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异族邦伯考

异族邦伯作为一类政治团体早在商代已经存在。西周时期的异族邦伯品类复杂,部分与周关系密切,臣服较早,在伐商过程中立下功劳,故或进入王畿担任官职,或被置于边关要地,承担镇守之职。这类邦伯作为一个团体,参与周王朝的祭祀大典等政治活动,王朝则通过聘礼或劳慰等方式加强与邦伯的臣属关系。部分邦伯处于边域,叛服不定,遭受王朝的武力打击,成为周王的"王臣附庸",供周王驱策或赏赐诸侯大臣。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对封域内的异族邦伯亦有因治之责,至迟到西周晚期,这种因治已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     

本期刊发专题论文和读史札记14篇

正政治史方面的论文是本期的重点。《商代异族邦伯考》讨论了商代对异族邦伯的征服,以及商周对异族邦伯控制方式的差异。《〈诗经·六月〉与金文京的地理问题》分析了金文京的地理位置和周宣王时期的政治形势。秦汉属国制度是学界关注颇多的问题,《秦至西汉属国的职官制度与安置模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考察。《唐末剑     

“因以其伯”——西周时期族群治理的一种方式

封建隶属政策是西周族群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周王授予诸侯管治封域内土著邦族的权力,即《诗经·大雅·韩奕》所称的"因以其伯"。其管治并非羁縻,而是包括组织城防、分派劳役、划定田亩、征收赋税、贡献土产等具体内容。臣服族群并非奴隶,一般作为附属于诸侯的"附庸"而存在,多依旧保有宗族组织。周人采用周礼作为管控异族的重要手段,考古发现不少西周时期的异族群均采用了周礼。西周封建隶属的族群治理政策奠定了族群融合的基调,相比殷商对异族群体的控制更为开放而深入,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两周八百余年的统治基业。     

献簋与商周时代的光氏

献簋又被称为"楷伯簋",历来研究多以该器铭文中的"楷伯"为重,而其中所记载的"献"并不为人熟知。文章以"献"为中心,结合甲骨文及考古材料,探讨"献"的身份及其部族源流,从而认识商代光族和殷遗民的相关历史,了解光族殷遗"献"从商人到周人转变过程中折射出的商周文化融合以及华夏民族不同分支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情况。     

《封许之命》与西周外服体系

清华简《封许之命》为研究西周诸侯及外服体系提供了新资料。西周内外服制继承殷商,是一个政治地理综合体系。西周外服君长包括诸侯和未受封为诸侯的邦君。诸侯包括"侯"、"田"、"男"三种称谓;邦君包括:被周人尊称为"公"的殷商后裔宋君、被称为"子"的蛮夷戎狄之君以及称为"伯"的周之同姓或异族邦"伯"。西周外服还分布着某些内服王臣的采邑,以及身份尚难确定的卫官。公、侯、伯、子、男并立于西周外服;朝见周王、参与王室大和会,是他们对周室重要的"服"之一。朝觐和会上,外服君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礼仪层级。这种层级在春秋时期成为诸侯会盟交往中排定位次的重要参考,并由史家记录下来,成为战国学者建构五等爵制的重要依据。     

中原城邑的风雅

迁殷之前盘庚的训示语提到"新邑",系指"殷"。至此,周人完全接受了商人"邑"的概念。见诸《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尚书·多士》中"天邑商"直接与甲骨文中的"大(天)邑商"相呼应。当氏族公社的一个个聚落终结时,中心邑聚的形成就是历史必然,于是,邑、鄙分开,城、乡对立,雏形初具的城邑文化就登上了历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西周春秋“還(县)”制性质研究——从“县”的本义说到一种久被误解的政区组织北大核心CSSCI

"县(縣)"的本义是把人头悬挂在树上,引申为一切物体的悬挂。春秋时期晋楚齐等诸侯国出现的"县",其实是一些诸侯大国处理一些新征服土地的方式,不再把它们分封给子弟或功臣作为领地采邑,而是直接掌控在公室之下,并派大夫直接管理,所用的名词就是"县",意思正是直接"悬挂"在君主之下的行政区划组织,其性质是直辖性的都邑。这与"县"的本义是密切相关的。西周金文免簠、元年师簋中的"郑還"、"丰還"之"還"应是"县"的通假字,也是指周王室几个屈指可数的未分封出去的并由周王室直接掌控的直辖性质的都邑,由周王朝直接派人管理的直辖城邑。从性质上说,这种"還(县)"和春秋以及战国以后的"县"基本是相同的。西周春秋时的"县(縣)"及其假借字"還""寰"相当于明清时的"直隶"和今之"直辖"。     

