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中的坊

北魏早期,大量徙民遷往平城,其中一部分徙民以"客"的身份進入北魏政權。爲安置這些"客",平城修建了大規模的客館。客與客館的出現,與北魏平城的發展密切相關。一直以來,北魏平城中的坊都被認爲與中古時期的坊制有密切關係,但通過考察客、客館與坊的關係,可知平城的坊並非坊制,此時坊特指圍牆或圍牆所包圍的建築與區域,平城實施的依然爲漢魏以來的里制,而非坊制。平城中的坊實際具有豐富的樣態,爲安置徙民而大規模修建的客館,即是坊的一部分。     

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

招怀政策在北魏王朝政治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批来自周边政权与民族的人士进入北魏王朝后受到优待与重用,从而成为北魏政权及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本文主要从文献记载中“上客”与“第一客”的事迹分析入手,试图对北魏招怀政策总体特征与核心原则进行简要的总结与归纳,力求从一个侧面阐发北魏招怀政策的重要价值与贡献。     

《通鑑》三長制繫年發微——兼論北魏均田制的性質和作用

《資治通鑑》據《魏書·食貨志》,將北魏采納實施李沖三長制的時間繫於太和十年(486),又强調去年,即485年北魏實行的均田制"恒計見口",並不是一種重複記錄。北魏立國之後,均田制實施之前,已在中原以外的大部分地區,逐漸實行了類似三長制的戶口和賦稅制度。均田制是北魏國家在遍佈塢壁的中原地區實行的類似三長制的戶口和賦稅制度,以取代宗主督護制。均田制實施後,北魏大部分地區的戶口和賦稅制度形式上已趨於一致。李沖三長制乃是在此基礎上,"混天下一法",將這些業已在北魏大部分地區實行的制度"明令頒佈,使它一般化"。     

北魏北齐的冕旒服章:经学背景与制度源流

中古时期出现了古礼复兴运动,其时王朝祭服深受《周礼》六冕古礼影响,为此而卷入了经学纠葛;南北朝各政权的祭服安排,还经常考虑文化竞争的需要。北魏诸臣助祭冕服,是三公衮冕八章,太常冕六章;北齐诸臣助祭冕服,是三公八章八旒、章目自山龙而下,九卿六章六旒、章目自藻火而下。这种章旒等级安排,与梁陈、与北周都不相同。汉晋以来,对《周礼》诸臣冕旒等级曾出现过两种解释,一种是郑玄之说,根据"以爵不以命数"的原则来确定诸臣章旒之数;一种以《毛传》和魏晋冕制为代表,根据"各视其命之数"的原则来确定诸臣章旒,但章旒不用偶数。那么北魏北齐章旒都用偶数,就是其特殊之处。对"十二章"的章目内容,东汉永平冕制有一种处理,郑玄另有一种说法。梁陈、北周用郑玄说,而北魏北齐十二章的章目又与二者有异,来自对《伪孔传》的另行解释。本文用"特色寻求"和"新政心态"解释北魏北齐的冕制创新;进而指出隋唐冕制上承北周,不采北魏北齐,这对"隋唐制度不采北周"的看法是一条新的反证。     

基于北魏迁移民活动下的“平城体”书法研究

文章以北魏迁移民活动为视角,结合北魏立国初期积极接纳汉文化这一历史背景,探讨以平城地区为中心的“平城体”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同时,“平城体”魏碑发展中影响最大的河北地区及南朝“投化客”也是文章的研究方向。     

北魏太安元年张永造像考释

张永造像是北魏武帝灭佛后的最早单体造像之一,是在《法华经》思想影响下的弥勒造像。主尊弥勒,与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组合,反映了5世纪北方影响最大的"三世佛"思想;佛像背面雕刻佛传、本生等故事图像,内容选取以北魏所倡导的"孝"道精神为准则。造像沿袭了犍陀罗晚期佛像表现形式,是北魏中期中亚与我国北方的宗教艺术交流的案例。     

云冈石窟的皇帝大佛——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

在象征北魏平城时代的云冈石窟中,有七座高13-17米的大佛。这些大佛以北魏皇帝为原型雕凿,是体现北魏佛教特性的重要作品。作者认为,在初期昙曜五窟四座如来像中,第20、19、18窟大佛为"鲜卑皇帝大佛",第16窟大佛则为"中国皇帝大佛"。三座"鲜卑皇帝大佛",以《魏书》所载初代道武帝的奇特容貌为基础,用魁梧的身躯、巨大的耳朵和眼睛强调了鲜卑王的彪悍。"中国皇帝大佛"则身着汉式衣装,表情睿智,俨然是知书达礼的中国皇帝。从"鲜卑皇帝大佛"到"中国皇帝大佛",反映了北魏英雄形象的转变。对于第13窟并排站立的七身中国式如来像,作者认为与天子七庙制有关,很可能是"七帝七佛造像"。     

