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寻找智慧——《瞿林东文集》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近日,10卷本《瞿林东文集》及单本随笔《彰往察来:探寻历史中的智慧》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按照不同的主题及研究领域划分,主要涵盖史学理论、史学批评、史学功用、史学史纲、史学志等方面,全面汇集了瞿林东关于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著。2017年10月17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联合举办《瞿林东文集》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     

李大钊“活的历史”思想探析

李大刽"活的历史"的思想,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和历史学的特性,并阐明了文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方法,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文学思想,闪烁着智慧之光,时三今日,仍对史学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学习“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札记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历史,重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他有着深远的历史眼光、深厚的历史智慧和深邃的历史思维,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集中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贺信"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而且正视时代主题,精辟地回答了中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     

“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1月1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同春园饭店举行。来自北京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以及《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和《人大复印资料》等期刊的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在会议上,专家学者对"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与沟通"、"历史视野与历史研究方法"、"后现代主义史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正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了,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必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伟大的时代必有史学的参与,史学也必将为伟大的时代贡献智慧,这是史学的功能,也是史学家的职责。但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也给中国史学界在新时代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新的命题。这里,我从一名史学工作者的角度,就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谈谈自己的看法。一、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新时代的需要中华民族素有学习和总结历史发展     

《国语》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国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诸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并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它又以记载春秋时期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为重要特色,成功地创设了"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承裁着古代中华民族的智慧。《国语》历史叙事有很高的技巧,成功地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以对比手法叙述事件、刻画人物,揭示出历史的深刻内涵,多角度、多层面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并提供了"纪事本末法"叙述历史的范式。产生于战国初年的《左传》、《国语》两部名著,标志着先秦史学的发展达到重要的阶段,并为中国史学即将出现更加成熟的巨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外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正>【编者按】当代中国史学的开拓创新,既需要从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汲取营养,也需要从域外史学中获得"他者智慧",因此大力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并对这种交流的历史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史学界的题中应有之义。晚近以来,我国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本     

守正创新,仁者之心——《史苑学步》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2019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撰写的《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根据刘先生个人求学治史历程分为四辑,即"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比较研究与史学"、"史学的体与用"、"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是其从哲学角度对史学理论问题思考的最新成果。2019年5月15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在京师学堂举办了《史苑学步》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     

《西方史学思想史》

正于沛主编、王加丰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4月版。该著作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资助的图书,也是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的图书。全书通过在历史语境中考察西方各个时期的史家、史学思潮和流派,清晰、简明、系统地描绘出西方史学思想史的发展图景。在书中,"古代史学"讨论了古代希腊史学和罗马史学、拜占庭史学和西欧中世纪史学。"近代史学"主要从14世纪开始介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这几个时期的历史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中道”观念与中国史学传统

中国早期史学传统具有独特的风格,不仅务求真实记录,而且运用褒扬和贬抑等书法义例评判历史,其依据则是"中道"观念。"中道"观念是上古圣王为政理民的智慧结晶,其传承与发展与中国早期史学传统的品格关联密切,影响后世很大。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译《东方学》)一书自1978年问世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分析西方与广义上的东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研究领域,《东方主义》一书提出的"东方主义"、"他者"、"殖民话语分析"等概念和方法,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史学的理论基础,在批判西方史学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消除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反思西方史学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歪曲和误释,进而再现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期圆桌会议特约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和反思《东方主义》一书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以及它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中的价值。     

第六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将于8月在济南召开

正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将携手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2019年8月16—18日,在山东济南举办第六届青年史学家论坛。论坛以"理论与方法:新中国史学研究七十年"为主题,汇聚青年学者智慧,立足新理论、新方法,深     

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会通"思想作为一种古老的宏观考察社会历史变化的历史观念,经司马迁的深刻理解和《史记》的运用与彰显,在中国史学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从中唐至元初五百年间几部不同撰述宗旨、不同体裁、不同内容的通史著作的面世,把会通思想发展到新的境界,使中国古代史学在通史撰述方面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而马端临是评论这一宏大史学现象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20世纪初的历史学转向——新史学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兰克学派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兰克及其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研究范围上侧重于政治史,历史书写重归纳、叙述,主张"事情如何发生就如何记叙"。20世纪初期以后,"新史学"各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历史写作重分析、评论。新史学与近代传统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两个基本概念上,即"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新旧史学治史理念的差别。     

过去之未来:历史、记忆与历史撰述的伦理职责

本文首先分析了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特征及其兴起的原因,并对各种试图对这一转向作出修正的理论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些修正理论强调了历史中个体的经验和能动性,进而为记忆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哲学和理论基础。记忆研究的兴起,向史学家提出了方法论、史学编纂和伦理上的新要求,并发展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概念。而将记忆与创伤纳入历史研究范畴,则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事实"和"真相"等概念。如何将历史、记忆与伦理整合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史学编纂模式中,依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和存在争议的问题。     

“新史学”视域中的缪凤林学术——兼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比较

缪凤林初期治学对西方诸多史家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学术状态:史学"求真"中有美国伍德布里奇、伯恩斯,英国牛津学派鲍威尔的论述;史学"致用"里有"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主张;史学方法中对史料的审查又有兰克的身影;而史学重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特征又有杜威的源头。但是在这驳杂的史学讨论中,缪氏如梁启超一样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历史为科学、寻求历史发展的律则、重视归纳、演绎等思想多有表露;而随后一改初论,主"科学求同,史学求异",历史要在追求"相关相异"的个性中获得真实。在这种转换中既有西方学术的影响,也更多的承接了中国史学中"史职求真"、经世致用的传统特性,取、守之间对其一生治学影响深远。     

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8年11月17—18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围绕"史学或文化的近代转型理论研究""明清史学近代因素研究"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

一全球史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分支,以宏观视野为特色。①西方历史学科建立以来,从初期的"兰克学派",到后现代的"碎片化"史学,对宏大叙事历来比较排斥。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世界史鸿篇巨制作者威尔斯、汤因比等名噪一时,但都未被视为史学"正统",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终究有限。而全球史不同,若从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算起,     

"厚今薄古":1958年历史学大跃进

1958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开展,历史学大跃进兴起.不同身份的群体参与历史学大跃进,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历史学大跃进的表现,主要有:"厚今薄古"成为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的方针,历史学研究与教学重点转向近代现代史,制定跃进规划大搞历史科学研究,开展社会历史调查并倡导工农群众的历史书写,史学研究机构和学会掀起建设高潮.历史学大跃进过于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过于夸大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看似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实则没有带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热潮退却之后,史学界开始冷静反思并试图纠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既不要指望通过大跃进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又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而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本身,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自信,走不断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