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梁启超学术关系之考察

胡适承认其学术思想受益于梁启超。两人在《管子》、《老子》、孔子、《墨子》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而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则互有启发;其学术关系大致可概括为,胡适对梁启超最初推崇,后心存芥蒂,最终释然;总体上梁启超有长者风度,胡适则尽了后学之谊;他们的学术争鸣体现了健康的学术生态,值得提倡。     

梁启超"《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诸子学的近代复兴,与梁启超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1922年,梁启超公开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与胡适进行学术争胜.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接受了叶适、汪中、崔述、康有为等本土学者的观点,还在于其间接地受到了日本学者斋藤拙堂《老子辨》五篇的学术启发.因此,这一整合中外的学术观点一经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回响.而该说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于,不仅进一步破除了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还推进了学术界关于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总之,"《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史学特点之比较及其学术关联

本文认为,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进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家。他们先后引领了三大史学思潮,体现了史学近代转型的阶段性进步。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之间还有学术关联,彼此之间存在不少学术争论,又反映出其治史特点的差异。胡适、郭沫若均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梁、胡有直接的学术交往,梁、郭则没有。胡、郭的学术交往反复曲折,学术论争中夹杂着政治和个人义气的因素。文章最后对近年来贬损郭沫若史学地位的倾向作了辨析。     

“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梁启超“荀学”评价为对象的考察

梁启超在不同时期对荀学评价的变化,展示了他一生游离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活动轨迹。在梁启超热衷于政治宣传的时期,他抨击荀学。在政治失意游历欧洲之后的几年中,他借学术手段而行其政治思想,这段时间他对荀学的评价与早年不同,但并不客观。梁启超晚年全身心投入学术事业以后,能够客观评价荀学,为其一生的学术事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善变之豪杰——论梁启超的“多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启蒙思想家和学术大师,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梁启超的"善变",如果不认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其一贯主张,就会造成对他的"误读"。     

近三十年来《清代学术概论》研究综述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研究清代学术史、思想史的必读之作。学界对《清代学术概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本文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酌取学界关于《清代学术概论》的成书背景、"以复古为解放"思想"、治学精神"、价值和影响四个方面作一综述,以期能为《清代学术概论》的研究有所助益。     

梁启超与社会学

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对社会学理念的吸纳而使他确立了"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确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梁启超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又得到充分体现,以至当今学者论断,梁启超开启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另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构想

梁启超积极应和一战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撰述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对儒学史与儒学进行重构诠释,从中可以窥见梁启超的思想意图和他所要建构的"新文化"建设方案。梁启超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以清学的科学精神及方法将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新定义为"科学的情感哲学",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自先秦到晚明清初儒家义理体系进行了提炼,以阳明学的"事上磨练"作为这种"新道学"的习得途径,在此基础上与西方自然科学化合成"新文化",融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梁启超用来建构"科学的情感哲学"的思想人物,基本与胡适相同,但归结出很不同的思想路线、旨归。     

岭南文化与梁启超的学术个性

在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论治学之严谨,方法之一贯,出身岭南的一代文化大师梁启超不仅无法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相比,甚至于与晚辈胡适等人也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梁启超的学术给人们的影响——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却是其他人难与比肩的。直至今天,他的学术似乎仍是一个解说不尽的话题。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耐人寻味。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努力,力图探索导致这一学术文化现象的个中原由,虽不乏其合理性,但并来揭示其真正的意蕴。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表证着梁启超的学术不仅有其别具一格的品格与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一种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的指认。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首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发表了各自有关梁启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梁启超的国民和性别观、思想和文化观、哲学和科学观、政法、经济和社会观、民族和宗教观、史学和文学观、新闻、舆论和教育观以及梁启超和同时代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选题广泛而细微,视角独特而开阔,或对传统看法进行了再审视,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多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发现和运用了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精神。     

梁启超对先秦儒家伦理与政治关系的解读

正梁启超1920年欧游回国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评价。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伦理和政治关系的研究,是其中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一、孔子学说以人格养成为目标梁启超对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以很高的评价。说:"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代表",如无孔子,"则吾史殆黯然无色。"认为中国人两千年来能凝为一体,"维持其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1]梁启超认为,孔子之伟大乃在其人格。他以孔子与世     

梁启超与墨学

梁启超是近代首先尝试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治墨学的大家。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既有《墨子》本的校勘,也有墨家思想的研究。在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中,梁启超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方法上看,其墨学研究上承孙诒让,下启胡适,是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论转化的中间环节。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一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与近代的戴学复兴

戴震学术在清代即已引人瞩目,产生较大影响。不过当时学大都只看重戴氏考据学,轻视其义理学。今日戴震广为人知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家之完整形象,则是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大力阐扬的结果。在这方面,章太炎有首倡之功,刘师培有完善之力,民初梁启超等人借纪念戴震诞生200周年之机所掀起的研究高潮,促使戴学渐成显学。可以说,正是经由他们的不懈努力,戴震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完整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     

梁启超历史编纂思想的革新性与继承性

梁启超在撰著《新史学》之时,为了反映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倡导"史界革命",激烈地批判旧史学以记载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种种弊病。而实际上,梁启超论著中又有大量论述强调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精华应当大力继承和弘扬,在他身上,革新性与继承性二者都有强烈的体现。而这种学术品格也正是他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深刻原因。我们应当重新发掘史料,梳理其历史编纂思想的发展历程,重新给予这位近代史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恰当的历史定位。     

谈“虚己”——读《清代学术概论》所得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治学方法时提出＂虚己＂一说。但是,现在的历史研究总是不经意用自己的先入之见对历史事件做出评论。对人物的评价是这样比如梁启超的评价问题,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也是这样比如鸦片战争的结局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做到＂虚己＂才能不蒙蔽自己也不蒙蔽他人。     

陈漱渝:我吃了三十二年的“鲁迅饭”

如同莎士比亚是英国人心目中的文曲神,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就如同一座不可绕过的山,一个伟大的文化奇观。自上世纪30年代迄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多少人为了攀登这座高山,为之皓首穷经,毕其一生。陈漱渝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学术智慧融入到鲁迅的不朽经典中的学术大家。从青春岁月到年逾古稀,30多年的鲁迅研究生涯,陈漱渝已然是名至实归,著作等身,但他简单地总结说:我只是吃了32年的"鲁迅饭"。吃"鲁迅饭",是鲁迅研究界的自我调侃,但这个调侃并不轻松,看看陈漱渝先     

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梁启超与方志学新论

梁启超首倡"方志学",其背景是近代方志发生重大转型。本文首先梳理梁启超方志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旨在探索梁氏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考察方志学的研究理路,厘清近代方志转型时期方志学理论构建的历史脉络与渊源流变。以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探析近代方志学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变化,对于当今方志学理论建设和方志学学科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唯物史观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思路的转变——以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为中心的讨论

清代学术思想史自清末以来即为近代史家所重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又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中谭丕模所著《清代思想史纲》即当时较有特点的一部。该书之成一方面得益于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文史学科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由唯物史观的传播所促成。该书大体赓续章太炎、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论述的思路,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大学教育影响的痕迹;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该书则不乏新见,这主要由唯物史观所赋予。在唯物史观和时势变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思想史的写法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学术史的写法,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思想史领域的主流。以《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为中心展开的相关讨论,一方面呈现了以大学教学、研究活动为媒介,近代史学研究推陈出新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亦反映了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