西周春秋“還(县)”制性质研究——从“县”的本义说到一种久被误解的政区组织

"县(縣)"的本义是把人头悬挂在树上,引申为一切物体的悬挂。春秋时期晋楚齐等诸侯国出现的"县",其实是一些诸侯大国处理一些新征服土地的方式,不再把它们分封给子弟或功臣作为领地采邑,而是直接掌控在公室之下,并派大夫直接管理,所用的名词就是"县",意思正是直接"悬挂"在君主之下的行政区划组织,其性质是直辖性的都邑。这与"县"的本义是密切相关的。西周金文免簠、元年师簋中的"郑還"、"丰還"之"還"应是"县"的通假字,也是指周王室几个屈指可数的未分封出去的并由周王室直接掌控的直辖性质的都邑,由周王朝直接派人管理的直辖城邑。从性质上说,这种"還(县)"和春秋以及战国以后的"县"基本是相同的。西周春秋时的"县(縣)"及其假借字"還""寰"相当于明清时的"直隶"和今之"直辖"。     

皇天与上帝之间:从殷周之际的天命观说文王受命

所谓受命,是周人为了争取其他方国和部族的拥戴而发动的一场政治造势运动。与殷商王朝以上帝为至上神而排斥天神不同,周人强调敬天,但也接纳上帝,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方国和部族的支持。文王受命肇端于"太姒之梦",周原庙祭甲骨表明,为了祈请商远祖策命文王代商,周人进行了祭祀。随着受命之君文王的离世,周人的这场政治造势运动受到很大的冲击。"文武受命"和"武王受命"表述的出现,彰显了受命主体身份的转换,武王时期的祥瑞吉兆集中出现在观兵孟津这一军事行动的过程中。而金文中的"文武受命"则到了共王时期,这或许与周初分封时所形成的文王、武王、周公三支宗法势力在西周中期以后的分化有关。     

略论北京昌平区白浮墓的族属问题

北京昌平区白浮西周墓出土了带有"其祀"的铭文以及"■"和"■"的族徽,表明该墓地是商周时期"其"国首领或贵族墓葬。其族属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周人,而是当地土著部落方国"其"族人。结合其他甲骨文和金文来分析,"其"国作为一个部落方国,在商周时期与中原王朝是一种由敌对、臣服到最终融合的政治关系。     

商人屡迁中的汤亳

不常其邑、屡迁其都是商人的一大特点,它成为探讨商人活动地域的依据。屡迁之邑,是指商先公、先王的居邑或都城(以下概称为都邑)。各都邑由何王(公)所迁,迁在何处,前人有过不少论述。 有关商人屡迁的最早记载见于《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后人多认为这是指成汤以后至盘庚时,商人共迁过五次都。这五迁之都的地名,在西晋《古本竹书纪年》出土之前还不完全清楚。《史记.殷本纪》与《书序》都列出四迁之地:仲丁所迁之隞(嚣),河亶甲所迁之相,祖乙所迁之邢(耿)以及盘庚所迁之殷(亳)。而在《古本竹书纪年》中,五迁之都齐备,即除有司马迁等所言之四地(邢作庇)外,还有南庚迁奄的记载,“于今五邦”得到了证明。同时可知,这五迁之地不包括成汤之亳都。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此似无异议。 至于成汤以前商先公之所迁,部分地点在先秦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但在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却     

亳在大伾说

"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上古"国必依山川"是为了君王能够通于神明,以神道政教天下.河、岳乃商作为天下大邦、共主之神灵傧居往来所在,祀之即祭祀其中的神灵.毫是建于大河要冲之大伾山上的商人宗邑,由其地则曰丕(伾、岯),筑邑其上则曰邳、(韦阝),由其宗庙形象则曰毫,皆丕山之丕的音转,其山显灵瑞而商人兴,故宗于其上.文章从商代祭河与王邑制度说起,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以两个前提、七重证据,论说毫在大伾山上,为商人百世不迁之庙.毫在大伾,则商史许多问题皆可以通解.     

