,对柯劭忞及其《新元史》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柯劭忞政治见解相反的章太炎,也评价《新元史》称:"柯书繁复,视旧史为优,列入正史可无愧色。"2柯劭忞还因《新元史》,于1924年获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予的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8年11月17—18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围绕"史学或文化的近代转型理论研究""明清史学近代因素研究"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其时新近的研究方法,譬如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和跨学科交叉方法等等。本文将以几部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代表著作为例,对是类方法加以具体探究,冀对国内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向之时,他以继承和发扬浙东史学为己任,在史学宗旨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方法的阐发;同时,他针对近代新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考据学派的疑古倾向和考据倾向展开批评。张尔田的史学思想,代表了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派史家的史学思想,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重视。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元史研究的力作——评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

元史研究的力作———评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屈文军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研究,各种史学著作层出不穷,史著的体裁也丰富多采。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有了更新和发展,史学新体裁的探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民国清史学(1912—1949)》读后

<正>在有关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成果中,庾向芳教授的《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民国清史学(1912—1949)》(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对民国时期的学术组织和学者研究清朝历史、编纂清史的活动进行了缜密考察,是一部值得重视和肯定的著作。一是选题新颖、论述构架宏阔。与既往研究取径不同,这部书聚焦于民国时期清史学以呈现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易代修史,本是中国官修史学的传统之一,但对于清史的修纂,其处境与前代则大不相同。     

钱大昕与《元史稿》下落

钱大昕（1728—1804年）是有清一代的汉学大师,乾嘉学派的钜子,在当时学术界就负有声望。著名学者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称赞钱大昕说:“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说明钱大昕学问的博大精深和造诣之高。 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的《甘二史考异》则是反映清代史学成就的代表作之一。他对元史的研究,用功极深,在《廿二史考异》一百卷中,《元史考异》独占十五卷,几占七分之一,在整部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与此同时,钱大昕还专门撰述了《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四卷。这一切,都说明了他对宋濂主编的《元史》是深为不满的,因而发奋重新编纂一部《元史》。     

科学史学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兴起及其共同——兼论中日史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和史家的研究,虽然说不上汗牛充栋,但也数量颇为可观。史学在近代学术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使得史学史、史学思想的研究在近年颇为发达的学衍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