略谈北魏后期的实封和虚封

北魏建国前后,特别是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建国以后,在汉族地主士人的帮助下,制定了五等爵位制。但北魏前期,五等爵系虚封,孝文帝太和年间,逐步实行食邑制,封君获得封户上缴的部分封建租税,北魏才由虚封转向实封。史书把此事简称为“五等开建”、“开建五等”,“开革五等”等等。但是食邑制实行后,北魏仍存在有虚封爵位制,也就是说,同时并存着实封和虚封两种制度,这点往往为后人所忽视,也造成     

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

本文详细考辨了北魏创立初年的制度变迁过程 ,指出北魏天兴初以汉晋制度为基础创立的礼仪制度 ,受典制阙佚的影响及北魏创立者汉文化水平的限制 ,实际上是一种“胡汉杂糅”的形态。而由于皇权与旧的部落大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由于鲜卑民族总的文化水平的限制、也由于北魏初期在中原还未能实行有效的统治 ,天兴初创立的一系列有限的汉化制度在数年之后的天赐二年 (公元 4 0 5年 )被鲜卑旧制完全取代。作者揭示北魏历史上这一次研究者鲜加留意的倒退事件 ,意在说明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变迁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北齐墓葬文化格局论

随着北魏的分裂,北朝墓葬文化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奠定了此后隋唐文化的发展趋势,其中东魏-北齐所起的作用更显重要。东魏都城邺城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种类与组合延续着北魏末期洛阳地区的基本特征,墓葬壁画则突破北魏中、晚期墓葬所遵循的"晋制"的束缚,开创了新的范式。不过,都城地区的文化辐射强度偏弱。至北齐时期,新的墓葬文化格局趋于定型。北齐霸府晋阳与都城邺城形成"双核"体制,呈现出一体两面、文武兼备的互动关系,都城地区墓葬文化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但是,北齐东方地区的汉人士族墓葬在文化上存在着较多与邺城、晋阳不一致的异动,尤以青齐地区最突出。北齐灭亡后,其文化残局从正、负两个方面深刻影响了隋唐社会制度与历史走向。     

略论近代新疆“客邮”

"客邮"是指西方列强在中国非法开设的邮局。"客邮"始自乾嘉之时,鸦片战争后更是纷至沓来,对中国的邮政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疆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客邮"在新疆的设立、发展和撤销过程与内地有异,本文拟从这几方面加以论述,并分析"客邮"对新疆邮政的影响。     

大同近年发现的几件北魏石础

山西大同即北魏平城,是北魏前期都城所在,从公元398年到494年的近百年间,它一直是北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多次发现北魏时期的重要建筑遗址和墓葬。近年来大同市博物馆新入藏了数件雕制精美的     

塑造正统: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

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在胡汉问题、南北正朔之争、皇权等因素主导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历史层面。北魏前期先祖祭祀以东庙为主,至孝文帝改革先祖祭祀制度,太庙祭祀的地位始得以凸显,彰显出北魏先祖祭祀由胡汉杂糅走向以华夏制度为主导的历史转变。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经历了孝文帝之前"天子七庙"的形成以及孝文帝以后太庙制度的确立两个阶段。中古时期宗庙制度的构建在经学理论上主要以郑、王礼说为依托,两晋南朝宗庙制度采用王肃学说,而道武帝所立太庙,分置始祖、太祖,具有缘饰经典及郑玄学说的明显迹象。此后在学说的择从上,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呈现出由兼采郑玄、王肃学说到全遵郑玄学说的趋势,并在孝明帝时期最终确立相对完备的宗庙制度。北魏以承继西晋自居,而在太庙制度的构建上,并未依从两晋南朝之制,显现出与东晋南朝争正统的态势。     

