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县令任期变动问题研究

任期制是唐代对县令进行管理的重要措施。就制度规定而言,唐代县令任期在三年、四年或五年间不断徘徊,而实际迁转中的任期往往少于制度规定的时间。其原因既有唐虞时期"三载考绩"制的影响,也有唐代统治者选拔人才措施及地域条件方面的因素。县令任期过短对唐代基层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略论北宋入閤仪与文德殿月朔视朝仪CSSCI

"入閤",为唐后期至北宋前期的朝参形式之一,其制始于唐玄宗一朝,历经五代宋初,内涵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至神宗熙宁三年得以废罢。而后,宋廷重新制定"文德殿月朔视朝仪",使五代以来月朔正殿朝参仪制"名实不符"的弊端得到了解决。本文主要以厘清唐宋时期入閤的内涵演变、解读仪制的具体内容为出发点,以期对这一议题作出补充性的研究。     

略论北宋入閤仪与文德殿月朔视朝仪

"入閤",为唐后期至北宋前期的朝参形式之一,其制始于唐玄宗一朝,历经五代宋初,内涵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至神宗熙宁三年得以废罢。而后,宋廷重新制定"文德殿月朔视朝仪",使五代以来月朔正殿朝参仪制"名实不符"的弊端得到了解决。本文主要以厘清唐宋时期入閤的内涵演变、解读仪制的具体内容为出发点,以期对这一议题作出补充性的研究。     

虎门海口事件与林则徐外洋执法

正林则徐在禁烟之外,同时还肩负着其他重要使命,也曾在外洋周密部署,与各国武装商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海口事件"之辨析林则徐赴粤是奉旨行事,谕旨全文为:"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1])谕文中用了"海口事件",而不直接说"鸦片事宜",不禁令人     

陈诚险拒蒋介石入台

<正>1945年5月,蒋介石入台的第一句话是:"我在此地安全吗?"为何?陈诚之故也。陈诚,字辞修,1948年10月赴台湾,1949年1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50年3月任"行政院长",1954年为"副总统",1957年经蒋介石提名当选国民党副总裁,此后连任"副总统"和副总裁。1958年——1963年又兼"行政院长",1965年3月逝世。可以说陈诚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正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府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西)人,唐朝杰出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祖籍昌黎(今属河北),世称"韩昌黎",又因曾任吏部侍郎,世称"韩吏部"。历任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阳山县令、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兵部侍郎、京兆尹、吏部侍郎等职,曾四入国子监,三任博士,后任祭酒。宦海一生,政绩卓著,文名炽盛,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     

清代道员职衔考述

道员,源自明代藩臬佐贰,各道设置之初,其独立性远不及后世,均各带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两司职衔守巡各地。入清后,仍沿其旧制,诸道职衔、品级各不相同。随着道制的完善,道员的地位、作用日趋固定,遂有乾隆十八年停直省守巡各道兼两司职衔之举,同时定其品秩为正四品。自此之后,道员不再是藩臬佐贰的统称,而成一独立职官名称。道员职衔经历了一个从各道坐定职衔,到以一定原则兼衔任缺,再到逐渐弱化兼衔意义,并最终去兼衔定品级的过程。     

明代武职阶官化述论

明初武职具有阶职合一,位高权重,世袭罔替,犯罪难革四个特点。永乐以后,武官人员结构迅速变化,其任用方式也逐渐差委化,武职遂与权责脱离。其后武职只用于表明武官的身份等级、资格与部分待遇,从而阶官化。明朝采取署职与"以某官体统行事"两种虚授武职调整官阶与职位之间的关系;实授武职则表明武官俸级与世袭等级,两种武职与所任差委都要入衔,武官结衔从而叠床架屋。武职阶官化是明代武官制度的重大变革。     

“斡腹之谋”与南宋末年广西城池建设

南宋末年,蒙古欲假道云南或安南进攻广西的"斡腹之谋",在南宋边报频繁出现。在此背景下,宋廷及广西地方官吏将城池建设作为主要应对手段之一。笔者以留存的碑刻史料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厘清了南宋末年广西城池建设之人物、内容,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显示出宋廷对广西边防建设用力颇深。静江城经多次城池建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城防体系,在宋元静江城攻防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北宋提舉常平司監司地位確立考

源自王安石變法的提舉常平司,在熙寧年間主要由轉運司兼領,可謂“分司不分局”。元豐元年,宋廷取消兼領之制,提舉常平官獨立分局治事,官員資序也相應提升。元豐官制改革後,“提舉常平司—户部右曹”系統形成,倉司的監司地位正式確立。元祐時期,新法盡廢,宋廷重新釐定路分監司的考課内容。哲宗親政後,新法恢復,倉司重建。以民事爲主的紹聖監司考課法,繼承了元祐監司考課的改進成果。路分三大監司互申考課和元符監司巡歷制度的定型,使倉司最終固著於路分,成爲既主財利又主民事的監司。     

《雁塔圣教序碑》之褚遂良署衔何以不同

《雁塔圣教序碑》将"太宗序文"和"高宗记文"各刻一碑,分别龛置于慈恩寺塔门的东西两侧。两篇碑文之末,书碑者褚遂良之署衔不同,前者署"中书令",后者署"尚书右仆射",对此后人众说纷纭。本文依据该碑的时代背景、碑文内容、二碑的形制规格及褚遂良的任职情况,通过合乎逻辑的推论,对序、记二碑上褚遂良署衔何以不同,提出一种合理解释。     

