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

正同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一样,近40年来国内美国史研究的种种变化,无不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息息相关,同步共调。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改革开放,随之而兴的思想解放,以及中美的正式建交,对美国史研究的兴起都是至为有力的杠杆。在80年代的思想和学术风气中,我们的研究者不仅拂去了覆盖在美国历史上的浮尘,而且开始就许多以往未曾触及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并着手编纂大型的美国通史和美国历史词典。在90年代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美国史研究更有突飞猛进     

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

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变化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这三个时间节点是政治上的巨变带来的。首先是20世纪初帝制的终结,宣告了"王朝体系"史学的破产;其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内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再次是改革开放,中国历史学由此真正成为国际历史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8     

改革开放30年的先秦史研究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中国的先秦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表现首先是围绕着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得出了对于先秦历史文化的新认识;其次是靠了思想观念的转变及理论的更新,在走出古史分期讨论的窄胡同以后,学者们的视野更开阔了,研究领域也更广泛了。新时期先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然而无论在专题研究还是在断代史研究方面,都还存在很多不足,还有一系列的课题需要继续开拓。为此,今后一是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二是增进开放意识,加强对西方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有关理论的学习和引进。三是加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联系,实现二者的整合。四是增进学风建设,提倡扎实稳重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突破了史部目录解题式的研究和撰述模式,建立了以史学与时代互动为视点的史学史学科新体系;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在古代史学批评、史学思想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等新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有关中国史学通史与断代史撰述、专题史和个案研究向纵深发展;重视学科基础建设,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关注史学发展最新趋势,探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史学发展的影响。这些说明,中国史学史学科继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高潮之后迎来了又一发展高峰。     

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辽宋夏金史研究

正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生活从此逐渐走向正常,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正常发展的机会。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研究,由此得以迅速发展。辽宋夏金史领域也是如此。不过,相比于中国古代的各个断代而言,40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学术推进尤其明显,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国人对公元10至13世纪——尤其是赵宋王朝——历     

改革开放40年来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正1978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社会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开始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时,中国史学也与中国学术界一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40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中国史学发展同步,在经历了初期的兴奋、彷徨、探索之     

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正中国知识界对外部世界和国际关系的关注大体上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19世纪晚期的寓华传教士曾翻译和撰写一些关于欧洲历史的著作,其中涉及欧洲的国际关系。1926年北京京城印书局出版戴鑫修的《最近世界外交史》,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周鲠生的《近代欧洲外交史》,这两部著作可能是中国知识界撰写的最早的关于外交史的书籍。1948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曹未风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纲》,这大概是大陆出版的以国际关系史命名的首部著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元史研究

正一、序曲:近代以来的中国元史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元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这一时期,以传统修史方法进行的元史研究已接近尾声。真正意义上近代实证史学路径元史研究的开拓者,主要为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三位。继他们而起的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则是以元史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学者,除在国内新式大学受到系统的史学训练外,还曾到海外不少国家留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者对欧洲赋税财政史的研究

欧洲赋税财政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形成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已发表、出版多种著述,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概念,建构了一定理论。在学科体系上,除了开辟赋税财政史研究领域本身,还衍生了西方宪政史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科体系中世界历史重大事项的缺位与不足。在比较的意义上,为中国赋税财政史的研究提供了参照,中国史学者或将在参照系中思考本土赋税财政史的问题,从而获得新的认识。在现实层面上,则有经世致用的意义,可为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与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当然,这一方向还存在若干不足,这在以后的研究中将会逐渐得到弥补或改进。     

改革开放40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

正学术总结是一个时代学术反思的重要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术指归,其总结的学术脉络也绝不与他人相同。对于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发展脉络,众多学者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进行过总结。其后,又有学者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学术进展进行总结。这些总结,有的是全面总揽各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述,不乏全局眼光;有的是就一些热点问题和核心话题进行综述和展望,体现出一定的洞察力(本文参考的总结性和展望性综述文章主要有:相卉《擢秀揽才造就群英——首届唐史高级研究班纪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正在历史学的几个二级学科之中,中国史学史地位特殊,产生较晚,而且发展历程几经波折。其产生,有着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因素,但主要得自国内梁启超等名家在20世纪20年代的倡导与实践。至40年代,陆续出现了魏应麒《中国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几部专著,学术论文的积累也数量可观,学术研究似已打开局面。但与此同时,史学界多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粮食安全