北魏社稷祭祀礼仪的考察

天兴元年（398）,道武帝在首都平城设置社稷,并制定社稷祭祀礼仪。道武帝设置社稷,参照了晋代“二社一稷”的模式,即设置了太社、帝社和太稷。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依然在首都设置太社、帝社和太稷。道武帝实行的社稷祭祀礼仪,也仿照了晋制的规定,所以,祭祀的神祇、时间、日期、用牲、三献仪式,都与晋制大体相同。只是为了与北魏的土德结合,祭祀定日采用“戊”日,即以天干定日,而放弃了晋代的以地支定日的做法。孝文帝改革后,将北魏的土德改为水德,因而,也就将原来的以天干定日改为晋代的以地支定日,又延续晋制的规定。因此,北魏的社稷祭祀实行的正是中原汉族王朝的礼仪。北魏王朝还将社稷祭祀礼仪与皇帝统治相结合,因而,就使社稷祭祀与郊祀天地、宗庙祭祀都居于重要的地位。所以采取这种做法,正是要利用社稷祭祀来显示皇帝统治的至高无上,并且,还能够作为被统治者臣从皇帝的表现。而且,北魏社稷祭祀礼的实行,还是王朝推行有利于农业生产措施的体现,因此,也就成为促进拓跋鲜卑人与汉人融合的不能忽视的影响因素。     

北魏八部制政区新探——兼论司州政区的若干问题

北魏天兴元年,在"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下,道武帝首先完成"正封畿"以及"八国"的设置。道武帝最初设置的"八国",延续了拓跋魏立国策略"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的内在逻辑。至天兴二年初建司州,"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设计方见轮廓。其后,八部政区与司州政区的变动皆以此为基础拓展、演化。至天赐年间,司州政治地理的一系列变动引发八部突破畿内与畿外的地理界限,形成以"八部五百里"为新界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八部政区之内,道武帝因地设置鲜卑官号,位亚牧守,与郡县分民而治。秉承八国制而改置的六部大人,通过进入爵制序列体系,将部制政区定格为与州等级的特别行政区。而道武帝所开创的部制政区与司州相互联结的政治地理进程,亦随之消沉。     

“魂人”礼俗与北魏文化认同

北魏的"魂人",是一个颇具民族色彩与时代特征的词语,指被用以象征死者神灵或作为死者灵魂依托的人,与先秦祭祀中的"尸"实质相同。起源古老的、类似于在中原地区早已消失的"尸祭"的"魂人"礼俗,曾经不仅盛行于拓跋鲜卑民间,而且存在于北魏皇室。但"魂人"与"尸"不能等同,一般不宜以"尸"直接替代"魂人"。其最大区别在于选择标准不同。"魂人"的选择最看重的是状貌与死者相像。即使并无血缘关系,祭祀者仍将其视同亲人。这两点也最为汉族士人所诟病。高允严厉指斥"魂人"礼俗既不符合秦汉之礼,又不同于华夏古制,严重损害社会风气,希望文成帝以移风易俗为己任,根除"弊俗",但其建议并未被采纳。"魂人"礼俗的消亡时间无法确考,或已至孝文帝改制时。这一礼俗的存在与逐渐消失的过程,是北魏文化认同曲折进程的一个集中反映。     

魏韩君夫人舆氏墓志小考

北魏韩君夫人舆氏墓志是韩兴宗之妻慕容氏的墓志。此志对于探讨北魏内廷官"内小"的演变,韩氏与慕容氏的交谊,以及慕容氏在北魏的遭际,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南、北石窟与奚康生

北魏晚期,拓跋贵族奚康生在其管辖的泾州地区(今甘肃陇东)连开南、北两大石窟,此二石窟是今天陇东地区保存的规模最大的两处北朝石窟。本文以此为依据,探讨奚康生开凿此二石窟的政治背景及目的,论述了二石窟的"七佛"造像题材与"北魏七帝"的关系及龙门风格对此二石窟的影响等。     

清代四川客长制研究

随着清初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四川,客长这一具有移民社会特质的地方基层管理人员便在四川城乡各地出现。通过对客长的任免程序、功能及其与保甲制关系的考察发现,在面对移民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非常态"社会中,清地方政府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将民间自发的管理方式纳入官方既有的管理体制之中,既强化了对地方的监管,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的稳定。     

高闾民族观述论

高闾的民族观是从其北魏拓跋弘朝末上表的《至德颂》和孝太和十四年议定五德行次的言论中反映出来的。前以为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是承继夏、殷、周、汉的王朝,属华夏正统;后在按五德行次为北魏作正统定位时,以为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国、慕容鲜卑燕国和苻氐秦国同样是华夏正统王朝。在民族关系中,正统观实质就是民族观。高闾的民族观是北魏当时政治需要的产物,更是传统民族思想影响的结果。其核心是以化论民族及其政权的性质,即凡在中原立国并行华夏先王之制的王朝即属华夏正统;民族的分野,不在血统,而在化。从高闾的民族观可看出当时北魏汉化发展、统治阶层胡汉间的结合以及汉士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同都达到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