以德治家的典范——“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考述

"江南第一家",地处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又称"郑氏义门",系郑氏家族,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3年)年间,太祖朱元璋赐封。     

《光和四年石表》文字考释及文书构成

1983年四川昭觉县出土的《光和四年石表》,结合汉代碑刻及出土简牍,其中部分文句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第(1)~(3)行上部当是一件"君教"文书;"中部劝农督邮书掾"这一职官名称也得以释出。第(3)行下部的"光和四年……大莋守"当与第(4)行下部的"长常叩头死罪敢言之"连读,其中"大莋"为县名,"守"即试用的意思,"长"为"县令长"之"长"。石表正面文字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即"君教"批件、郡的回复文书及另外一段不明性质的文字;侧面3行则是郡下发给县的下行文书。     

非《拔协》视阈下的“吐蕃僧诤”

西藏史籍关于"吐蕃僧诤"的记载,其主干部分大多数来源于《拔协》,包括论辩的过程、"僧诤"的结果以及摩诃衍禅法的内容等,由此造成了众多史书在这一事件上的单一化视阈。去除《拔协》在"吐蕃僧诤"研究中独一权威地位且研究视域多元化之后,就可以发现:首先,"吐蕃僧诤"中并不存在一个正面的交锋过程,所有佛学问题的讨论都是以书面文字的方式展开的,持续时间为三年左右。其次,讨论的结果是禅宗在吐蕃"停废"之议的取消,虽然禅宗在吐蕃发展的黄金期结束,但禅宗系弟子在吐蕃依然活跃。再次,就摩诃衍的禅法而言,也不存在"无分别说"破坏善法的存在基础问题,"无分别说"是在胜义的层面阐释的。     

两晋寻阳郡领县与辖区考

江州寻阳郡置于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初领寻阳、柴桑二县,郡境兼跨长江南北今黄梅、武穴、九江一带地,郡治在柴桑;永嘉元年(307年),增领彭泽、上甲、九江三县,统辖地域向东、南扩展至今湖口、彭泽县;永嘉二年至五年间(308-311年),原在江北之寻阳县治南移至江南之湓口城,寻阳郡遂失去江北地,同时,九江县废入柴桑;安帝义熙八、九年间(412-413年),省寻阳、上甲,原在寻阳县境内的松滋、弘农二侨郡降为县,隶寻阳郡。这一系列变化,是政局变动、区域政治格局、地方政治势力、经济兴衰以及军事行动、策略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往事摭零

作者1959年进馆,2000年退休。今择其所忆41年间所历众多轶事趣闻之部分,以补馆史之缺,同时亦作馆庆80周年之纪念。     

千古之谜试揭秘(连载十)——伊春暨金少屯地域金代历史文化研究新说

<正>"都统所印"乃"万户""军帅"之证明小兴安岭成为保大金王朝的义军之乡——关于金山屯地区金代建置兼"都统所印"分析(一)1974年,伊春市文管站在金山屯横山林场南面的砂山村(当时叫南岔战斗大队)征集到一方"都统所印",系铜质,九叠篆书,印呈现方形,背有梯形方钮,边刻"都统所印",背刻"行六部造,贞佑五年五     

如皋古县衙遗址

<正>历史沿革如皋县衙南望澄江门、宣化门,北倚运盐河。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如皋建县,隋开皇九年（589年）如皋并入宁海县,唐太和五年（831年）,因盐业生产和管理需要,重新规划海陵之五乡设如皋镇。南唐保大十年（952年）如皋复升县,县衙建于运盐河南侧。宋代,如皋县辖四乡,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县令许元建厅立门。元末,县衙毁于兵燹。     

清初广东盐场社会研究——道光《新宁县志》“赵升传”释读

清初"三藩之乱",清廷对藩王在地方上的经济活动多所揭露。以广东为例,康熙20年(1682年)两广总督吴兴祚曾上奏疏,"言尚之信在广东横征苛敛,民受其害数十年。因举盐埠、渡税、税总店、渔课诸害,悉奏罢之"。[1]其举"盐埠"之害:"自藩下入粤,     

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

秦代县属吏的设置非常复杂,而且各自行政职责不很明确。张家山汉简显示汉初县下有秩吏有二百五十石到百廿石的秩级。汉初以降,县属吏的秩等进行了大调整,有秩固着于百石,数目也大大减少。从秦至汉,县属吏的设置体现出逐渐制度化、科层化的发展趋势。汉初县廷中存在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按制度辟署的属吏;另一部分是县令长自行招聘来的宾客,他们是县令长的私吏,公私吏的划分不很清晰。西汉中期以后,私吏消失,制度上明确了分曹执事,员吏明确分为纲纪、门下和诸曹掾史。但尹湾汉简中可以明确地看到编制之外的"赢员",这可能是汉初私吏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因此,在整个两汉时期,县廷中一直并存着公私不同的吏员。同时,秦汉县主官的亲近吏乃因人而异,当时不存在将"门下五吏"定为亲近吏的惯例。另外,汉代的因事设员也使得大部分县只设置了需要的属吏,在小县还有一身兼数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