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

如果把中国视为处于汉文化和制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的势力范围,那么其领域将更为广大。自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到1279年忽必烈征服南宋,中国处于分裂状态长达五百余年。960年,北宋建立,此后的近一千年间,汉族显然在民族间的政权之争中处于劣势：中国北部的征服王朝契丹辽（916-1125）、女真金（1115-1234）,以及位于中国西北边疆的唐古特西夏政权（1038-1227）,都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蒙古元（1260-1368）和满族清（1644-1911）,他们先后征服了整个中国。 与唐及唐以前相比,960年以后,主要民族的个数、以及有效的异族王…     

北魏与元朝“汉法”推行及其成效之比较

正美国学者魏复古提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与"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理论,将十六国、北魏等王朝作为"渗透王朝"的典型代表,认为"渗透王朝"的特点是刻意模仿与吸收汉文化,最终被汉族所同化;而辽、金、元等王朝则是"征服王朝"的典型代表,其特点是上述朝代的统治者们并非仅仅进行汉化,而是着力维护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且与汉文化互相作用1。     

琼结寻古

正琼结,地处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素有"吐蕃故里"之称,是藏源文化山南的中心地带。在琼结寻古,三千年前的邦嘎遗址揭开了西藏文明的曙光,琼结河谷绵延着吐蕃王朝的源头,历代赞普王陵成为吐蕃历史的动脉,金珠村的"百""甲江"是仪式音乐的活化石。多位国内顶尖的史学专家和作家,则带来各自领域对于吐蕃故里的研究成果。     

碾子坡商代遗存族属探讨

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的商代至西周墓葬以俯身葬式最具特色,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在族属上不可分割。目前所见西周俯身葬的墓主均为周人之外的人群,而周人墓不采用俯身葬的葬式,可知碾子坡墓地的族属不是周人。碾子坡俯身葬的观念可能来自殷墟。与泾河上游周边遗址比较,碾子坡商代遗存的族属也不是商人部族或"阮"、"共"之类的东方民族,是否为戎狄或"豳人"无从判断,作为密须氏的可能性存在,但还有待验证。     

商代沚方考

沚方为商西边雄方,初与商为敌,后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而为商强力征服。商采取"毖"、"告"等手段震慑加安抚,与周初对待四国多方的方式相似,这种"征服——诰诫"模式是早期国家管理的特征。沚方臣服后称"臣沚"、"多沚",相当于卜辞"多臣",是商利用征服的异族武士组建的武装,类于周代虎臣、隶仆。出于军事考量,商王保留了沚方领地,组建的"多沚"仍由沚人率领,用于抗击西、北方向异族的内侵。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卜辞"多羌"、"多马羌"都是类似的组织。     

柞伯簋铭文新释

自柞伯簋铭文公布以来,"两派"学者对柞伯世代、"小子"称谓问题争讼不已,其症结在于双方据以立论的前提(即都认为柞伯可以被王称作"小子",王讲话的对象中有柞伯)不可靠。重新审视这个前提,并系联静簋、令鼎等铭文后不难发现:王口中的"小子""小臣"很可能与静簋铭文中的"小子""小臣"身份相当,"小子"应是初学射艺的年轻贵族,"小臣"则是学射于学宫的王之近侍,王的讲话是专门对他们的叮嘱、激励之词,而非对所有参加射礼人员而言,更与柞伯无涉。     

从墓葬材料看丰镐地区西周时期的人群构成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丰镐地区进行了20多次发掘,已发掘1000多座西周墓,但以往发掘缺乏弄清墓葬整体布局的意识,以往研究中也未关注过该地区的人群构成情况。本文将历年发掘的西周墓葬进行统一梳理,据墓葬空间集结情况将该地区西周墓葬分为十个墓区,继而比较各区墓葬主要特征的差异,并将各区墓葬显现出的特点与典型的周人墓葬和商人墓葬进行比较,指出沣西A区显示出与周人墓葬相似的特点,主要是周人墓葬,沣西C区显示出与商人墓葬相似的特点,主要是殷遗民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