正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粮食安全经历了市场供求关系的几次较大波动:一是三次供过于求。第一次在1983—1984年,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带来的影响,从1979年开始粮食年均增长率达到6.7%,导致粮食供给超过了当时较低水平的有效需求;第二次在1992—1993年,受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带来种粮机会成本降低、粮价上升带来种粮预期收益提高等影响,1989年、1990年粮食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3.4%、9.5%,1993年又较199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正以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告别"文革"时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也随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古代思想史与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不同,它不是立竿见影的显学,没有万众瞩目的直接效应,却隐含着巨大的演化式转变。这种内在的学术演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要比外在的轰动效应更为重要。从纵向看,它反映着中国的历史巨变从经济转型到社会转型再到思想转型的深化过程;从横向看,它表现出观念领域从对抗到融合再到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对历史学科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产生了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史学理论学科。40年来,史学理论学科在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史学理论对整个历史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总结40年史学理论学科成绩的时候,也需要对学科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进行反思,以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先秦礼学与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融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为一体的庞大体系,先秦时期,礼学和礼制高度混融,保存于"三礼"之中,后代的礼学训诂考据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先秦史研究。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在礼学研究中不绝如缕地传承,礼制研究则在20世纪现代人文社科方法传入后,摆脱了作为礼经训诂附庸而存在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并且因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传入,研究方式趋于多样化。民国时期开始使用的"礼俗"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内涵日益丰富,但亦有模糊的地方。考古资料日新月异,其中的出土文献为礼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实物资料则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物化礼乐乃至政治典制研究提供了新素材。以上研究均有长足进展,但在研究的系统化方面则仍然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正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学术领域持续扩展,教学与研究单位数量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一、学科体系(一)学科理论探索20世纪80年代,有关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任务和属性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基本共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新说,既发生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     

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的理论模式转换

检阅新时期以来的先秦史研究,人们完全有理由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鼓舞。无论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先秦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等专题研究方面,还是在传统的夏商史、西周史、春秋战国史等断代研究方面,抑或是关于先秦古国史、地域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新作不断,成就不菲。但是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也的确存在某些隐忧,理论思考的缺失或弱化,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或许是厌倦了以往古史分期讨论的繁杂和空疏,也许是不想再固守社会形态思维的刻板和教条,人们大都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的不屑和怠倦。然而,理论毕竟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论贯通的具体研究,终究会显得孱弱和苍白;没有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学术发展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推进。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普遍性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理论研究的弱化,已经成为制约先秦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瓶颈。历史研究不能逃避宏大叙事,先秦社会性质的判断也不应该缺失,这些都离不开理论思考。有鉴于此,本刊开辟三十年先秦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专栏,以期唤起学界的理论兴趣。本期先行发表几位学者的思考成果,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是为盼!     

1997年的先秦史研究

１９９７年的先秦史研究杨升南马季凡１９９７年的先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内刊布的有关先秦史研究的论文有４００篇左右,专著１０多部,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山东桓台分别举行了国际性的古文字学讨论会和殷商文化讨论会,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西...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正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下,学术氛围逐渐宽松,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者不断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突破了种种禁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随着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观点得以不断引进,形成海内外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使得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思想     

2021年先秦史研究述评

<正>2021年,新材料和新发现不断为先秦史研究提供动力和源泉。聚焦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的热点,相关的反思与总结也蔚为潮流。与此同时,学界一如既往地关注先秦史的疑难问题,多有新见和突破。兹分几个方面略作回顾和介绍。一、新史料与热点反思新发现与新材料。本年度若干堪称重磅的新材料甫一公布即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商代墓葬M235、M275发掘简报》(《考古》第9期)透露所出陶器有明显的东夷文化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